序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以“书契”易“结绳”的“后世圣人”是什么时代人，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据考古研究发现，夏朝即有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这应该是文字的雏形，而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商周冶铸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石头上的刻文，可以算是中国最早书籍的雏形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出现，当以简帛为书写载体，东汉造纸术出现后，纸又取代简帛成为书写载体，书籍的形制经过卷轴装、蝴蝶装、线装等装帧形式的变化，最终发展成为今日模样。
书籍是人类的知识载体和交流工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清人孙从添说：“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天下唯读书之人而后能修身，而后能治国也。是书者，又人身中之至宝也。”[1]深刻地阐释了书籍与人类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书籍产生之日起，人类就同时开始了藏书活动。古代藏书活动一如社会发展，其间经历了数不尽的磨难，但无论朝代如何嬗替，岁月经历多少轮回，人类这一伟大的文化活动始终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历久而不衰，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藏书活动保存了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整理传播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泽惠后人。
古代藏书成就非凡，故藏书史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宋代版刻盛行，私家藏书繁荣以后，学术界便开始了藏书史研究，但是，研究者往往重典籍，重过程，对藏书活动的主体——藏书家缺少足够的关注，各类以传记为主体的史志，传主的身份非富即贵，或忠或烈，学者传记则分属儒学门或文苑门，从未设立过典藏门或藏书门，而古诗中虽有咏藏书家和藏书楼之作，但吉光片羽，不成系统。直至晚清学者叶昌炽创作《藏书纪事诗》，把藏书家作为独立传主，史传作品才开始确立一种新题材、新样式。
清人叶德辉论《藏书纪事诗》说：“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2]该书所记古代藏书家起自五代，迄于清末，共七百多人。叶昌炽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体例，每篇由诗歌、系名、注文三部分构成。其中，诗歌全部是整齐划一的七言绝句，由一位或几位藏书家史料构成，内容一般是撮录他们最具特征的藏书楼名、藏品、藏书事迹、著作、学术观点等；系名即在绝句后附本篇所叙述的一位或几位藏书家的姓名；注文是从正史、方志、笔记、诗文集、墓碑、书目题跋、时贤言论、作者见闻等各种史料中辑录出藏书家事迹，或作为绝句的注脚，或仅与本篇所叙藏书家有关，而与诗无涉。作为《藏书纪事诗》的主体，注文辑录文献的内容包括藏书家的姓名籍贯、生平行止、藏书事迹、学术成就乃至掌故逸闻等，从而提供藏书家的基本史料和学术线索。
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当时即有“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3]之赞语。近代以来，多位学者从事续补工作，主要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和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以及蔡贵华《近代扬州藏书纪事诗》等。上述作品或以断代为史，或以地域为史，或钩稽史料，或亲见亲闻，凸显各类藏书家为保存和传承古代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彰显藏书家的人格魅力，把藏书纪事诗创作不断推向新高度。
人文学科中，史学和诗学是最有力量的，史学需要渊博的知识积淀，而诗学需要才情的长久磨炼。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培养出众多史才诗人或诗才史家，而史学和诗学交融而成的完美书写，在藏书纪事诗上得以体现。史书撰写注重史料搜辑和爬梳，重在客观和严谨；而诗歌创作需要文学天赋，是知识与激情的结合。藏书纪事诗的出现，很好地融合了两种文体的优长。
藏书家不是社会上赖以生存的一种职业，而是社会人群中基于知识修养、性情嗜好、专业需求、收藏动机、财产收入、所处境遇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以保存图书为己任，以传播文化为天职，他们为追求精神生活而不惜牺牲丰厚的物质享受，其生也短，而泽被绵长。藏书纪事诗运用艺术性手法为藏书家立传，将绝句和传文有机结合，诗句虽短，但蕴含丰富的内容，与传文相映成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作用。藏书家的事迹和精神在短短28字中情态毕现，内容包括歌颂藏书家保护图籍的献身精神，介绍藏书家的藏书特色，赞扬藏书家爱书如痴的动人事迹，评述藏书家的学术方法与成就，揭示藏书家的奇闻轶事，介绍藏书家对古代文化事业的贡献等，史料丰富，精心提炼，字斟句酌，诗味绵长。
