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报告

国别区域智库建设中的对策研究与基础研究

王玮 [1]

摘要：国别区域智库的研究工作包括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分属两种不同的研究套路与模式，智库工作如要顺利运转，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虽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指向和专业旨趣，但同时具有互联制衡的依存关系。二者互为悖论，又互联并存。

关键词：智库建设；对策研究；基础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地位高速提升，对外交往持续扩大，承担的世界责任不断加强，因此，全方位地了解整个世界，打造国别区域研究智库，便成为我国面临的极为重要和紧迫的国家战略。

早在21世纪初，党中央多次强调关注世界、了解世界和参与世界的重要性，并决定建设一批国际问题的研究智库。根据这一精神，教育部于2011年11月下发了《关于培育区域和国别教育研究基地的通知》，启动了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智囊团与思想智库的建设。2013年5月31日，刘延东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独特优势，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贡献力量”。为落实这一讲话的精神，教育部于2015年1月21日颁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是指高校整合资源对某一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实体性平台”，以“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办法》强调，研究基地“要以咨询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提高研究质量，着力推进成果利用，努力建成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心”，要发挥“教学科研中心、数据应用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的功能和作用”。《办法》要求中心所在高校“保障基地建立实体化组织架构，具有相关学术支撑和研究基础，提供必要和充分的学术资源”。上述文件和举措，都明确指向了高校国别区域智库的双重目标和功能，一是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二是培养智力人才，组建专业队伍。下面主要从咨询服务的角度，着重论述如何处理好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关系的问题。

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它是由国家精英阶层组成的咨询团队，可以帮助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领域提供发展方向和建议，对国家的决策层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更有效地行使这项职能，就必须在充分收集各种情报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对这些资料进行专业性的研究，然后作出判断和评估，形成咨询报告，最后按一定的程序，提交给政府的有关部门，甚至送达国家的决策高层。因此，智库的咨询服务工作的核心环节在于研究和判断。根据智库的性质，这种研究主要是带有应用对策研究的特性，也就是对于某些出现的问题进行即时的对策分析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就国别区域智库而言，就是对世界上某一地区或者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研究，作出对策性的判断和意见。然而，为了使这种对策性的研判不致发生短视甚至失误，就必须在应用对策性研究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基础研究。

所谓基础研究，是指透过现象和可观察事实，寻求这些现象和可观察事实背后的基本原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直接目的，它的研究工具主要不是观察和感性体验，而更多的是思维和逻辑，这就决定了它与对策研究的应用型不同，更具有学术性。

国别区域智库的研究工作具有两种既相互有别又并存兼容的分支：应用对策研究和基础学术研究。智库工作如要顺利运转，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这两种性质的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指向和专业旨趣。第一，前者具有即时性，要敏锐地发现和捕捉事件与情态现状和发展动态，作出判断和建言，它讲求的是及时和迅速；而后者则要求对事件和情态的来龙去脉，作长期性和历史性的观察、评判，它讲求的是准确和深刻。第二，前者注重实效，能对政府高层的决策发挥运筹谋划的作用；而后者突出的是理论性，它不是提供具体的办法，而是为可行的决策奠定理论基础，它要解答的不仅是“怎么办”的问题，而是更加关切“为什么这样办”的问题。第三，前者表现为动态性，即面对瞬息万变客观情事作出不断更新的分析判断；而后者所做出的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第四，前者的研究趋向于对具体的某项决策作具体的咨询服务；而后者则具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性，表现出“形而上”的特点。第五，在价值取向方面，前者追求的是实用价值，它往往注重建言的有用性，体现的是经验和实证的哲学意境；而后者追求的是超越实用价值的精神和学术价值，体现的是先验和思辨的哲学意境。总之，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分属两种不同的研究套路和模式，处于智库研究体系的首尾两端。

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尽管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还具有互联制衡的依存关系。第一，智库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接受政府和企业有关部门的委托，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出研判，提供咨询服务。然而，智库的对策研究必须以基础研究为先导和基础，必须通过理性思维和学术探索，提出决策的依据，实现理论上的升华。也就是说，基础研究保证了对策研究的科学性、连续性和原创性，拓宽了对策研究的研究视野，提升了对策研究的长期效应和历史意义。第二，对基础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会提高咨询服务的水平和深度，它不仅仅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方法，更为这种方法构建了一种正确的思路、科学的理论和历史的逻辑。

国别和区域智库的良性健康发展，离不开正确处理好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辩证关系。比如，对我国当前外交战略的制定出谋划策，离不开对21世纪的时代主题的判断，如果对时代主题判断失误，具体的政策就会出大问题，这就需要对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作理论和学术的思考与探索，而这种思考与探索将有助于决策者从宏观上对世界的大格局进行布局谋划，其意义将远远超出对某项具体政策的考量和评估。再比如在南海问题的对策研究，如果我们对美国主张的海上自由权的历史进行探讨，将会为我国的对策提出从历史层面确定更加正确和深刻的依据。

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互为悖论，又互联并存，我们应当保持二者的均衡发展和协调运用，这是智库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另外，就专业优势而言，一般来说，政府部门的专家往往长于对策和实用的研究，高校的学者们的长项往往是学术性的基础研究。为了互相沟通和取长补短，有必要在政府机构和高校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固定长效的机制，即所谓“旋转门”。高校智库要吸收在职或退职的政府机关的官员做专职或兼职研究员，高校的专家学者也要定期到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或者顾问。“旋转门”是美国提出的智库建设模式，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参考。

[1] 王玮，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聊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