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说中的体育叙事

有不少学者将“体育小说”（sports fiction/novel）作为一个亚文类来对待。如果借鉴费伦所划分的文学类别的第二种用法，即“关于人物和事件具有共性结构，形成了一种可识别的类型”[29]，那么大概只有《达阵区》和《女勇士》能勉强被划入体育小说类别，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情节发展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大致按照职业体育联盟的赛程（赛季前—赛季中—休赛期）展开，主人公也都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一个是介于业余和职业之间的大学生橄榄球手，一个是职业冰球运动员）[30]。而德里罗笔下的其他小说无法归入此类——即使我们将费伦所说的“对最好的作家来说，对于体裁的选择从来不会是一个严格、无法变通的结构”[31]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只能说体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其叙事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能正如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指出的那样，体育小说的划定遵从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概念，“构成文学类型的作品族类中，不存在根本的区分特征，只有一些族类的相似之处；同一文学类型中的每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并非完全相似，只是部分相似”[3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体育小说”尚不能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可以界定的小说类别。学术界现有的对于美国体育小说的梳理情况也反映了这样标准不一的问题。所以，本书的关注点在于体育在叙事层面上的表现，而非作为文类的体育小说。

在论证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小说中体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时候，贾洛姆·莱尔·迈克唐纳德（Jarom Lyle McDonald）指出，随着体育文化，特别是观众文化（spectator culture）的发展，人们日益倾向以故事的形式来看待体育：“体育已经被叙事化（narrativized），已越来越不被视为历史事件，而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是通过遵从如情节、人物和主题这样的讲故事传统来对于事件的重构。”[33]将体育叙事化（narrativization）同样是德里罗的重要策略，但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叙事又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即便是在上文提及的两部“体育小说”中也是如此：虽然《达阵区》围绕橄榄球搭建起了叙事框架，但正如作家本人澄清，“这不是一部关于橄榄球的小说”[34]；《女勇士》则是以冰球为线索串起了一系列的话题。具体而言，《达阵区》聚焦一所南方大学的橄榄球队，通过对于其训练、比赛的追踪，揭示了体育对于半职业的大学生球员、教练员、普通大学生、教师的不同意义，特别是在“冷战”的阴影之下语言和身份认同如何联系在一起。而在《女勇士》中，德里罗同样敏锐地利用时代浪潮，超前地把一位女子带入了男性话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职业冰球联盟，自然也把女性主义、性别政治这样关于女运动员主体性的话题带到了小说之中。《天秤星座》中，主人公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对于国际象棋这项运动的痴迷对其个人身份认同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经德里罗重新想象、重新创作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代表各方利益的不同玩家参与的棋局——奥斯瓦尔德这位象棋爱好者看似是游戏的参与者，但实质上是受到历史力量操纵、身不由己的关键棋子。《地下世界》中，一个“再见全垒打”的诞生、遗失、转手将众多人物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个人命运轨迹串联起来，拼接成美国在整个“冷战”阶段的国家史，揭示了个人和国家在历史书写和再书写中的作用。此外，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体育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主体性的建构关系紧密，这一点在其处女作《美国派》中的主人公和其成名作《白噪音》中主人公的儿子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另外，《毛二世》以“扬基体育场”开篇，将以作家主人公为代表的个人身份、命运置于全球化、世界主义的时代背景之下。

总结而言，德里罗小说中的体育叙事多与身份认同、种族、性别政治、历史书写、教育、全球化、恐怖主义、环境等重大时代话题结合。从体育叙事的角度切入德里罗的小说世界，可以看到，无论是《达阵区》和《女勇士》里的专业、职业运动员，还是《美国派》和《天秤星座》里的业余体育爱好者，抑或是《地下世界》里的狂热体育观众，甚至还有《白噪音》和《毛二世》中虽没有直接参与体育运动却深受体育文化浸染的普通民众，体育都是其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与他人关系、在历史中定位自我、在生存空间中定位自我的重要媒介；体育不只为个人，也为特定的群体提供了拥有多重身份和生存选择的可能性。此外，通过体育叙事，也可以建立小说文本与作者之间的联系，从而考察德里罗的创作观以及他对于重大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