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材料与方法

（一）史料、考古材料的使用

如前所述，注重史料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已为古代学者所重视。近世考古学之发达，更使考古材料成为认知和解析古史的“原始性”证据，“二重证据法”亦成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240]考古材料中的文字性材料，在证史、校史、补史方面又有特别的功用，也可单独列出，称为“三重证据法”。[241]此三种方法在本书中均有应用，但在材料上则依托于史料与考古资料两类材料。

本书使用的史料包括汉文史料和彝文史料两类，以汉文史料为主。汉文史料，又复分正史史料、地志史料和其他史料。彝文史料的应用，详见后文。考古材料方面，本书主要涉及室墓、崖墓、大石墓、石棺墓、土坑竖穴墓及考古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当前多有较系统的梳理，前文已讨论过罗二虎对室墓、崖墓材料的梳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棺葬文化的梳理，孙俊对室墓、崖墓、土坑竖穴墓材料的梳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赵德云对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材料的梳理，杨勇对云贵地区土坑竖穴墓材料的梳理等。文字材料方面，高文等的画像材料中已有不少的文字材料，其他的文字材料则还包括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碑》、东汉《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碑》、东汉顺帝时期的《王孝渊碑》、成都近郊汉墓门枋石刻、昭觉县四开区好谷乡石表和石碑、成都东汉后期《裴君碑》、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HM3墓右门背面“石门关”刻字、中江塔梁子崖墓M3壁画榜题等，前文也已有引述。这些文字材料是直接与汉族分布、迁徙有关的，且记录的信息较为详细。除此之外尚有大量的纪年材料、封泥文字材料[242]，也是讨论族群分布演变的重要文字材料。

考古材料可以证史、校史、补史。证史、校史方面的问题，前文讨论研究进展时已有较详的讨论。补史方面，似可稍作申述。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昆明族的东迁在两汉史籍中几乎不见记载，到《旧唐书》中突见昆明族已活动在滇东、滇东北地区。据李昆声等的研究，万家坝型铜鼓在两汉时期有一个东传的过程，昆明族的东迁应当是与之有关的。[243]另一个典型例子是，1988年昭觉县四开区好谷乡发掘的石碑记载了当时越巂郡的屯垦情况[244]，为研究汉族移民问题提供了资料基础。石碑还记载了东汉后期捉马群体已活动在越巂郡北部，补充了史料失载的族群问题。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仅就史料与考古材料而言，均有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其中的考古材料，于不同墓制分布地、分布数量的问题，均有相应的梳理并附表于后可供参考。

（二）彝文史籍[245]的应用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地理的研究必然涉及一个问题，即汉文史籍对相关的记载通常较为简略。为补史料的不足，已有很多学者试图通过考古材料来获得更多的资料（前文已有交代）。除了考古材料外，彝文史籍也当受到重视。前文已讨论过，陇贤君、易谋远、马长寿、王天玺等的彝族史研究，初步建立起了彝汉史籍对照讨论问题的框架，王天玺等的《中国彝族通史》还结合了考古材料。

彝文史籍确可补汉文史籍之不足。例如，汉文史籍对先秦至元西南区域族群的记述通常较简，特别是川西、滇南、黔南地区的很多历史地理问题均已很难理清，有的族群甚至失载。较汉文史籍而言，彝文史籍的记载较详，关于“六祖分支”的记载就远比汉文史籍要详细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国至宋的滇南群体汉文史籍记载极少，彝文史籍《铜鼓王》（该著实际上是史诗，由搜集演唱而成，本书亦将此类材料称为彝文史籍）却较详地记载了倮支系由洱海区域东迁滇池区域后又南迁都蒙区域，东迁普厅河、西洋江的情况[246]，丰富了滇南群体的相关史料。又如，哀牢群体的世系问题，汉文史籍是有出入的（详见后文），彝文史籍则提供了更为可信的世系情况，并延长了十世的世系[247]，对认识哀牢存国及发展问题也有裨益。

