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级话语作为主流话语主导下的民族文学话语建构

20世纪50—70年代，南方民族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与转型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的民族国家宣告成立，南方各民族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翻身解放，和平建设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巨变带来了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显著变化。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阶级话语或革命话语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或主流话语，并主导着其他话语的产生。前一时期的启蒙话语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退出了历史舞台，南方民族文学的主将沈从文政治上被打入“反动作家”的行列，而失去了创作的权利，不得不转而从事古代文化研究。作为民族文学基本属性的民族话语虽然没有消失，但却以“隐形文本”结构的形式保留在主流话语的“显形文本”结构之下。前一时期的救亡话语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则为生产建设等新的时代话语所替代。

在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建构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便是阶级话语由过去的知识分子话语及话语分支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及主导话语，在作品中成为“显形文本”结构。与北方民族作家一样，以本民族翻身解放历史为叙事客体，来演绎革命斗争理念，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民主革命斗争，表现民族翻身解放的政治豪情，积极参与国家新型意识形态建构，对这一时期南方民族作家来说成为一种历史的需要，也成了他们自觉遵循的使命与发自心底的强烈呼声。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作品：第一类是少数民族叙事诗。土家族诗人汪承栋的《黑痣英雄》、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百鸟衣》、侗族诗人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虹》、纳西族诗人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彝族诗人吴琪拉达的《阿支岭扎》等，无论是写南方少数民族古代反抗封建帝王、黑暗官府的起义、暴动，还是写南方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实政治斗争，也都旨在说明阶级斗争是民族解放的根本出路。正如汪承栋介绍《黑痣英雄》创作时所说，作品的“中心思想”便是“……描写农奴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从不信任党到有条件的依靠党以及最后完全投靠党的曲折过程，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英明，只有党的领导才是各族人民自由解放的胜利保证”[23]。第二类是长篇小说。李乔书写现实斗争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包括《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与《呼啸的山风》），可谓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最为重要的作品。小说一方面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深入彝族地区，主要依靠和平的方式争取彝族上层人士，进行农奴制改革，推动彝族地区的社会、政治解放，歌颂了彝、汉之间的民族团结，也展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与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政治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军事手段消灭逃窜至彝族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彝族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自始至终被设置为小说的思想与叙事主线。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是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另一重要作品。小说描写壮族地区的土改运动，但包裹在所有制改革叙事中间的，仍然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鲜明主线，这便是革命政权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激烈政治斗争。此外，彝族作家普飞的短篇小说《门》、壮族作家黄勇刹的彩调剧《刘三姐》等等，大都承载了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

这一时期，民族话语在南方民族文学中仍然占有相当的位置，彰显出南方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但主要以“隐形文本”结构的形式得以存留。当代文学史家陈思和指出：“当代文学 [主要是指（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鸣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24] 对于这一时期的南方民族文学，未尝不能作如是观。一方面，阶级话语作为南方民族文学的“显形文本”结构，主导着作品的话语建构，对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化起着整合的作用，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在场。另一方面，在阶级话语作为主流话语的覆盖之下，民族话语作为民间文化形态保留在“隐形文本”结构之中。民族文学对自身特性的追求，民族文化在民族作家脑海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结构，显示了民族话语建构在民族文学创作中的盎然生机。总之，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在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建设中的矛盾统一关系，直接投射到了南方民族文学的创作之中。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如果说，阶级叙事与阶级话语是这部作品的“显形文本”结构，那么，小说关于彝族历史文化与彝族生活的叙事便是这部作品的“隐形文本”结构。从小说中，读者不仅能够看到金沙江畔、凉山地区彝族生活区域的浓郁地域特色，而且能够看到作家对于彝族生活风情浓墨重彩的书写与对于彝族人民族性格的有力刻画。比如，作品描绘的金沙江、凉山独特风光，彝族人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围着火塘饮食的生活习俗，彝族部落之间（如磨石拉萨与沙马木札两大家族）世代相承的“打冤家”，彝族奴隶主思想、政治、肉体上对奴隶的控制，彝族奴隶的生活赤贫，巫师毕摩打卦以及彝族人万物有灵观念，彝族部落通过“钻牛皮”的方式表达相互和好的风俗习惯，作品刻画的丁政委、挖七、俄西等各具个性的彝族人物形象，无疑从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揭示了彝族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彝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品质，展示了阶级话语无以涵盖、更为深广的彝族历史、文化内涵。除此之外，孙健忠的短篇小说《五台山传奇》对土家人历史苦难与民族心理的描绘、侗族作家滕树嵩的短篇小说《侗家人》对侗族人独特民族性格的展示，等等，都体现了民族话语作为“隐形文本”结构的存在，与作品中“显形文本”结构——阶级话语或革命斗争话语一起构成了矛盾复合体。

