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背景

在这一时期中国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中，最先面世的当为启蒙话语。“从词源角度看，启蒙的本义是，告别蒙昧、照亮生活，启蒙的核心使命是，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引导世人学会思考和质疑，拥有怀疑一切（包括权威和暴政）的自由，能够自觉自身的存在。这意味着，启蒙的高贵之处在于能够运用理性反思一切，包括启蒙自身……”[2] 对20世纪20—40年代的南方民族文学来说，其启蒙话语就是以思想启蒙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反对与摧毁封建专制文化对人的思想禁锢，解放思想，树立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新观念，是其最基本的目标与任务。其突出代表作家是苗族作家沈从文。沈从文作品启蒙话语的形成主要离不开两个方面的思想资源。第一，离不开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有学者指出：“沈从文没有出国留过学，不懂外语，但他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受到20世纪外国文学影响最广泛的作家。”[3] 比如，沈从文的《爱欲》等作品，就在反封建禁欲主义思想与艺术形式等多方面接受了薄伽丘《十日谈》的影响。第二，离不开中国“五四”新文化的思想资源。在《纪念五四》一文中，沈从文明确地表明“发扬五四精神”的态度，这种态度同时表明他对“五四”现代精神的继承。正如有学者指出：“他真诚地希望通过文学改造社会，改变人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特别是改造人的精神方面，沈从文与‘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中国现代一大批作家的精神取向是相通的），输入一种‘健康、雄强’的人生观。”或者说，“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意识，其实质是要构筑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哲学’——使人得到彻底解放的、富有创造精神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人的哲学’”。[4]

紧接着启蒙话语的是民族话语。民族话语并不等于民族主义或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围绕民族生存、历史、文化以及发展前景等所展开的思索、交流与对话，是民族认同的贯穿。对民族命运的观照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性表达，是民族话语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民族话语，主要就是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观照与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阐释。它的形成背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大都生存处境堪忧，不仅经济上贫穷落后，而且政治、文化方面遭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等重压，甚至面临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如日本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二是南方民族作家（如苗族作家沈从文）有着较为自觉的民族意识，他们不仅意识到本民族的历史苦难与现实生存处境的艰难，因而把文学作品当成有效的手段为本民族的生存呐喊，而且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深厚的感情，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不可忽略的独特魅力，从而通过文学作品大力赞美本民族文化。

对于20世纪20—40年代的南方民族文学来说，传统话语的复兴不失为一种值得令人关注的重要现象。笼统而言，所谓传统话语，就是在现代文明兴盛与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为了与“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相抗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出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复兴的主张，强调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学衡派与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梁漱溟）的文化主张就是突出的例子。前者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后者提出“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就这一时期的南方民族文学而言，传统话语的复兴则主要体现为南方民族作家从道家文化中寻找有用的资源，让道家文化同现代文明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碰撞与对话。它的复兴可以看作是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在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之后仍然有着无法消除的作用，仍然能够积极参与到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之中，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在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南方民族作家（如苗族作家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偏爱。在实际生活中，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乃至融入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当中，这样使南方民族作家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

阶级话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的广泛传播，自然直接影响到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建构。质言之，阶级话语的生产是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另一重要方面，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南方民族文学从启蒙话语到革命话语的转换。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并在其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 这一论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问世。可以说，“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6]。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促成了阶级话语在中国20 世纪历史舞台上的广泛生产与传播，阶级话语也在革命过程中成长为革命的中心话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下，所谓阶级话语，就是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言说，就是强调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反抗，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直接贯穿，并直接服务于中国革命。

这一时期，即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特殊历史阶段，救亡话语成为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表达的特殊类型，并丰富了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体系。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救亡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7] 文学的启蒙因此让位于救亡。同全国文学与北方民族文学一样，宣传救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滔天罪行，激发全民抗战的热情与斗志，歌颂各族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表现中华民族不惧强敌、誓死保家卫国的高尚品质，既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首要使命，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救亡话语的主要内涵。壮族作家陆地曾经指出：“当前主要矛盾是民族战争……（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抗日统一战线……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发扬团结抗战的积极性。”因此，创作“团结抗战的题材，以树立胜利信心、鼓舞士气”[8]，成为作家的最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