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北是汉简出土最多的地方，从1901年初英籍探险家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瑞典探险家斯文·安德森·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我国西北发现汉简以来，在西北地区已先后发现8万多枚汉简，这些汉简大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同时资料”，属于汉王朝在西北屯兵戍边的档案，不见于传世文献，故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军事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对简帛进行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真正兴起的时间，实际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我是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之一。十多年前，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我往往要呼吁学界重视简帛的语言文字研究。随着简帛的不断出土和“简帛学”显学地位的不断提高，现在早已不需要这方面的呼吁了，因为不少原来不涉及出土文献的学人也投身到简帛研究中了，不少原来不搞简帛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也纷纷建立起了“简帛研究”类机构，有关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不断涌现，而其中进行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的人员不少，队伍蔚为壮观，成果也非常丰富，非常可喜。在简帛语言研究的新成果中，即将问世的聂丹的《〈金关汉简〉戍卒与武备词语研究》，可谓西北汉简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值得推荐。

词汇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首先要对一部部专书、一批批专门材料的词汇状况进行清理，甚至编出一部部专书或专门语料词典，然后才谈得上构建出科学客观的汉语词汇史，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甚至远远不够。由于西北屯戍汉简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和口语性，它自然是绝佳的词汇研究的语料，研究这批汉简的词汇，不仅可以反映当时普通词语的情况，还可以反映当时军事用语的情况，聂丹的《〈金关汉简〉戍卒与武备词语研究》正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故仅就选题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本书对《金关汉简》的戍卒词语、武备设施词语进行了穷尽和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其词汇的客观面貌，得出了很多精彩的结论，值得称道的地方不少，兹举几点：

戍卒与武备设施词语209个。从词汇构成看，单音节44个，双音节103个，后者占了全部戍卒与武备设施词语的3/4强。多音节62个，其中大部分是三音节结构，有37个。由此可知，到了汉代，汉语单音节词为主的时代已经结束，双音节词占了主要地位。这一结论对汉语双音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戍卒称谓词语有30个。根据工作场所不同、工作内容不同和身份性质的不同，又有不同的称谓。根据工作场所的不同有以下称谓：隧卒、田卒、田兵、鄣卒、亭卒、候卒、部卒、府卒、仓卒、东部卒；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有以下称谓：车卒、车父、车工、马卒、迎卒、戍田卒、治渠卒、治沟卒、锻工卒、犁工关卒；根据身份性质的不同有以下称谓：省卒、罢卒、罢戍卒、死卒、官卒、游徼、骑士、材官。屯戍建筑设施词语有24个，如“堠”“堞”“坞”“墼”“关楼内户”“坞前垣”“垣北”“天田”“兰楼”“坞上偃户”“坞户关”“椄楪”“柃柱”等。武器及其配件词语有67个，仅“矢”类就有“矢”“弩矢”“稾矢”“矢”“稾矢”“陷坚矢”等。这些称谓类别的清理归纳对词汇史研究和对当时军屯武备情况的认识都有着重要意义。

大量的烽燧名，有表示破敌制胜意义的（如“灭虏隧”），有表达追求和平意义的（如“安汉隧”），有表达美好喜乐意义的（如“乐哉隧”），有表达世代延续意义的（如“万世隧”）。这些名称不仅有着史学民俗学研究的意义，体现出人们对结束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而且在传统训诂学的“得名之由”的研究，即现代语言学的词源研究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箙、籣、韇、”，传世文献记载都是用来装“弓弩矢”的，但具体装什么大都不作具体区分。而简文中则有明确区别：“箙”装“矢”，“籣”装“稾矢”，“韇”装“弓”，“”装“弩”。这一发现无论是对单个词语史的研究，还是对古代兵器史的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防御器“鎧”，字形有“铠”也有“”，以前者为常见，后者仅见一例（72EJC：119），说明当时的铠甲有铁质的，也有皮革的，以铁质的为常见。由词语“革铠”（73EJT28：11）可知，材质虽是“革”，字形仍作“钅”旁的“铠”，是“铁甲”多于“革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1]这一结论同样是无论对于词汇史的研究，还是对于古代兵器史的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

