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研究材料

肩水金关汉简，就是在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发掘得来的一万余枚简牍。肩水金关，在今天甘肃省金塔县北部，位于金塔县天仓北25千米处。东经99°55′47″，北纬40°35′18″，是汉代张掖郡南部肩水都尉府所辖的一处出入关卡。“肩水金关汉简”因在汉代的肩水金关遗址发现而命名，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1）1972—1974年，在肩水金关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牍10785枚简牍档案。这是肩水金关汉简的主体部分。（2）1930年，中瑞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贝格曼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的779枚汉简，发掘时间很早，但数量不大。两次发掘的肩水金关汉简共计有11564枚。

一 发掘整理情况

（一）主要研究材料

1.《肩水金关汉简》

1972—1974年，在甘肃省文物部门的主持下，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酒泉地区及当地驻军组成文物考古队，对居延地区汉代亭隧进行调查清理发掘，在甲渠候官所在地破城子及其以南5千米处的甲渠塞第四隧、甘肃省金塔县天仓城以北二十五千米处的肩水金关遗址三处共出土了19400余枚汉简。其中肩水金关收获简牍10785枚。

1973年7月13日至9月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警卫团的协助下，岳邦湖、初师宾、王勤台等十多位同志历时75天完成了肩水金关遗址的发掘工作。[1]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第四隧发掘的简牍于1990年和1994年，由文物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释文简装本和图文精装版。而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直到2011年才开始陆续出版发行。2011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编辑出版了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五家单位合作编纂的《肩水金关汉简（壹）》。自被发掘以来，肩水金关汉简历时37年得以出版发行。

《肩水金关汉简（壹）》三册连发，包括彩色图版、红外线图版和释文三部分，上册是彩色图版，中册是红外线图版，下册是释文。后来陆续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都采用这样的三册安排。自《肩水金关汉简（壹）》出版之后，上海中西书局分别于2012年12月、2013年12月、2015年11月和2016年8月，出版发行了《肩水金关汉简（贰）》《肩水金关汉简（叁）》《肩水金关汉简（肆）》《肩水金关汉简（伍）》。每一套都是三册连发，5套书共15册。至此，《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工作全部结束。

《肩水金关汉简（壹）》，2011年8月出版，共收录汉简2351枚；编号前部的数字和字母全部是“73EJT”，表明在73年发掘于额济纳河流域肩水金关汉简的某个探方，共收录10个探方的简牍。各探方的编号及数量分别是：73EJT1：1-318（318枚），73EJT2：1-106（106枚），73EJT3：1-118（118枚），73EJT4：1-214（214枚），73EJT5：1-122（122枚），73EJT6：1-198（198枚），73EJT7：1-215（215枚），73EJT8：1-115（115枚），73EJT9：1-395（395枚），73EJT10：1-550（550枚）。

《肩水金关汉简（贰）》，2012年12月出版，共收录汉简2334枚；编号前部的数字和字母也全部是“73EJT”，编号及数量分别是：73EJT11：1-31（31枚），73EJT14：1-42（42枚），73EJT15：1-29（29枚），73EJT21：1-501（501枚），73EJT22：1-157（157枚），73EJT23：1-1074（1074枚），73EJT24：1-500（500枚）。

《肩水金关汉简（叁）》，2013年12月出版，共收录汉简2066枚；编号前部的数字和字母全部也还是“73EJT”。编号及数量分别是：73EJT24：501-1006（506枚），73EJT25：1-248（248枚），73EJT26：1-305（305枚），73EJT27：1-142（142枚），73EJT28：1-146（146枚），73EJT29：1-135（135枚），73EJT30：1-267（267枚），73EJT31：1-242（242枚），73EJT32：1-75（75枚）。

《肩水金关汉简（肆）》，2015年11月出版，共收录汉简2065枚；整理者整理缀合了29枚简，故实际收录简牍 2036 枚。编号前部的数字和字母有“73EJT”，也有“73EJH”和“73EJF”，表明在73年发掘于额济纳河流域肩水金关汉简的某个探方、某个灰堆或某个房屋遗址。编号及数量分别是：73EJT33：1-91（91枚），73EJT34：1-50（50枚），73EJT35：1-16（16枚），73EJT37：1-1590（1590枚），73EJH1：1-82（82枚），73EJH2：1-110（110枚），73EJF1：1-126（126枚）。

