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俗讲”“转变”的兴起

所谓“俗讲”，实际上就是将“讲经”的形式与内容通俗化，而其通俗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对佛经进行变易，包括转换文体、改变用语、讲唱一些非佛经的故事等，所以“俗讲”又有“转变”之称，“所谓转变，主要是从伎艺角度对变文、俗讲的又一称呼”[10]。佛教徒在“俗讲”“转变”时为了“悦俗邀布施”[11]，往往有意追求所讲内容的通俗性、故事性和娱乐性，他们不仅讲说佛教故事，而且还广泛涉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以及现实生活事件。郑振铎先生曾推测说：“为什么在僧寮里会讲唱非佛教的故事呢？大约当时宣传佛教的东西，已为听众所厌倦。开讲的僧侣们，为了增进听众的欢喜，为了要推陈出新，改变群众的视听，便开始采取民间所喜爱的故事来讲唱。大约，这作风的更变，曾得了很大的成功。像上文所引的僧文溆的故事，他便是一个大胆的把讲唱的范围，从佛教的故事廓大到非佛教的人间的故事的。当时听众的如何热烈的欢迎，如何赞叹表示的满意，我们可于赵璘《因话录》那段记载里想象得之。”[12]他所提及的《因话录》，是这样记载文溆“俗讲”之事的：

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13]

这样一来，“俗讲”“转变”便开始远离了宗教宣传的目的，并逐渐由寺院斋会走向了民间。晚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记载说：“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14]由诗中内容可知，这是一位色艺俱佳的女艺人正在搬演《王昭君变文》，其说唱配合画图，不仅形象可感，而且声情动人。而王建的《观蛮妓》亦有类似记载：“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15]由此不难看出，“转变”已与民间说唱融汇在一起，逐渐步入了世俗化、伎艺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