（三）形象学方法

叶舒宪研究文化人类学中的神话问题时，在“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阐释了“四重证据法”。所谓的第四重证据，最初主要指的是图像学方法。[248]近来，叶舒宪对“第四重证据”进行了新的总结，认为文字符号、语言符号之外的符号或符号物，包括图像、遗址、文物和其他一切承载着人类意义或文化意义的物证（如血型、肤色和基因），均可称为“第四重证据”。[249]

对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地理、民族地理观研究来说，“第四重证据”的材料也较为丰富且已有相关的研究。其中的形象学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前文已讨论过冯汉骥、汪宁生、胡顺利、易学钟等对滇文化青铜器所见族群的研究。除了滇文化的青铜器外，蜀文化青铜器实际上也有大量的人物形象材料，李绍明、蓝勇依据这些材料对古蜀人的人种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250]除了青铜器中的人物形象外，汉代画像中的人物形象，以及陶俑中的人物形象，实际上也能反映出族群的问题来。例如，汉代画像中巴蜀地区画像的“左衽”问题就颇值得注意。秦定巴蜀后，蜀文化逐渐势弱，巴蜀地区在西汉初期就实现了文化转型。不过，在所见画像或陶俑中，仍有一定数量及一定比例的“左衽”人物存在，部分见有“左衽”形象的画像中“左衽”人物当任职颇高，或颇为富裕，并持续至三国时期。此类“左衽”现象的存在，为理解秦定巴蜀后蜀人的遗存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四）体质人类学方法

体质人类学方法主要基于不同群体肤色、发型、头型、鼻型等判断群体所属族群。西南地区是重要的族群交流通道，不同族群的迁徙、分布可能会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体质材料，为判断相关的族群问题提供依据。

就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族群研究而言，能提供体质人类特征分析的材料主要包括青铜像、画像、俑形、人骨等。其中青铜像主要见于蜀文化和滇文化墓葬，李绍明、徐鹏章、段渝、蓝勇等据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青铜像分析了古蜀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种、族属问题[251]，冯汉骥、汪宁生、易学钟、童恩正、胡顺利等据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像讨论了古滇国的族群结构和主要群体的族属问题。[252]画像方面的资料主要涉及汉族群体，且当前的研究多涉及族群文化的问题，族群地理方面的讨论不多。不过，画像中时常会涉及“胡人”的问题，特别是中江崖墓群M3右壁上端墨书“襄人”榜题，下有对应的“襄人”舞像[253]，呈现了汉代西南地区“襄人”的具体形象，备受学界关注，谢崇安、刘文锁、王子今、龙腾等据此讨论了汉代西南地区“胡人”的体质特征、族属、来源等问题。[254]俑形方面的研究也多涉及“胡人”的问题，不再赘述。

人骨方面的研究因受考古材料的限制当前并不丰富。朱泓、胡兴宇等讨论了四川珙县洛表区、滇东北地区悬棺“僰人”的体质特征问题，并就此分析了其人种问题，但所依据的悬棺“僰人”人骨多来源于明清时期，尚不知其与秦汉时期僰人的关系。[255]朱泓等对永胜堆子遗址战国秦汉时期186例人骨的研究，揭示了此期永胜地区典型的族群交流态势。[256]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中发现的39具人骨应是战国后期至西汉晚期的滇人群体所留[257]，曾雯等对其颅骨的分析表明这一群体应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与同期黄河中下游的瓦沟组关系最为密切，也接近于西北地区火烧沟组的特征。[258]

在涉及体质特征的青铜像、画像、俑形、人骨等材料中，由于人骨的材料较少，研究成果也较少，本书无法以之系统讨论族群方面的问题。青铜像、画像、俑形等方面，则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相关的材料特别是新近披露的材料，讨论巴蜀地区的族群融合问题（主要是汉族），以及“胡人”群体的族群结构问题。