在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时代话语，这里姑且称之为建设话语。和平建设时代的到来，南方各民族生产斗争的深入，为这一类型的话语建构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类作品以描写南方各民族生产建设、改造自然、劳动竞赛等现实生活为基础，讴歌日新月异的生活新貌，展现民族生活的新风尚或习俗的变迁，描绘少数民族新旧生活习俗与文化心理之间的冲突，表现南方各民族建设新生活的热情与信心，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给读者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白族作家杨苏的短篇小说名作《没有织完的筒裙》通过描写景颇族女青年娜梦与其母麻比之间的文化、心理冲突，展现新一代少数民族对于新生活的追求与理想。对娜梦来说，无论是种玉麦（苞谷），还是入团与学气象员，都比织一条筒裙或嫁一个男人更加重要，旧的生活习俗势必要被新的生活风尚所取代。侗族作家袁仁琮的短篇小说《打姑爷》，描绘侗族女青年拉朗与男青年戛拉既不靠别人说媒结为夫妻，也不靠“玩山坐月”（唱歌恋爱）双双牵手，而是依靠在劳动与技术革新、互敬互学中彼此赢得了对方的爱。古老的侗族习俗“打姑爷”在新时代获得了全新的内涵。另一侗族作家刘荣敏的短篇小说《忙大嫂盘龙灯》也属于与《打姑爷》同一主题类型的作品。傣族诗人们的叙事长诗，如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岩峰的《波勇爷爷游天湖——勐邦水库落成大典散记》，热情地表现傣族人民在新时代兴修水库、治理河山的伟大实践与改天换地的精神风貌，曾传颂一时。白族作家那家伦的短篇小说《篝火边的歌声》及散文《家》《白衣赤心》《鬼愁寨》与《洱海渔歌》，则作为“防治血吸虫病这一斗争生活的真实记录”[25] 而引人注目，及时地反映了白族人民与重大疾病灾害进行的严峻斗争。

就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南方民族文学来说，现代话语总体上是销声匿迹的。所谓现代话语，其思想上与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等现代思想相通，就是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观照与思考人类的命运，追问人生的意义，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并探索超越人生困境的可能。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以及萨特的《禁闭》、加缪的《局外人》等许多文学作品，可谓现代主义思潮或现代话语的典型代表。在作为主流话语的阶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大陆，现代话语因其具有非无产阶级属性而在这一时期被挤出了历史舞台。同样，在这一时期的大陆南方民族文学中，现代话语无法获得起码的生长和生存空间，因此处于一种缺席状态。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台湾、香港与澳门等地区，缘于不同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条件，现代话语却在这一时期的南方民族文学中获得萌发，并表现出较为深刻的思想水平与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正如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所说：“如果说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环境并未促进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那么从1949年以来的台湾形势就恰好是相反的。”[26] 就1949年以后的台湾现代派文学来说，回族作家白先勇正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白先勇小说现代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离散与幻灭。如果说，按照白先勇的说法，国民党败退台湾是20世纪中期中国最大的一次流亡潮的话，那么，对这批流亡潮中的人来说，离散与幻灭构成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与精神徽章。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军事、政治上的失败，造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规模逃往台湾乃至漂泊海外，别离了他们在大陆的生存家园，形成了他们逃亡、溃败、离散、漂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或放逐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生活状态割断了这些人员原有的文化根系，纷纷失去精神的支撑与生活信念的维系，精神上走向了幻灭，从此一蹶不振。白先勇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民国史”，实际上是因为它集中地描写了国民党政权逃亡或败退台湾过程中的流亡史，展示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流亡途中的离散生活图景与他们精神上的幻灭状态。在白先勇的系列短篇小说《台北人》《纽约客》与长篇小说《孽子》中，无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是国民党下层士兵，无论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还是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知识分子等人员，无不处在一种离散的生活状态，并在这种离散的生活轨迹中进一步滑入生活的低潮，走向衰落、破败乃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