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本书作者汪澎博士是我的第一个硕博连读研究生，我对作者以及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情况非常了解，因而，这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书稿即将出版之时，我欣然为之作序。

2005年，本书作者汪澎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校文科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她入学之后，我们有幸结下师生关系。待她留校任教之后，我们又成为同事。

早在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时，我便留心到中共党内的留学生群体，在“经典作家论近代中国”硕士生课程的多年授课过程中，我注意到斯大林、共产国际不止一次提及中国应当进行土地革命，尽管他们心目中的土地革命与后来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有天壤之别。考虑到为“中共党内留学生群体研究”这个课题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准备，我安排入学不久的汪澎开始着手这个课题的基本资料的整理。她利用暑假时间，查阅了《近代留学生大辞典》《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等若干工具书和资料集，设计整理了一份九万余字的《中共党内留学生名录》。开学后，我看着这份“暑假作业”，甚感惊喜：一个入学才一个学期的硕士生，能够积极地完成如此细致耗时的资料整理工作，似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毅力，当是一个做学术研究的苗子。

2006年年初，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获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博士点，翌年便招收第一届博士生。这个能坐“冷板凳”的研究生顺利地成为博士点的第一个硕博连读博士生，开始重点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学习、研究和博士论文选题的过程中，我给汪澎和另几位博士生提出了一个系列的研究计划，就是将中国共产党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比如，关于“土地革命”、关于“武装斗争”、关于“统一战线”等问题，与共产国际的理论设想做比较研究，从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资源，又作了什么样的发展，从而厘清中共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样的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的具体内容。经过慎重地考虑，汪澎选择了做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的缘起与实施的研究。

其后，我们就开始查阅资料与选题的论证。收集资料方面，中共党史方面的，在藏书颇丰的政治学院的资料室、网上的旧书店都搜集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档案资料陆续开放和出版。自1999年开始陆续出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截至2006年出版了前12卷（至2012年，全套丛书共出版21卷）。这是尚未被充分研究和利用的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此外，还有中共建党前后的重要的期刊、杂志、报纸，就只能泡在校图书馆里翻阅摘抄。我向来对研究生有定期的“考问”，就是要他们汇报前一段时间的读书体会心得，交流讨论学习中不甚理解的问题或心得体会。从“考问”中可以看出，汪澎对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的几种方案设想、实施路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的资料收集较为充分，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思路亦大体明晰。她重点将中国“土地革命”战略的实施与共产国际设想的方案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两者的联系出来了，特别是两者的区别明显了，中国化的内容便清楚了，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有数了。

在前述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问题的研究，理所当然地纳入了她的视线。诸如共产国际提出的多种方案的比较、中共内部对各种方案的看法、接纳程度，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土地革命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关联，孙中山对土地革命的态度，等等。在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数篇学术研究论文应运而生。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期间，汪澎陆续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战略的态度析论》被《新华文摘》予以论点摘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汪澎克服了若干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最终较好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得到校内外专家的好评，顺利地通过答辩。

博士学位的获得，成为汪澎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留校任教之后，她在教学、科研两个方面均取得明显的成绩。短短五年间，不仅成长为教研室主任，还先后获省级和教育部教学比赛的奖项；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论文，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此同时，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思考、修订也在进行之中。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这本书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即将出版，总体而言，这本著作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注重创新。学术研究就是既要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更要有所创新。过去，“土地革命”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没有将中共的实践与共产国际的设想进行比较，没有强调“土地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本书的研究就是提炼出在“土地革命”的实施中，“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构想”的具体内涵，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不囿于成见，就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革命”战略的若干未曾探讨或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作者认为中国革命的“土地革命”战略是共产国际最早提出的战略设想，但是其具体方案却不可行；中共对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指示并不太认同，党内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深浅不一，不赞成共产国际的“没收地主土地再分配”这一政策；在“土地革命”战略的具体实施中，中共独创性地开辟了将“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四位一体的实施路径。这就弄清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共产国际所设想之“土地革命”的异同：是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是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是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换言之，作者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

其二，资料翔实丰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历史研究的推陈出新不仅在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亦在于史料的创新——新史料的发现、整合和利用。苏联解体后，尘封多年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解密。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合作编纂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已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对“土地革命”的研究，不能割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孤立、封闭起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理论与共产国际的主张认识存在何种关联，必须在史料上下足功夫。充分发掘、利用新出版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熟读并理解资料的基础上，不断思考，不断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在当前学术研究略显浮躁的情势下，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注重言之有据，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本是学术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之一，之所以成为本书的特色，是因为本课题必须注重比较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而言，尤其是共产国际、苏共在中国有绝对权威的时期，他们所提出的若干方案、路径，有不少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不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这就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挑战，而所有这些挑战往往表现为教条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将中共“土地革命”的成功实践问题看作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均与此相关联，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也正在于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形成亦与此相关联。中国共产党人当年便注重比较与鉴别，我们今天的比较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的再现。既要将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方案的重要内容进行比较，又要将共产国际的方案与中共的具体实践做比较研究，还要将四一二、七一五、八七会议这些重大节点前后的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即便是中共的实践，也有变动，也需做比较研究。

其四，思路清晰绵密。全书在行文结构上以“土地革命”概念、战略的提出及实施为线索，如实地把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形成过程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又系统地探索中国“土地革命”理论体系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从而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研究和分专题进行的研究结合起来，立体地、完整地揭示“土地革命”理论体系的博大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探索为开端，到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土地革命”战略构想，再到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四位一体革命道路的基本开辟为结尾，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详细展开。按照这种历史线索的研究，有助于形成明晰的概念和具体过程。全书又不完全流于历史发展顺序的叙述，因为如果那样，往往不能完整地再现整个“土地革命”战略体系各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在基本按照历史顺序展开的同时，作者以专题的形式对理论体系的形成进行系统研究，全面展开了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土地革命”的丰富内容，具体完整地呈现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丰富内涵。

总的来说，这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在史料的梳理及运用以及论证方面是较为清晰的，作者的辛劳在书中随处可见。

平心而论，本书也难免有不足之处。开辟中国“土地革命”实践路径，以至于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的思考和贡献无疑功勋卓著，成就斐然，本书也不惜笔墨，充分剖析。但是书中对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周恩来等其他共产党人相关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显薄弱，如时间充裕，当做一定补充，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更立体地展现出来。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减少了对中共直接地具体地发布指示。因此，由于资料的原因，本书对大革命失败之后，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如何实施的思路演变的研究也稍显单薄，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相关资料的深入挖掘。

应当说，作者经过博士阶段的研究训练，如今已具备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所有的成功一样，学术研究更需要长年累月地坚持和努力，愿汪澎将最初的耐力和坚韧用到今后的学术研究上，不懈进取，这是老师所深深期待的。

鲜于浩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