《肩水金关汉简（伍）》，2016年8月出版，共收录汉简1969枚；编号前部的数字和字母有“73EJF”和“73EJT4H”，也有“73EJD”、“72EJC”和“73EJC”，还有少量的“72EDAC”“72ECC”“72ECNC”“72EDIC”“72BS7C”“72BS79C”，编号及数量分别是：73EJF2：1-49（49枚），73EJF3：1-636（636枚），73EJT4H：1-90（90枚），73EJD：1-391（391枚），72EJC：1-680（680枚）。还有72年采集于居延大湾的编号是72EDAC：1-8的8枚简；在居延查科尔帖调查采集的编号是72ECC：1-83的83枚简，附编号是72ECNC：1的1枚简；在居延地湾采集的编号是72EDIC：1-22的22枚简；在居延布肯托尼第七隧采集的编号是72BS7C1-5的5枚简，在第九隧采集的编号是72BS79C1-4的4枚简。

2.《居延汉简》的部分简牍

1930年，中瑞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共发掘汉简一万余枚，其中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汉简850余枚，著录了746枚，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了33枚简，共779枚汉简。

这些简牍是在汉代张掖郡发现的，虽然部分是在北部的汉代居延都尉府所辖地烽燧中发现的，部分是在南部的汉代肩水都尉府所辖地烽燧中发现的，但学界习惯把这次发掘的简牍统称为“居延汉简”。整理、出版时都同等对待，没有分开。

这批被命名为“居延汉简”的简牍，于1930年5月被送往北京，由北京大学的刘半农、马衡等进行研究，傅振伦、傅明德等负责协助整理，1935年之后又由向达、劳干、贺昌群等协助整理。1937年抗战爆发，简牍照片毁于战火，简牍辗转运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由沈仲章对简牍进行拍照、编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简牍照片再次被毁，简牍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劳干据手头照相副本，在四川奥地南溪进行独立研究，1943年，出版了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共四册），1944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共二册）。此书印数不到百本，1949年商务印书馆活本印刷《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这个版本国内较易见到。1957年，劳干在中国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三部，是所发掘简牍的部分图版，此书出版后，人们才得以见到这批图版的原状。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据留在大陆的简牍照片，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包括2596支简牍的照片、释文和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是最为完备的资料。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三位对《居延汉简考释》《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进行详细校释的成果《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99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整理搜集的《居延汉简补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和《居延汉简补编》两本书几乎包括了“居延汉简”的全部内容，也是对早期肩水金关汉简的完备收录。敦煌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汉简）》（释文在第5、6、7、8册）。此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公布的汉简释文进行汇集、标点、注释，个别处作了修订。并附有部分图版和遗址地图，是对肩水金关汉简收录整理最为完整的版本。这批简牍现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我们以《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汉简）》（初师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底本，以《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为参照本。

以上著录包含了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的779枚汉简，这批汉简共有26包，各包的编号及数量分别见下：

第15包的编号分别是：15.1—25，（共25枚汉简）；

第22包的编号分别是：22.4—5，（共2枚汉简）；

第29包的编号分别是：29.1—15，（共15枚汉简）；

第32包的编号分别是：32.1—2，32.4—9，32.11—18，31.20—25，（共22枚汉简）；

第37包的编号分别是：37.1—7，37.13—14，37.17—40，37.42—46，37.49—51，37.56—59，37.62，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三枚简：※37.28，※37.35，※37.53，（共49枚汉简）；

第43包的编号分别是：43.2—5，43.7—13，43.15—17，43.19—20，43.23—25，43.27，43.29—31，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43.22，（共23枚汉简）；

第50包的编号分别是：50.1-9，50.13，50.15-20，50.22-26，50.28-31，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50.12，（共26枚汉简）；

第51包的编号分别是：51.1，51.3-6，51.8-11，51.13-17，51.21，51.23-25，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51.7，※51.18，（共20枚汉简）；