（五）环境史方法

在环境史领域，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259]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族群迁徙的问题，当前的研究也基本形成共识：气候恶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会导致北方群体南迁，中原、关东群体随之南迁。[260]北方群体南迁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是一个重要的迁入地。北方群体何以选择巴蜀地区为迁入地的问题，以往的解释是巴蜀安定、富庶。实际上，巴蜀地区的安定、富庶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张伟然已讨论过，巴蜀地区的“险”“远”是其中古时期“安定”意象形成的条件之一，即地貌因素的影响。[261]基于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气候演变组合特征[262]的梳理还可发现，西南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组合特征是“冷湿—暖干”，但变率不大。与之相反，历史时期族群外迁频繁的北方地区，其气候变化组合特征是“冷干—暖湿”，且变率较大。[263]

西南地区的气候变化组合特征及变率较小的因素，意味着在北方气候恶化的情况下西南地区生活环境较为优越。当前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气候变化尚无法建立系统的演化序列，但也可肯定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气候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其中，巴蜀地区的气候条件可能长期较为暖湿。巴蜀地区的暖湿气候变化态势在北方气候恶化的条件下，易于吸引北方群体迁入。不过，在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部分地区也可能长期保持冷干，冉駹、昆明的东迁都可能与其所居地区秦汉时期的冷干气候条件有关。

需说明的是，战国秦汉时期涉及西南地区的气候史料不算丰富[264]，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期西南地区气候演变序列的建构。相比之下，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则较为丰富（详见后文），但当前的研究大多只论及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问题，尚未建构气候变化与族群的关系。有鉴于此，本书在涉及族群问题特别是族群迁徙问题时，侧重于气候变化与族群迁徙关系的建构。

（六）概念史方法

概念史方法是历史学领域“剑桥学派”以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治史方法之一，其针对的问题是史学界所称的“辉格”问题，主张对历史时期的评价、描述应当基于“其时”“其地”的具体语境[265]，在国内科学史研究领域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266]概念史方法涉及的问题常常与评价有关，如斯金纳对“时代误置”（anachronisme）的描述是：“我们发现某一位作者持有某种观点，而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267]这一描述只属于拔高古人见识的评估，同样存在的是贬低古人的评估，比如随意认为古代的认识简单、机械、杂乱等。这种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问题在于未考虑到其时知识体系的社会贡献。概念问题是概念史方法分析的核心，传统的意见认为概念的含义是固定的，概念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概念发展的过程中来透视知识的进步性和科学性。与此相反，斯金纳等人却认为“概念”的含义是变动的，将“概念”视为不变的社会因素的概念史研究实际上没有“历史”。[268]受维特根斯坦（Ludwig Whittgenstein）“概念即工具”（concepts are tools）思想的影响，斯金纳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只存在不同的使用概念的（争论）历史。[269]

概念史方法的应用在本书中主要涉及民族地理观的问题。以“西南”一词的所指为例，徐新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南”存在方位、区域、疆域三种含义[270]，研究今西南区域的历史问题时不同时期的所指当有一定考虑才行。对于“西南区域”的问题，张勇不主张将西南视为固定不变的范围，因为“人为地划定一个固定的区域范围，这个‘范围’不一定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区域整体”。[271]特别是，由于历史时期有许多“西南夷”“西南蛮”之类的表述，部分学者便将“西南夷地区”或“西南蛮地区”径直等同于对应时期的“西南区域”，至多反映了其时的“边疆观”，与其时的“疆域观”就有较大的出入了，大大缩减了其时的“西南区域”地域范围。

与“西南”的定位有关，秦汉时期形成的“西南夷”概念是典型的概念史问题。“西南夷”一名的地望是巴蜀，此点向来无异议。问题在于，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何以要以巴蜀为地望而不是以中原为地望。事实上，以巴蜀为地望，在反映出秦汉时期民族地理观中的“华夏”与“四夷”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也反映了其时的秩序性问题。结构性与秩序性的存在，表明“西南夷”概念的形成表面上是以巴蜀为地望，实则是在大一统王朝国家背景下建构起来的，以巴蜀为地望形成的“西南夷”概念只是大一统王朝国家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中的一环。

