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虞文化风貌和特质

上虞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曹娥江中游，东邻余姚，南接嵊州，西连绍兴，北濒钱塘江河口（杭州湾），隔水与海盐县相望。上虞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悠久。上虞东南的四明山和西南的会稽山为浙东两大名山，是“东南山水越为首”的典范。依仗四明山和会稽山，上虞南部600 平方公里，山峦叠翠、松涛竹影，溪流澄澈，具有浓厚的山水情趣。上虞北部的虞北平原江河纵横，田畴平展，是江南水乡田园风光的典型。而上虞的母亲河曹娥江，是浙江第三大河，它自南而北贯穿上虞，河两岸名胜古迹、自然景观众多。

自然资源富饶的上虞县还是青瓷文化的发源地。早在春秋时期，上虞一带的酿酒、制陶、冶炼等就很有名，特别是在商代中期，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越窑青瓷的滥觞。上虞不仅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更是我国早期青瓷的生产中心。上虞古窑址已发现的达300 多处，其窑群分布历史悠久、数量众多、时间跨度长，构成自商周到宋代延续不断的庞大窑系，而且器皿数量大、种类繁多、时代特征明显，种类涉及盉、碗、罐、坛、盘、杯、壶、瓶、钵、樽、炉、盏、砚、枕及随葬用的虎子、谷仓、动物、人物等不下几百种。

上虞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名人辈出，人杰地灵的地方。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这样评价上虞：“上虞名郡，溯自大舜。后妃淑德，娥皇女英。汉有大儒，王充论衡。晋则谢安，东山再起。曹娥至孝，英台情深。史推实斋，文称丏尊。迄至今世，马竺谢晋。文物大邦，千古扬名。”金庸先生的这几句四字词精辟地概括了上虞五千年的历史精华。在此，对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略作介绍。

上虞的历代名人，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父系氏族的帝王舜，他是中华民族开创时期杰出的部落首领。作为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上虞无疑是古越部落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舜、禹、古越等部落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华夏文化的滋长和衍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虞舜文化以重德政、行教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为基本要义，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孝悌”，即在起源于这一基本要义的基础上，作了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舜帝是道德文明的鼻祖，虞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母源之一。

东汉孝女曹娥，上虞皂湖乡曹家堡人。父曹盱，为巫祝，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东汉汉安二年（143）五月五日，曹盱驾船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沉。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自投于江而死，三日后抱父尸出。”曹娥救父的孝心受到后世帝王的嘉许，从宋大观四年开始到民国，近800 多年中，曹娥为历代帝王所加封的次数达8 次之多，这在中国可能只有孔子和关公好比。

东晋士女祝英台，她与梁山伯的爱情故事千古扬名，无人不晓。“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以好学上进、敢于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爱情忠贞不渝为主要特征的祝英台，不只是一个审美个体，她的身上更浓缩了中国女性的美德和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台文化也是中国女性文化的一种代表和重要窗口。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及无神论者王充，著有《论衡》。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也是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在今天仍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王充一生最大的成就《论衡》，“历尽万物之性，毕睹千要之道”，达到了那个时代科学思维的最高水平。更重要的是《论衡》以怀疑、批判精神为武器，以实证、科学方法为基石，成为当时理性精神的光辉代表，王充将人们不受约束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视为“天道自然”的组成部分，打破了人为的精神樊篱，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求实创新作了卓越的开垦和引领，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现代文学家、教育家夏丏尊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20 世纪20年代初，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匡互生、李叔同、朱光潜、王任叔、刘薰宇等一大批“五四”文化精英聚集上虞驿亭白马湖畔，由此形成的白马湖文化现象，不仅在20 世纪上虞、浙江，更是全国的一个文化奇迹……

上虞人才辈出与其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3000 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上虞”的文字记载。上虞得名即来自虞舜，郦道元《水经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曰上虞。”上虞在浙江省较早建县，有2200 多年建县历史。在上虞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尚德、兼容、吃苦、务实”的文化精神，“虞舜文化”“梁祝文化”“东山文化”“青瓷文化”“孝德文化”和“白马湖文化”为其六大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研究上虞文化的专家陈荣力在《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和特色》[1] 一文中，从江南文化的角度对上虞传统文化进行研究，认为上虞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三大最重要的板块，一是东汉板块：出现了王充、魏伯阳、曹娥等名人，尤其是青瓷的发源也在这一时期。东汉板块使上虞的传统文化早在2000 余年前，便占据了江南文化的制高点。二是魏晋板块。魏晋板块是上虞传统文化中最富诗意、最具美学韵味、也最让人津津乐道充满想象憧憬的板块。嵇康、谢安、祝英台、谢灵运、谢朓、谢惠连等都是这一板块的重要建构者。三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板块。这一板块是上虞传统文化最具时代特色和现实元素的板块，也是最富进取精神、人格魅力的板块。白马湖文化现象中的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化精英，是这一板块的代表，相近或相同于这一时间段的上虞文人名人群落，如胡愈之、竺可桢、杜亚泉、罗振玉、马一浮、吴觉农等也是这一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板块对江南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在于丰富和提升。基于此，作者认为上虞的传统文化是江南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上虞的文化历史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特质，这主要有三点：尚德崇文、务实坚韧和诚信开放。尚德崇文是上虞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质。虽然尚德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主体之一，但在上虞尚德精神之昂扬、尚德风气之浓烈，堪称江南地域的翘楚。虞舜奠定了中国“德圣”的地位，虞舜的“明德”精神，灌濯、孕育着上虞几千年的德治人文。曹娥的投江救父，李光的面斥秦桧，马一浮的蔑视权贵，陈春澜的捐资办学等等，都是“尚德”这一特质生动、鲜明的体现。如果说“尚德”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观，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形而下的行为方式就是“崇文”。“勤诵读，尊师友”的耕读传统是“崇文”之风最形象的诠释，“崇文”不仅表现在上虞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重视和自觉，更体现在上虞普通老百姓对文化由衷的敬仰和尊重上。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崇文”的基础上，衍生出深厚的诗歌文化传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放迹广陵，弹琴咏诗，一曲《广陵散》空前绝后；东山再起的谢安隐居东山，饮酒优游，位居江东青年名士领袖。他们虽然不以诗名垂世，但其行为和品性，却充满了诗意，其人生更是对中国诗歌文化的一种诗性诠释。而谢灵运和谢朓作为诗坛的两颗巨星，一个以天才的诗情开中国山水诗的先河，另一个以清丽的诗风成为“永明体”的鼻祖。如果说嵇康、谢安、谢灵运、谢朓等还只是个体诗歌之美外，那么自唐一代先后有李白、杜甫等200 多位诗人杖楫畅游、登临赋唱的曹娥江，更以浙东唐诗之路的美誉，成为中国最富诗缘的河流之一，成为集群体诗歌之美的诗之百花园。