第62包的编号分别是：62.1-58，另外有两枚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X62.13”和“X62.39”（共60枚汉简）；

第75包的编号分别是：75.1-11，75.13-30，另外有一枚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75.12，（共31枚汉简）；

第77包的编号分别是：77.1-4，77.6-11，77.15-18，77.21-25，77.28-31，77.33-39，77.41-42，77.44，77.48-49，77.52-55，77.58-60，77.62-69，77.72，77.74，77.76-77，77.79-80，（共56枚汉简）；

第119包的编号分别是：119.1-3，119.5-9，119.11-14，119.17-19，119.22，119.25-27，119.30，119.33-37，119.39-42，119.44-51，119.53-55，119.57-59，119.62-64，119.66-69，（共50枚汉简）；

第121包的编号分别是：121.1，121.3-5，121.7-9，121.12-14，121.16，121.18-19，121.21，121.24，121.26，121.28-29，121.31-32，121.39，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121.6，※121.14，※121.21，※121.23，※121.34，※121.35，※121.36，（共28枚汉简）；

第140包的编号分别是：140.1-12，140.15-20，140.26，140.29-30，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X140.20，※140.24，（共23枚汉简）；

第171包的编号分别是：171.1-2，171.5-10，171.13-16，171.18-19，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171.11，※171.20，（共16枚汉简）；

第204包的编号分别是：204.3-9，（共7枚汉简）；

第212包的编号分别是：212.1-3，212.6-9，212.11-15，212.24-25，212.28-29，212.31，212.33-34，212.37-43，212.45-52，212.54-63，212.65-74，212.76-77，212.79-86，212.94，212.100-101，212.104-105，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212.10，※212.16，（共71枚汉简）；

第218包的编号分别是：218.1-7，218.9-16，218.18-27，218.29-43，218.45，218.47-66，218.76，218.78，218.81，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218.28，（共65枚汉简）；

第241包的编号分别是：241.1-6，241.8，241.10-15，241.18-19，241.21-25，241.27，241.31，241.40，241.42，241.44-47，241.49，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241.7，※241.28，※241.32，※241.34，（共33枚汉简）；

第243包的编号分别是：243.2，243.5-6，243.8-9，243.11，243.13-14，243.21-26，243.28-32，243.34-35，243.37-38，243.41-44，243.47-50，243.54，243.57-59，（共35枚汉简）；

第288包的编号分别是：288.2-3，288.5-7，288.9-11，288.13，288.15-23，288.26-28，288.30-34，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X288.11，X288.16，X288.20，（共29枚汉简）；

第334包的编号分别是：334.1-3，334.6-11，334.13-16，334.18，334.20，334.22-26，334.28-38，334.40-42，334.45-48，（共38枚汉简）；

第340包的编号分别是：340.1-2，340.5-8，340.10-12，340.14-23，340.25-28，340.31-36，340.39-43，340.45-48，340.52-54，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X340.35，（共42枚汉简）；

第526包的编号是：526.1，（共1枚汉简）；

第529包的编号分别是：529.1-3，（共3枚汉简）；

第530包的编号分别是：530.1-4，530.6，530.8-9，另外加上据《居延汉简补编》增补的※530.5和※530.2，（共9枚汉简）；

综上，本文的主要研究材料为1973年采集于肩水金关遗址的10785枚汉简和1930年采集于肩水金关遗址的779枚汉简，共计11564枚汉简。由于这两批汉简均已刊出，且以前者为绝对主体，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及这两批肩水金关汉简时，径称为《金关汉简》。

（二）辅助研究材料

《金关汉简》是汉代屯兵西北产生的文书档案，在西北地区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同是汉代在西北屯兵产生的文书档案，分别是《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额济纳汉简》，它们与《肩水金关汉简》关系密切：出土地点接近，性质相同，产生时间相同或相近，甚至是发掘于同一次考古调查，出版于同一本专著。因此，这几批简牍，是研究《肩水金关汉简》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