但是，叶昌炽等人并非仅仅局限于客观地反映历史，停留在撰写藏书家传记这一层面上，他们要在“史”的基础上继续升华，与“诗”的创作技巧有机结合，从文学的层面彰显藏书家的精神特质。这是因为，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有意境，最能抒情的，它对语言的淬炼、运用，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往往能够融入国民的血液中，成为一种精神传统。藏书纪事诗这一做法，与古典小说、戏曲等的开场诗或结尾诗一样，有凝练，有总结，还有引人深思的意味，在诗句中品味传文，在传文中寻找诗意。其不独是古代文人独有的兴味体现，也是读者审美感受的需求，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藏书家被认为是百家之外特殊的一家，其藏书活动，包含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藏书史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因此研究古代藏书发展，是一项既有历史意义又富有现实价值的工作。
传统文化在多数藏书家身上得到完整呈现，在他们极力维护发扬下，古代文化核心部分历久不衰。明代广东藏书家梁朝钟身上有着古代文人的铮铮铁骨，在清兵攻陷广州之时，他不为淫威所胁，毅然赴死，令人景仰。明末清初嘉兴藏书家沈嗣选侍母极孝，顺治二年（1645）奉母避兵，群盗知其为孝子，相互告诫不许侵扰。上海近代藏书家王植善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后留学日本，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于上海创办私立南洋中学，自任校长并兼国文教员。民国十五年（1926），南洋中学图书馆正式建立，王植善将私人所藏全部图书捐给该馆，供公众阅览。“五四”时期的外交总长曹汝霖是王植善的妹夫，家饶赀财，但王植善深鄙这位高官亲戚，虽一度生活穷困，但从不向其求援。
古代藏书家不仅注重于典籍的收藏，他们还从事抄补、校勘、刻印等工作。藏书纪事诗诸作十分注意收集这方面的史料，全方位反映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如清代徽商藏书家鲍廷博，不惜家财，拿出父祖经营所得的全部财富，致力于典籍的收藏、校勘和刊刻。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他把家藏珍善之本七百余种进呈，号称“献书之冠”。受到清廷赏赐后，鲍廷博十分感动，举全家三代之力编刻《知不足斋丛书》，晚年家财用尽，无以为生，但矢志不渝。
藏书与读书是一对孪生姐妹，藏书提供更多的可读之书，而读书多了，见识大长，更有眼光，利于鉴别。古代藏书家多好学，他们博览群书，对藏书和读书的关系多有清醒认识，如宋代藏书家尤袤尝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4]，千古传为名言。清人何绍基说：“藏书不解读，如儿嬉戏得珠玉；读书不能藏，如千里行无糗粮。”[5]辩证地阐明藏书和读书的关系，发人深思。古代绝大多数藏书家通过藏书而读书，而治学，从而走上仕途，他们对于读书十分看重，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传播知识，弘扬文化。
藏书家十分重视藏书数量，以多聚典籍为追求，因而古代藏书楼多称“万卷”。同时，藏书家们更看重藏书品质，刻意收藏宋刻元刊、稿钞校本，为此演绎了一幕幕曲折的收藏故事，古代藏书中的大量精品得以留存至今。藏书家们还在藏书理论、藏书楼设计、典籍保护和利用等方面作出了多方探索，丰富藏书文化内涵。如宁波天一阁典藏大量珍善图籍，自明代以迄于今，楼主范氏世代勤于修缮，成为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私家藏书楼，为古代私家藏书史书写了一部文化传奇。
一种传统文化处在衰落过程中，必有一些钟爱传统文化之人挺身而出，他们尽心守护，绝不让文化断层。藏书是一项最具传承意义的工作，古代藏书家往往子承父业，世代守护，终成藏书世家。藏书世家十分重视家风建设，如宋代藏书家苏颂曾为子孙立下这样的家训：“惟苏氏世，宦学以儒。何以遗后？其惟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6]明确告诫后世子孙以藏书、读书为人生要务，弘扬追求知识文明的可贵品质。
[1] （清）孙从添：《藏书记要》，与祁承
《藏书记》合刊本，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39—40页。
[2]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首《叙》，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页。
[3] （清）吴郁生：《缘督庐日记钞序》，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首，王季烈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王欣夫补正）卷一《尤文简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以下引用该版本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5] 《藏书纪事诗》卷六《刘康春禧 袁芳瑛漱六》引何绍基《东洲草堂集·阅宁乡刘春禧康红豆山房藏书目喜而有赠》，第684页。
[6]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七十二《诫》，王同策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