务实坚韧是江南文化的优秀元素，在上虞传统文化中这一元素也同样表现得十分强烈。上虞民风中素有“习勤俭，安耕织，不乐商贾”的特点，“不乐商贾”与务实有何关系呢？在传统的上虞人看来，经商有风险，不地道、不实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虞的传统文化中，这种务实除了上升为“明理”外，还演化、衍生为一种“坚持”，具体表现为对真理、对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王充著《论衡》，整整写了三十年。明代“上虞四谏”的叶经、陈绍、谢瑜、徐学诗，冒死弹劾奸相严嵩，达四次之多，以至严嵩有“我何罪于上虞？不相容至此！”之恨叹。章学诚历三十年颠沛流离之苦，终成史学理论巨著《文史通义》。就连曹娥投江救父也沿江生生号哭了七个昼夜。上虞的文化人一到关键时节，血气和刚烈让人击节、令人震撼。如被大家称为菩萨的夏丏尊，面对日本人的威迫利诱，他大义凛然、刚正不阿，被誉为“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

诚信开放也是上虞传统文化中一种十分珍贵的特质。祝英台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至跳坟殉情，是生命对爱情的诚信；倪元璐在明亡之际投缳自尽，是臣子对君主的诚信。江南文化中“包容兼蓄”的特色，体现在上虞传统文化中，在更大程度上以“开放”的面目出现，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上虞临海，在江南地域中更多地接受海洋文化的浸润，上虞又是杭甬运河的重要段落。杭甬运河是发端于杭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陆上重要通道，上虞的通明坝在宋、元之际为江南一大旺埠，欧洲人、日本人、波斯人都经这条通道而至杭州、至江南，许多都在通明留下过足迹。海洋文化、外来文化的浸润和渗透，更将上虞传统文化中“开放”的特质，阐发到了时代精神标识的高度。在中国地域文化中成为一种最开放、最活跃、最充满生机的文化。这种生机主要缘于江南文化善于包容和吸纳外来文化的特点。

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也体现在上虞宗教信仰方面。上虞不仅是儒、释、道文化的汇聚地，还是较早接受了基督教的地方。上虞既有佛教圣地，堆高山上有建于明代中叶的秀峰庵，传说庵内的梵香颇有灵气，吸引了众多善男信女。金刚峰的山岙有座普净寺（始称普净莲社），建于南宋年间，屡经废兴，清乾嘉年间重加修复。上虞还有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僧人，慧皎（497—554）是南朝梁时的僧人，也是佛教史学家，因对梁僧宝唱所撰《名僧传》不满，遂集前人资料，依据史籍、地志、僧传等，采各家之长，于梁天监十八年（519）撰成《高僧传》（即《梁高僧传》），共14 卷，记述了汉明帝以来400 余年间数百名僧人传略，为汉传佛教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僧传。

上虞也是道教所在地。凤鸣山是道教“第九小洞天”的所在地，有东汉炼丹术家道教祖师魏伯阳炼丹遗址。魏伯阳一生在凤鸣山炼丹修性并留下《周易参同契》一书，后被尊为“万古丹经王”。该书在养生学、古化学等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凤鸣真人祠始于汉代之最，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峰山道场，据考证，日本宗教界的鼻祖最澄法师于唐初来华学法，终于在上虞峰山灌顶授法，后回国创立日本第一大教派——日本天台宗。峰山道场由此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为日本宗教朝拜的圣地。

上虞是较早接受了基督教的地方。早在13 世纪，基督教就在浙江东南沿海一带传播，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随从本国列强涌入中国各地传播基督教。1843年，美国长老会的两名先锋传教士，从新加坡到达厦门；1844年6月麦卡第到达宁波，创立第一个美国长老会永久布道站；1844年7月，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美国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得到最惠国待遇，其中就包括保教条款，这就使得美国在华传播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1845年1月《望厦条约》正式生效。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长老会被分割为北长老会、南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所管辖的宁波、杭州、上海和苏州的差会辖区联合为华中差会，后来更名为华东差会（East China Mission）。1866年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开设布道站。同时，在相同的区域内，美国南长老会成立中国中部差会（Mid-China Mission）。传教士所到之处，不仅开设布道站，还创办学校，传授教义。而随着基督教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泛传播，一些生活困顿的底层百姓仿佛从传教士的传道中找到了“福音”做了教民，尽管在一些保守排外的中国人看来，信洋教等于是把灵魂卖给了洋鬼子，死后其名字是不能进祠堂的，但是，基督教还是在上虞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