1.居延汉简

这批汉简共10177枚，1930年发掘于居延都尉府管辖的烽燧亭障遗址，其发掘、整理、出版情况，与1930年发掘于肩水金关遗址的700余枚汉简同步进行，可参看上文“主要研究材料·《居延汉简》的部分简牍”的相关介绍。

这一万余枚汉简已经与同年发掘于肩水金关遗址的700余枚汉简同书刊出，其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及这批汉简时，径称《居延汉简》。

2.居延新简

这批汉简与1973年发掘于肩水金关遗址的一万余枚汉简，是同一批专家在同一次考古调查时发掘的，为了与1930年发掘的《居延汉简》相区别，这一批发掘较晚的“居延汉简”就称为“居延新简”。

1972—1974年间，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及当地驻军组成的文物考古队，对居延地区汉代亭隧进行了调查发掘，完成了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隧以及肩水金关遗址的发掘考察，共出土汉简19400余枚。我们所说的“居延新简”，是指在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隧发掘的简牍，不包括肩水金关遗址发掘的10785枚汉简。

1976年，考古队在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又获得了173枚汉简，1982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又发现了22枚汉简。这些简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我们把这些散简也归入“居延新简”中，这样，“居延新简”共计8810枚。

目前“居延新简”通行的释文有三个版本，如下。

①《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研究整理，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32开平装本，简体字横排，这本书收录了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出土部分，没有图版和遗址地图。这本书是这批简牍最早的研究成果。②《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由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了这本书为八开精装本，繁体字竖排，包括甲渠候官所在地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隧所出全部简文和图版，并附有遗址地图。③《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释文第9、10、11、12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本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公布的汉简释文进行标点、注释，个别地方作了修订。

我们采用的简文，以《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初师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为底本，以《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为参照本。[2]

这批汉简已经独立刊发，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及这批汉简，我们径称《居延新简》。

3.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是最早发现的“西北屯戍汉简”，从1907年，斯坦因在中亚探险时获得的708枚汉简开始，陆续发掘了总共2522枚简牍。[3]这些在疏勒河流域发现的简牍，因最先在敦煌发现，故被称为“敦煌汉简”。主要包括以下八批汉代简牍。

①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时，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获得简牍708枚。[4]②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获得84枚简牍，这些简牍大部分属于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小部分属于宜禾都尉；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获105枚，这批简的出土地大部分属于汉代酒泉都尉和北部都尉，陈梦家曾称之为“酒泉汉简”。共计189枚简牍。[5]③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西北古玉门关城外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17枚简牍。[6]④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50枚，简影和释文见夏鼐《考古学论文集》。[7]⑤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简牍91枚。原简现藏嘉峪关长城博物馆。⑥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11千米的马圈湾发现一座被斯坦因当年考察时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新编号为D21，出土简牍1217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敦煌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汉代烽燧遗址的科学考察，收获比原来任何一次都多，所得汉简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过去在敦煌所获的总和，而且在层位、断代上有了更确切的依据。这批简原简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8]⑦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57千米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获简牍76枚。原简现藏于今敦煌市博物馆。⑧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全市文物普查过程中又陆续获木简137枚。此外，还有1988年在敦煌市人头疙瘩采集的10枚简牍和1990年疏勒河北三墩采集的27枚简牍。

这批简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最早见于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这些都是较为零散的部分材料。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林梅村、李均明合编的《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对散见的部分简牍进行编号归类。1991年，甘肃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整理的《敦煌汉简释文》，把散见的简牍搜集整理汇总。《敦煌汉简释文》一书为32开平装本，无图版，附有简牍编号索引和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简体字横排。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敦煌汉简》。《敦煌汉简》一书为8开精装本，附图版、原简编号索引及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繁体字竖排。《敦煌汉简》和《敦煌汉简释文》对“敦煌汉简”作了详细的校读，但均未收录1988年在敦煌市人头疙瘩采集的10枚简牍和1990年疏勒河北三墩采集的27枚简牍（共计37枚）。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卷》（第3、4册），收录了前两家皆未收录的这37枚简牍，内容更加丰富，繁体字竖排。甘肃省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对这批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基本解决了释读方面的问题。