“弩”类词语十分丰富，仅从拉力看，就有“三石弩”“三石承弩”“三石具弩”“四石具弩”“五石弩”“五石具弩”“六石弩”“六石具弩”“七石具弩”“八石具弩”“九石具弩”“大黄力十石弩”“大黄力十五石具弩”“官具弩”“官第一六石具弩”等名称，[2]说明当时“弩”的种类之多。这一结论不光对古代兵器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3]而且说明当时“弩”的制造业是非常发达的，从而对器物制造史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从考古发掘看，长安出土的汉代的“鍭”大部分为铁质，少部分为铜质。而简文中则有大量的“铜鍭”一名，未见有明确记载的“铁鍭”名。“铜鍭”优于“铁鍭”，这是汉王朝把精良武器用于边塞防御的例证。这对汉王朝戍边政策的研究显然是有意义的。

张掖郡的罢卒，由张掖郡辖区内各县护送到居延都尉府，张掖郡同一年所有的罢卒都集中在居延，护送回乡也由居延出发，故张掖郡的罢卒都可以称为“居延罢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居延罢卒”分别由张掖郡下的日勒、删丹、屋阑、昭武、觻得各县负责护送回乡。护送回乡在每年的八月进行，往往由军队系统中的“尉官”负责具体事宜。为对于汉王朝处置西北罢卒的方法流程的研究是有实实在在意义的。

简文中有不少词语具有辞书学价值，其中有些是辞书未见者，如“矢”“稾矢”等；有些是辞书虽已收录，但首引书证晚于汉代者，如“炊帚”“长矛”等。这些对于汉得的辞书学价值的研究是具有实实在在意义的。

本书精彩的研究结论不少，兹不赘述。

这里想谈谈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现在有不少做学问的人，往往有意无意忽视或轻视甚至丢弃经过长时间运用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片面追求所谓“时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喜欢把国外新产生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汉语，而不管是否适合汉语的实际，导致的后果是其成果往往是仅有些“时髦”表述，让人难以卒读，自然经不起时间检验，最多也就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已。而本书在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是值得称道的，兹也举其几点：

统计分析法是一个很平常的传统研究方法，但怎样使用以及效果如何往往因人而异，我们只需看以上所举的本书研究所得的那些精彩结论即可知，这些结论大都是只有在对材料提供的信息进行地毯式搜索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后才能得出的，所以，本书称得上是统计分析法的典范运用。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本书对这一平常的传统研究方法成功运用的一大亮点。例如本书得出各种武器的出现频率由高到低分别是：弩148次，剑110次，弓76次，刀41次，有方22次，斧10次，矛5次，斤3次。由此得出结论：在汉代边塞中弋射类武器使用最为普遍，是当时武备中非常重要的远射武器。这一结论显然是定量定性研究法的精彩运用的结果。

因声求义法，也是一个古老的研究方法，但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它往往可以解决形训法、义训法解决不了的问题，起到探求词源、弄清事物得名之由的目的。本书对此方法的运用也是很成功的。例如作者认为，《金关汉简》中的“堠”（堠楼）之所以称为“堠”，与声符“侯”相关。从“侯”得声的字多有“伺望”义，比如“候、喉、猴、帿、鍭”等：候，伺望；喉，候气进食的关键；猴，习性善候望之兽；帿，迎候箭矢之靶。“堠”之所以称为“堠”，因其是用来瞭望敌情的哨楼。

接下来我想着重谈谈与研究方法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学术研究的角度视野问题。由于现在学科越分越细，往往容易导致研究者只埋头于自己学科的问题，而不关心其他学科的问题，也自然往往不懂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这很不利于学术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大力提倡运用本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来解决其他学科特别是相关学科相邻学科的问题。这方面，前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对《列子》一书的辨伪问题，1950年，季羡林先生从语言学角度发现《列子》中的故事有钞于西晋竺护法译《生经》的情况，从而肯定《列子》为伪书。[4]杨伯峻先生找出该书中汉晋才产生的几个词语进行论证，认定《列子》当为魏晋时代的伪书，他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生在某一时代的人，它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5]张永言先生选取了《列子》中的16个魏晋时期产生的词语，从词汇史的角度又一次力证该书是魏晋伪书，他说：“如果我们以历史语言学的眼光进行观察，就不难在他的书里发现不少晚于汉魏晋时期行用的新的语言成分，特别是词汇成分。”并下结论说：此书的撰人“就是生活于东晋中后期的本书的注者张湛”。[6]这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从唐代柳宗元起人们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列子》为伪书结论的正确性，并且，进一步认定该书是魏晋伪书，至此，今本《列子》为魏晋伪书的结论就牢不可破了。这是前辈学者运用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解决其他学科问题的典范。

