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彦周的“复出”与“北京的思想”

1972年春节，安徽省文化局局长吴平为了把省里的文艺创作搞起来，在文联机构已被取消的情况下，组建了创作研究室，自己当主任，把鲁彦周从干校调来当副主任。“创研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文学组、戏剧组、评论组、美术组都有了，也就是个小文联。鲁彦周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创作上想出点什么名堂，几乎不可能，但让省里文艺界的许多人出来工作，是件大好事。……不但自己‘解放’了，还‘解放’了来创研室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一些人。”[16]被组织安排工作，意味着鲁彦周的“文革”提前结束了。但他作为作家的真正“复出”，还要等到1976年之后。命运的机缘巧合，又让鲁彦周的“复出”进程，可以从地域性的角度划分为“外省”（安徽）和“北京”两个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鲁彦周在五六十年代也写了不少小说。但他在“文革”前的名声，主要还是作为一名戏剧作家与电影编剧获得的。除了成名作《归来》之外，鲁彦周还有五部电影剧本（包括和别人合作）正式投拍，另有已经准备投拍又因政治运动被迫停拍的三部，“那时不像现在每年国家要拍上一两百部影片，那时一年只能拍七八部最多也不过是十几部影片，我写电影有这么高的投拍成功率是很少见的。”[17]因此，在“文革”之后，鲁彦周也首先是以“金牌编剧”的身份重新执笔，出山后的第一部作品，是与他人合写的反映治淮工程中的反特斗争的电影剧本《巨澜》。

到了1978年春天，重新恢复电影界领导工作的夏衍[18]，感到急需一部推动农村改革的影片，遂提出“应该尽快写一部反映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电影剧本”的建议。“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始于安徽”（邓小平语），安徽是中国的农业大省，而身为农民作家的陈登科和鲁彦周既有多年基层生活，又有丰富的编剧经验。因此，北影的领导找到二人，希望他们与肖马、江深一起合作，写一部讽刺“四人帮”在农村倒行逆施的喜剧片，这就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缘起。四位编剧接到任务后，便到夏衍位于朝内北小街的家中拜访，亲聆他对于剧本的建议。鲁彦周50年代就多次见过夏衍，此时重逢却让他备感悲凉。受尽折磨的夏公，已完全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眼睛又近乎失明，完全没有了五十年代的潇洒风姿。但在谈话过程中，夏衍“没有一句说到他的受苦，他关心的是农民，他要听的是当前的农民的命运”，“他主要还是详细询问我们有关当前农民的状况，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外省，几乎无时无地不接近农民和农村的现实，所以他问的特别仔细。问农民在‘文革’中的遭遇，问农民的思想情况，他的热忱和对老百姓的真诚，给了我特别难忘的印象。”[19]

将近一年以后，《柳暗花明》摄制组成立，四位编剧又致函夏衍，汇报创作过程，征求他的进一步指导：

去年四月间，我们在听了你的“应该尽快写一部反映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电影剧本”建议后，回到安徽就向省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省委也非常重视，并且对我们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根据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在五月间访问了淮北淮南十多个县、几十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下去以后，我们很快被一种愤怒的心情控制住了，“四人帮”对农村的破坏，简直令人发指，农民弟兄饱含热泪的控诉，更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们感到“喜”不起来了。于是，我们抛弃了原来的想法，决定还是搞一部正剧……[20]

由于《柳暗花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投拍，故于1978年夏秋之际，鲁彦周来到北京，在位于蓟门桥的北影厂暂住，为影片剧本做最后定稿。在鲁彦周的一生中，这半年左右的“北京时期”，只是一个短小的片段，但对于《天云山传奇》的最终成型，却是至关重要。其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在北京召开，鲁彦周感受到强烈的思想解放气氛。他经常在傍晚乘坐22路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广场，加入形形色色的群众在广场展开的大辩论。他也时常从天安门步行到西单，去看最新贴出的大字报[21]。史家对“西单民主墙”作了如下记述：

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1976年清明节的镇压。最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自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的气氛变化。……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1967年后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700万人获准回城。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比较老练的人，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22]

作家从来都是“局势”中的人，从不可能遗世独立。这时的鲁彦周，就置身于这样的氛围，汇入数以万计的人流中，感受着莫名的力量和召唤，甚至可以说，写于次年春天的《天云山传奇》，就是鲁彦周在这样的感召之下，以小说的形式挥就的一张大字报！谈到小说的创作动机，鲁彦周将“最初的触动”，归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在他看来，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作家“应当无条件地赞颂”，“并在它的精神指导下，认真总结过去，展望未来”[23]。作为一个终身有着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作家，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不是空泛之言。作家对于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感，是鲁彦周对于文学绝不让步、也无法更新的观念和认识，其中有着不能被解构的诚挚：“但我毕竟是共产党员，必须要把握好尺度。写作不是为了泄愤，而是希望以自己的思想和作品推动时代前进。”[24]而从另一角度说，在历史急剧变化的当口，与鲁彦周相似的“外省”[25]作家，往往因为距离太远、消息闭塞，把握不准中央的精神而反应迟缓。《天云山传奇》的故事是“外省的”，思想却是“北京的”，正是“复出”之路上的“北京时期”，使鲁彦周的“思想”找到了相对牢靠的根据。《天云山传奇》能够如此“反思”，并非只凭个人英雄式的“勇气”。

除此之外，来自于安徽省委的支持，也是鲁彦周的“勇气”之源。1979年，安徽作协恢复运转，陈登科担任主席，鲁彦周任副主席。新官上任，作协的第一把火就是在《安徽文艺》（后更名为《安徽文学》）之外，筹办新的文学刊物《清明》。陈登科、鲁彦周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清明》创刊号定于1979年7月出版，草创阶段约稿不易，几位编委就约好每人拿出一篇分量较重的稿子，陈登科拿出了他和肖马合写的长篇小说《破壁记》的前半部分，白桦交出了诗歌《情思》，赖少其写下散文《悼念冯雪峰》。鲁彦周则曾明确讲过，《天云山传奇》就是为《清明》创刊号写的。而在《清明》创刊背后的支持力量，确如陈登科在北京举行的《清明》编辑部座谈会上所言：“《清明》这个刊物是在安徽省委的关怀与重视下筹备起来的，尤其是万里和守一同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们才有勇气办出这样的刊物。”[26]座谈会上诗人韩瀚的发言，则颇为反讽地反证了省委支持的力度，“大家说《清明》办得比较解放，因为安徽有个万里同志支持。但是这的确也是我们社会上的一个可悲的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优越的制度，为什么只能靠‘清官’才能办事呢？”[27]可见，“传奇”并不是从天而降，它的诞生与人事、地域等极其具体的时势因素息息相关。在此过程中的偶然与误会，正如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指出的“历史的诡计”。他认为“历史转变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历史进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迷宫，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和行动都卷入其中，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因此，历史研究“不是某种漂亮坚决的一般论断，而是一段具体的研究。这是一种关于复杂性的研究，是我们可以做出任何归纳的基础”，“如果说历史可以做些什么，那就是提醒我们这些复杂性在颠覆我们的确定结论”[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