我们以《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卷》（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主编，初师宾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底本，以《敦煌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敦煌汉简释文》（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为参照本。

这批汉简已经刊发，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径称为《敦煌汉简》。

4.额济纳汉简

1999年9月—2002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居延遗址进行了分阶段考古调查，会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居延遗址内13处古城和烽隧遗址进行了测量，为配合地方公路改线，对部分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先后发掘了甲渠塞“第十六隧”（T9）“第七隧”（T14）“第九隧”（T13）“第十四隧”（T10）和卅井塞的察干川吉烽燧（T116），发掘得将近600枚汉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虽然《金关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等汉代简牍也发现于额济纳河流域，但只有这将近600枚简牍被称为“额济纳汉简”。

对“额济纳汉简”进行释文研究的，目前有两个本子：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孙家洲主编的《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后者是对前者的整理和释读。

我们以《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孙家洲，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为底本，以《额济纳汉简》（魏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参照本。

这批汉简已经独立刊发，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径称为《额济纳汉简》。

综上，本文的主要研究材料有：《金关汉简》，辅助研究材料有：《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和《额济纳汉简》。除《敦煌汉简》外，其余简牍均发掘于张掖郡额济纳河流域，为了避免指称错漏，对各批简及其所指作一个简要概括，如下。

主要研究材料：

①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肩水金关遗址发掘的779枚汉简。

②1973年在额济纳河流域肩水金关遗址发掘的10785枚简牍。

共计11564枚汉简，统称为《金关汉简》。

辅助研究材料：

《居延汉简》：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都尉府所属遗址发掘的10177枚简牍。

《居延新简》：1972—1982年，在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隧发掘的汉简。《居延新简释粹》所收的不见于《居延新简》和《金关汉简》的72枚简牍也归在此类。此外还有一些不明发掘地的简牍，计8882枚。

《敦煌汉简》：从1907年开始，在疏勒河流域陆续发现的2522枚简牍。

《额济纳汉简》：1999—2002年，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居延遗址进行试掘得到的598枚简牍。

以上这些辅助研究的简牍共计22179枚。

这些辅助研究材料，与主要研究材料一样，均发掘于中国西北边塞汉代烽燧遗址，它们出土地点相同相近，内容相同相关，反映的时代基本一致，可以互为补充、相互印证，是我们研究的有力补充。

二 语料的性质

《金关汉简》大部分是木质简牍，也有少量竹简。是汉代屯边遗留的宝贵资料，大部分是文书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还有一些零星的私人信件，是汉代西北边塞屯军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真实记录汉代西北屯边活动的宝贵财富。

对语言研究来说，语料的选择十分重要。张显成早在1998年就说过：“选择研究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材料选定得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做的无用功（例如伪材料）；反之，经过精心选择反复论证而确定的材料，则会事半功倍。”[9]作为研究语料，《金关汉简》是极为有价值的。张显成采用太田辰夫对文献的分类：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说：“出土文献，它们大都是‘同时资料’或‘准同时资料’，如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简帛医书、遣策等。并且，有不少简帛，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口语性文献，如简帛中的账簿、契约、文书、医方等。所以，从理论上讲，简帛文献必然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它们应该是汉语史研究的极其宝贵的文献材料。”[10]我们选择的《金关汉简》，正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口语性文献，多有文书、簿籍、契约和书信，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时代明确