关于运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本人也深有体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简帛佚医书，这些宝贵的民族遗产所在的时代问题是一大问题，医药学和史学的学者有不少往往从各自学科出发来进行研究，并且常常是循环论证，说到马王堆简帛医书的成书时代时说，这批医书中所述经脉为十一条，只有灸法没有针法，其成书时代显然比传世的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更早，因为后者已是十二条经脉，针法也较成熟，由此认为，如果以《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来推定，则简帛医书的成书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说到《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时说，马王堆简帛医书成书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则《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在战国时期。这种循环论证显然是无力的。我们从语言学的语法学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全面清理马王堆医书虚词的大宗——副词的基础上，选取表时间的“既”与“已”、表否定的“勿”与“毋”、表程度的“稍”与“小（少）”以及“最”这几组典型的副词，从虚词发展史的角度来论断其成书时代，结论是：马王堆医书中副词的使用情况反映的是战国末期产生的语言新质，从而可以判断其成书时代不早于战国末期，学界认为其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的说法不能成立。[7]并且，我们从汉语词汇史角度出发对《黄帝内经》的词汇进行了全面清理，发现《黄帝内经》各篇的成书时代均不早于汉代，且大都在东汉。[8]这样也就能很好地解释简帛医书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层次问题了，也就好理解《黄帝内经》与张仲景书的时代层次关系问题了。所以，搞语言学的不能只管语言的研究，要善于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运用来解决史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问题，这样才有利于科学研究，攻克学术难题。

聂丹的这本《〈金关汉简〉戍卒与武备词语研究》，就有不少是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运用来解决历史学问题的精彩地方，通过前面所举的亮点即可知，本书并不局限于纯语言学的研究，而是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汉代戍卒的分工、各自的工作职能、工作条件，以及各种武备设施的研究，从而展现汉代的军队面貌、军事水平、武器制造水平，反映汉代对边塞的军事政策，等等。这种研究视角是尤为值得称道的。

任何成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尚可努力的地方，例如，本书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金关汉简》，而对于有关传世典籍资料的搜集运用，以及将同性质的《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额济纳汉简》《地湾汉简》以及新近开始刊布的《悬泉汉简》等与《肩水金关汉简》有关词汇进行异同研究，还可再深入。

聂丹是贵州大学徐之明先生培养的硕士，毕业工作几年后，于2010年从余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是从零开始学习研治简帛，但由于她勤奋聪颖，诚笃踏实，很快就进入了简帛语言研究的行列，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西北屯戍汉简名物词语研究——以衣饰、器用、植物类词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得到专家好评。由于她在博士学习阶段奠定了较好的西北汉简研究基础，在读期间就于2013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肩水金关汉简名物词语研究”，2015年晋升教授，2020年又喜获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出土衣装简牍汇辑校注”。上帝是公平的，有付出，有汗水，就会有好的收获。

聂丹的这本《〈金关汉简〉戍卒与武备词语研究》，就是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肩水金关汉简名物词语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书稿即将出版之际，向我索序，我是她的导师，义不容辞，便拉拉杂杂写了以上一通，聊以充序。

张显成

2020年11月28日于西南大学竭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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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茀运、韩汝玢《汉长安城武库》说：“武库遗址规模相当大……已发掘的第一遗址中，有大量铁铠甲，其中一块重约七八十斤。……这也说明铁器的使用在当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说明考古所见与文字反映的结果是一致的，当时铁铠甲的使用很普遍。

[2] 《居延汉简》36.11的“官六石第一弩”，与这里的“官第一六石具弩”的“第一”的所指应当是相同的。

[3] 《尹湾汉墓简牍》中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了汉王朝设置在东南地区的一处大型武器仓库的库藏情况，逐项详列兵车器等各类军用物资的名称和数量。如果我们将西北汉简所载“弩”的情况与之相比，即可知西北汉简中的“弩”的种类是远远多于《尹湾汉墓简牍》中所载的，若将两种文献所载武备词语进行比较，肯定是颇有意义的。

[4] 季羡林：《〈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载于《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又载于《季羡林佛教论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5] 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作年代考》，《新建设》1956年第7期；又载于《列子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

[6] 张永言：《从词汇史角度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为祝贺季羡林先生八十华诞作》，载于《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又载于《汉语史学报》第六辑，2006年；又载于《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7] 详张显成、程文文《从副词发展史角度考马王堆医书成书时代》，《文献》2016年第2期。

[8] 详本人指导的2016年通过的以下三篇西南大学硕士论文：《从词汇史角度考〈灵枢经〉的撰成时代》，作者张诗虞。《从词汇史角度考〈素问〉的撰成时代》，作者王艳。《从词汇史角度考〈素问〉“七篇大论”的撰成时代》，作者申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