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舍的故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普通的满族护军士兵，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战死；全家靠母亲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在小学里当勤杂工维持生计。因为这个缘故，老舍衷心热爱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作家中最受政府信任的人。他女儿舒济说：“毛主席生前曾多次亲切地接见过他，亲自观看和听他写的话剧和相声，邀请他出席历次最高国务会议。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给他点题，观看他写的话剧彩排，给他讲解党的政策。”[3]要讲，这种人生经历和背景不应该是“文革”戕害的对象。

1966年8月23日早上8点多，老舍到北京文联上班。文联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他身体不好正在住院。有人问他，老舍淡淡地回答：“这是一个运动，康生告诉我了，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去参加，感受感受，所以我就来了。”当时文联和社会上已经非常混乱。下午2点多钟，天安门旁边北京第28中的一批中学生冲到文联，把萧军、老舍等人揪上汽车，老舍眼镜被人打掉。这群人被拉到文庙，脖子上挂着牌子，跪了两个多小时。老舍的头还被中学生砸破，鲜血从脸上流到衬衣上面。文联革委会的人生怕出事，借故把老舍从现场弄回家。第二天，老舍在新街口豁口外太平湖公园坐了整整一天，午夜投湖自杀。根据当时逻辑，他应该是“安全系数”最高的社会名人，不至于有如此结局。“他大概以为不大会揪他的，他闹不清咋回事，他表现得很沉静”。“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爱国的，也是无党派，也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当权的，他是个作家。”[4]联系前后这种种迹象，老舍之死大概是一个意外。

这个故事的引子很值得注意，就是老舍身边的文联办公室主任曹菲亚刚才说的那段话：他大概以为不会揪他，自己爱国，是无党派，又非当权的走资派。他进一步强调说：“老舍先生很大一个长处和优点就是，他是个非常善良、非常豁达的这么一个老人。”[5]实际不仅是上述史料，1949年以前的“老舍故事”，也在加强印证着人们对他这种“安全系数”很高的印象。

例如，曾在武汉时期跟着老舍办协会、编杂志的作家楼适夷回忆，抗战爆发后，老舍立即离开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职务，将家人留在济南，只身一人来到武汉。他说：“在一向的印象中”，老舍是“平时不大习惯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先生”，这次抱着爱国热情，答应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主编《抗战文艺》。国民党很想把这个力量收罗门下，为其所用。为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摆了宴席，可出席者寥寥。只有老舍和冯乃超等少数人参加。老舍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1938年3月文协成立时，原先答应承担经费的国民党，又变卦了。“尽管先生一次次跑腿坐索，结果还是一个钱也不发。协会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要开会也租不起一个会场。但是这并没有难倒名为协会总务部部长而实际是主持人的老舍先生，他亲自掏腰包，四处奔走，联络文艺界的朋友，向冯玉祥、邵力子等抗战中的闲员，还有张道藩和陈立夫等，凭着自己的面子去借款，而且利用他们阔气的公馆，一次一次当作理事会的会场。”[6]作家锡金当时是一个22岁的小青年，最初见到名作家老舍时有点紧张，可他在别人说话时插上一两句笑话，引起满座哄堂大笑后，自己的顾虑马上就消除了。他是老舍的另一个助手。他记得：“老舍建议，由我、适夷、姚蓬子三人直接处理编务。”“我当时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属于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文艺小组，老舍也许可能有些知道，所以他坚决推举我。适夷当时出狱不久，组织关系尚未恢复”，因此他和老舍一样“算‘无党无派’”。《抗战文艺》刚开始是三日刊，封面由梁白波绘制，刊头字是丰子恺所写。“编三日刊很忙，要组稿、看稿、编稿、校稿，印出来以后要发行，还要结算账目。所以老舍总是跟我们滚在一起”。他自己写稿，署名“总务部”。“我们只管编、校，其他的杂务都是老舍，他干得井井有条，一点也不杂乱。往往在我们想到还有什么事要干时，他已经干掉了；有的稿子约定了未送来，有时就是他去跑。”[7]