在秦汉时期结构化、秩序化的民族地理观中，一些特殊群体的位置颇为值得注意。后文会讨论到，西南夷群体中的“僰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云其“仁”实与当时“僰人”分布的特殊格局有关。而更为惊奇的是，板楯蛮群体作为秦汉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族群，则长期既不在“四夷”体系中，更不在“西南夷”体系中。板楯蛮群体的特殊性，反映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地理观建构并不一味以真实的族群分布而论，大一统王朝国家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因素应是板楯蛮群体的特殊性出现的真实原因。

（七）地理学方法及地理分区方法

本书所涉及的地理学方法主要是地理要素分析方法和地理分区方法。

地理要素的分析主要涉及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本书所涉及的地理要素主要是自然地理要素，即气候、地貌要素。气候、地貌因素可作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和民族地理观研究的参考，当前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中因涉及族群分布的主要地望（主要是水文和地貌方面）、族群迁徙的主要自然环境变化背景（主要是气候变化方面）、多元一体演进中的区域环境差异（主要是地貌方面）已有较多研究，引入民族地理观研究的尚不多见。

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方面，于西南区域来说地貌因素和气候因素对移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貌因素当前已有很多分析，主要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巴蜀地区地貌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对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局面的影响，但气候因素的分析当前较弱。事实上，西南区域的气候因素对历史时期北方群体移入西南区域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方面的问题涉及环境史方法的应用，前文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历史时期民族地理观的建构和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也存在直接的关系。前引“文学者”、江统、狄仁杰和朱元璋关于华夏与四夷分布的问题及认为四夷的分布为“天地之所限”的观念，事实上表明了以山、川为代表的自然地理要素对于建构民族地理观的重要影响。区域民族地理观的研究还可与历史时期的区域意象建立较直接的关系。在秦汉时期，西南区域自然意象、经济意象的建构，实际上与自然地理要素中的地貌和气候紧密相关。例如，秦汉时期所载西南地区土地的“刚”问题便是由地貌因素引起的，土地的“寒”问题则明显与气候因素有关。

本书涉及的人文地理要素主要是地缘因素。地缘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不是十分重视，所幸近来方铁、郑维宽已做了很好的尝试，并认为中国古代已发展了很系统的地缘政治理论。[272]西南区域的地缘问题主要涉及商末文武图商时的“西土”问题[273]，秦定巴蜀时的司马错与张仪之争，秦末刘邦据汉中时的巴蜀重要地位问题，武帝平南越和北击匈奴时的西南夷地区问题，以及秦汉以后的“巴蜀本位”问题等，都是典型的西南区域地缘因素与王朝国家疆域建构的案例。秦汉版图包括西南区域后，相应的族群分布格局和民族地理观也发生了调整，可见地缘因素也是一个历史民族地理和民族地理观研究不可忽视的因素。

分区是依据一定标准对地理事物划出分布区的方法，通常以地理要素量上的差异或地理事物质上的差异作出分区[274]，如自然分区、水文分区、气候分区、土壤分区、地貌分区、文化分区等。本书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民族地理和民族地理观研究，二者均可以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分区。本书暂以民族地理观作为依据进行分区，因为以民族地理观作出的分区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地理分区和区域意象分区相重合的，这与民族地理观分区需综合考虑民族地理因素、民族观因素、地理观因素等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地理观分区是一种综合分区方法。

分区同时需要考虑尺度问题，尺度大小与分区准确性成反比关系，尺度越大分区的准确性越小。而考虑到尺度因素时，一般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分区方法。自下而上是在底层分区的基础上进行合并，自上而下是在顶层分区的基础上进行拆分。当有特殊因素的影响时，两种方法可以并用。本书在进行民族地理观分区时，因为要同时考虑民族地理因素、民族观因素、地理观因素，交叉使用这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