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俗讲”“转变”的仪式性与程式化

唐五代的俗讲是按一定的仪式进行的，敦煌写卷P.3849S曾对俗讲仪式有具体说明：

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座了；素唱《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十波罗蜜等了；便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经一会了；便回发愿取散，云云。[24]

据此可知，俗讲仪式主要包括“作梵及说押座文→唱释经题→开经发愿→说经正文→回向发愿→念佛散座”这些程式化的步骤。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一文中还对讲经尤其是俗讲的讲唱方式有更为具体的阐释：

正统派的讲经，是讲前唱歌（押座文），讲后散席时唱歌（解座文），讲解中间不唱歌。俗讲讲唱经文，则不但讲前讲后唱歌，连经题经文也得揭调唱出来。讲解经文时，则例以一段白一段歌的方式继续下去，直到讲完为止。于是道场变成了歌场，和尚讲唱，已与伎艺人无别。变文只是不唱经文，其余皆与讲唱经文同。专讲故事不背经，更与伎艺人无别。[25]

这便清晰地揭示了“俗讲”“转变”的仪式性与伎艺化特征。这种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敦煌变文中程式化讲唱方式的运用，来加以体察与领会。

其一，敦煌变文中存有不少可以作为底本、供表演者使用的押座文、解座文，例如《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押座文》《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解座文汇抄》《解座文》（伯3128）等。这些押座文、解座文，作为俗讲、转变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频繁的讲唱演出中，逐渐形成俗套。押座文，一般以较为整齐的七言韵文形式出现，置于变文之首；其作用主要为“静摄座下听众”[26]，故“押座”亦作“压座”；内容多宣扬人生无常，俗世苦短，奉劝世人勤修佛法，以证正果，末句常用程式化的套语，如“能者虔恭合掌着，清凉高调唱将来”“乐者虔恭合掌着，经题名字唱将来”“各各虔心合掌着，经题名字唱将来”[27]等，以引出经题。同一篇押座文，往往可以在不同内容的讲唱表演中重复使用。譬如《破魔变》（伯2178）卷首有“降魔变押座文”云：“年来年去暗更移，没一个将心解觉知。只昨日腮边红艳艳，如今头上白丝丝。尊高纵使千人诺，逼促都成一梦斯。更见老人腰背曲，驱驱犹自为妻儿。”[28]这篇押座文，就被《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全文采用。单行本《八相押座文》与《太子成道经》（伯2999）之吟词也基本相同。同时，在不同的押座文中，常可见到一些语词、句意类同的套语。如《维摩经押座文》末云：“今晨拟说甚深经，惟愿慈悲来至此。听众闻经罪消灭，总证菩提法报身。火宅茫茫何日休，五欲终招生死苦。不似听经求解脱，学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着，经提名目唱将来。”[29]这几句话又分别见于《八相押座文》《温室经押座文》《八关斋戒文押座文》，仅个别字词略有差异。解座文，则置于文尾，亦为整齐的七言韵文套语，如“高声念佛且须归，只向阶前领偈去”“明日依时早听来，念佛阶前领取偈”“明朝早到与君谈，且向阶前领取偈”[30]；又如“适来和尚说其真，修行弟子莫因巡。各自念佛归舍去，来迟莫遣阿婆嗔。”“今朝法师说其真，座下听众莫因巡。念佛归急手归舍去，迟归家中阿婆嗔。”[31]这种韵文套语，其作用就是提醒听众本次讲唱到此结束，规劝他们回家念佛修行。

其二，正文开讲时，往往散韵相间，讲唱结合。讲唱者先用散文讲说一段，再用韵文将前面讲说的内容咏唱一遍；或韵文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出现，承接散文，推动情节的发展。由散文讲述转入韵文咏唱，往往有习用的过阶套语。如《目连变文》“当尔之时，有何言语”；《丑女缘起》“当尔之时，道何言语”；《八相变》“当此之时，有何言语”等。这些套语式的设问，目的在于提醒观众注意聆听。至于“……处，若为陈说”，则是指点“变相”（与变文配套的图画），咏唱“变相”中某处所画的内容。如《汉将王陵变》“二将斫营处，若为陈说”；《李陵变文》“李陵共单于斗战第三阵处，若为陈说”；《王昭君变文》“倾国成仪，乃葬昭军（君）处，若为陈说”；《降魔变文》“悲喜交集处，若为陈说”，等等。

其三，除了上面所提“当尔之时，有何言语”的设问套语外，讲唱者还喜欢模拟听众，设为问答，构置悬念，吸引听众。例如，《庐山远公话》“是何人也？便是庐山千尺潭龙，来听远公说法”“争得知？至今江州庐山有掷笔峰见在”“远公还在何处？远公常随白庄逢州打州，逢县打县。”《韩擒虎话本》“贺若弼才请军之次，有一个人不肯，是甚人？是积代名将韩熊男”“排此阵是甚时甚节？时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等等。对设问的运用，固然是俗讲者的本领，但也是基于讲唱伎艺的实际需要。

其四，变文讲唱者在叙述某类题材的故事时，也初步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表达方式。以演史类变文为例，《韩擒虎话本》写韩擒虎与陈将任蛮奴比斗阵法，与蕃使比试箭术；《汉将王陵变》写王陵夤夜偷营劫寨；《李陵变文》写单于火攻李陵，这些斗阵、比箭、劫营、火攻等描写，就初步形成了战争场景的程式化描述方式。在描写行军程限时，变文中常有这样的套语：不经旬日之间，即到某地。如《韩擒虎话本》多处即云：“不经旬日，直至锅口下营憩息”“前后不经旬日，便到蕃家界守”“前后不经旬日，便达长安”，等等。描写军容阵势，则常常云：“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张议潮变文》）而描写两阵对圆，变文也会写到将帅的打扮。如《汉将王陵变》中就有楚霸王项羽“身穿金甲，揭上头牟，搭箭弯弓，臂上悬箭，驱逐陵母，直至帐前”的句子。写战争的胜败场面，变文也逐渐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格套。如《伍子胥变文》中的这些句子：“西军大败，遍野横尸，干戈不得施张”“吴之战士，并总平安，杀楚兵士，横尸遍野”“子胥领兵共越交战，杀越兵夫，横尸遍野，血流漂杵”，等等。

总之，敦煌变文中程式化讲唱方式的运用，使其凸现出鲜明的口头说唱特征。以研究口头史诗著称的美国学者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就指出，口头史诗的创编主要依赖程式化的套语、场景与故事型式来进行，这是口头文学创编的基本特点[32]。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俗讲”“转变”也是一种比较地道的说唱伎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