楼适夷还说到对老舍平时生活的印象。老舍当时的收入只有五元、十元等零星寄来的稿费，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从北方小行包中带来的几件旧衣服”，“从未见他穿过当时大家习惯穿的西服。在国外生活过那么多年，但他身上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洋气，倒像一位从乡下出来的三家村的学究。他自己光抽廉价的纸烟，有一个熟朋友来，谈久了便提议：‘好，上外头去走走。’于是便一起到武昌街头熟悉的小饭馆，叫上一壶酒，几只简单的酒菜，吃一点小点心，又把话题引起来了。最后由他掏出钱包来付钞：‘不许同我争，到底我比你们还富一点呀。’”后来楼适夷向老舍借了几十元路费，去香港找事，还是老舍找许地山帮的忙。“许先生便说：‘老舍嘛，他是穷苦出身，从小在北京大杂院里长大，他一直保持勤劳人民的本色。’”[8]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在《一个难忘的人——忆老舍先生》里说到他朴实的为人。1930年年初他从新加坡回国，来沪在她家中住了半个多月。老舍很勤奋，天天埋头写作，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就是他在那里完成的，后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那时我家境况不好，加上福建人的习惯是早晚两餐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些干的，老舍先生是北方人，我怕他不习惯，因此几乎天天中午总是做一大碗肉丝面招待他，再好的却是无力办到了；有时深夜，他与振铎促膝谈心，充作夜点的也还是一碗面。每当我带着十二分的歉意把面端到他面前时，他总是表现出非常爱吃的样子，大口大口香甜地吃着，似乎是在安慰着我，而我却至今仍然感到内疚，我没能好好招待他……老舍先生是多么纯朴的人啊！”[9]李长之1933年认识老舍，当时老舍34岁，他23岁。在他印象中，老舍是一个会鼓励也会规劝别人的人，考虑问题和做事比较有分寸。李长之那时写文章抨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老舍开始没有说什么。以后有一天，“他给我信说：‘与王老板大战，真如赵子龙，浑身是胆。’这是鼓励。我不久告诉他说，我要搞文学史了，他来信说：‘还是搞批评的好，因为这救急。’我批评他的《离婚》后，他来信说：‘你批评一个人演关公，就只问他演关公怎么样，不责备他没演张飞。只是一些琐碎之处，可以去掉。’这都是规劝。”他接着说：“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也关心朋友的进步。老舍就是这样。我觉得在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我觉得他确是我的良师益友。”[10]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老舍骨灰安放仪式之前，40多年前的旧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再例如1939年重庆北碚“文协”的同事萧伯青，也谈到了当时与老舍相处的点滴。北碚是嘉陵江上游的一个小镇，街道不多，但很清洁。店铺不少，有菜馆、饭馆、冷酒馆、旅馆，以及邮局、电报局和银行，也有几家书店。撤退到大后方后，这里集中了很多文化机关和学校。住在北碚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和会员，在那里有三十多人。从这里上重庆开会太远，车船拥挤，路途不易。所以，决定在北碚设立一个文协分会。老舍搬到北碚，大概是秋天以后的事情。他记得老舍每天的生活比较规律：“每晨要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就自己拿扑克牌过五关玩一阵，有时是用骨牌拿一百开。玩完了，他又写起来了。午饭后要睡一小时午觉。下午或写作，或看书，或看朋友。晚上写的不多。”他说，文协虽是一个松散的民间团体，但从全国流离过来的文学界朋友仍然不少，一来就住在那里。相处久了，他对老舍的性格有了切近的了解。萧伯青在这篇文章里回忆道：“老舍对朋友真是好，可以说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肝胆照人，情谊深厚。他喜欢朋友，朋友喜欢他，他有很多朋友，总是越交越厚。他平易可亲，和善待人。但不是一团和气，一遇到大是大非，他立时爱憎分明，有棱有角，不畏强暴，敢碰敢顶。有一名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说老舍私下说不满意政府的话，老舍听说后，就立时恼了，就叫另一作家给那个作家带个口信，请他‘以后不要再来我这里了，如果来了，我将他王八蛋臭骂出去！’”他认为老舍虽没明说，心里是同情共产党的。萧伯青对一件事印象很深。《新华日报》设立了一个北碚分社，是两间门面两层楼。在那里订报、分报、送报、卖报，门面摆了一个售书摊，再卖些进步书刊。街对面开着一个茶馆，天天坐满喝茶的人，其中也有特务在座。“分社送报的报童给老舍送报每天都是到黑夜悄悄地把《新华日报》从门缝下塞进屋里来，就连忙离开。有人问报童：‘为什么不在白天里送，偏偏在夜里给老舍送报？’报童说：‘我们怕给舒先生惹出麻烦，所以才暗暗送报。’一个报童说这个话，正说明党在那时对老舍是如何的关怀。”[11]

将这些三四十年代的“老舍故事”，与六十年代的老舍对接，才知道他真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文人。但这些故事也反照出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东西来。前面说“老舍之死大概只是一个意外”，意思是说如果不叫他赶上，可能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