《金关汉简》中有大量纪年简，明确反映语料产生的时间。《金关汉简》中有不少简文明确记录了书写时间，这就为我们掌握这批简反映的时间提供了最真实的信息。

黄艳萍《〈肩水金关汉简（壹）〉纪年简校考》说：“（《金关汉简（壹）》）有完整纪年的简 147 枚，含纪年内容的简约 350 枚，共计约 497 枚纪年简。在这些纪年简中，纪年最早的为汉武帝太初五年（即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见73EJT4：107简‘大初五年’）；最晚的为新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见73EJT7：50简‘始建国亖年正月癸亥’），纪年跨度约112年。”[11]罗见今、关守义在《〈肩水金关汉简（贰）〉历简年代考释》中说：“（《金关汉简（贰）》）这批简牍中，纪年简有162 枚，约占7%。最早的一枚是73EJT21：111号简：□□候长居延西道里叔□年卅□始元二年五月辛未除见汉昭帝始元二年是公元前85年。最晚的一枚是 73EJT23：189 号简：始建国五年八月王莽始建国五年即公元13年。”[12]黄艳萍在《〈肩水金关汉简（叁）〉纪年简校考》中说：“（《金关汉简（叁）》）这批简牍中与纪年有关的日期简共计约 339 枚……有明确纪年的简127 枚。这些纪年简中最早的纪年为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见73EJT26：16简‘元凤二年二月癸卯’），最晚的为汉平帝元始五年（前5，见73EJT24：616A 简‘元始五年三月乙丑朔戊辰’）。”[13]黄艳萍在《〈肩水金关汉简（肆）〉中的纪年问题》中讨论《金关汉简（肆）》的纪年简时说：“我们穷尽性地统计了其中的纪年简、历谱简、日期简等与纪年相关的简牍共计 639 枚，其中有明确年号记载的纪年简246 枚。”[14]又说：“原有纪年简中最早的纪年为元凤二年（73EJF1：31），最晚的纪年为建武三年（73EJF1：25）。”[15]

据笔者考察，《金关汉简》中，最早的纪年简是太初五年，见于简73EJT4：107，最晚的纪年为建武三年，见于简73EJF1：25。

73EJT4：107：大初五年

“太初”原本仅有4年，“大初五年”当为“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0年。

73EJF1：25：建武三年五月丙戌朔壬子都乡啬夫宫敢言之金城里任安自言与肩水候长苏长俱之官谨案安县里年姓所葆持如牒毋官狱征事得以令取传谒移过所毋苛留如律令敢言之

建武元年是25年，建武三年即为公元27年，这是《金关汉简》中最晚的纪年简。

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27年，是《金关汉简》的时间跨度。

同质简的时代也是明确的。李均明等编著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说：“以上疏勒河流域出土的简牍，绝大部分为汉代遗物，所见最早年号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年号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8年）。”[16]张国艳在博士学位论文《居延汉简虚词研究·绪论》中说：“（《居延汉简》）这批简牍中年号最早的为汉武帝太初三年简（公元前102年），最晚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简（公元31年）。”[17]又说：“（《居延新简》）这批纪年简约有1200余枚，最早的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晚的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另有一枚为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18]谢桂华在《初读额济纳汉简》中说：“（《额济纳汉简》）其中，以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为最早，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为最晚，前后达八十七年之久。”[19]洪春嵘《额济纳纪年简初考》得出同样的结论。

据我们考察同质简，最早的要数《敦煌汉简》1278号纪年简的“鼎三年”（公元前114年），[20]本简残缺。字迹保留完整的最早汉简是《敦煌汉简》1298号简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张国艳提及的“太初三年”简，笔者仔细搜寻未果；[21]最晚的汉简要数《流沙坠简·数术类》收录的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历谱，[22]前后相差刚好有二百五十年时间：

1278A：鼎三年敢言之…… 毋忽如律令敢言（前114年）

1298：马以节，属吏用传信，及将兵吏边言缘【人】惊□□□马书府……□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前111年）

《流沙坠简》收录历谱简：

三日，戊寅戊申戊寅丁未丁丑丙午丙子乙巳乙亥甲辰甲戌癸卯（153年）

《流沙坠简》还收录了几枚三国时简牍，如“咸熙二年七月癸丑朔廿二日□□”，“咸熙二年”为魏元帝曹奂年号，公元265年，不过这个时间段的简牍数量极少。总的来说，这批简的主体是汉代的产物，写成年代是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中叶。

（二）地域明晰

《金关汉简》因其发掘于汉代的肩水金关遗址而得名，故其发掘地址是非常清楚明晰的。肩水金关遗址在甘肃省金塔县天仓城以北二十五千米处，东经99°55′47″，北纬40°35′18″。

同质简的出土地点也是非常明晰的。《居延汉简》，是1930年4月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东经100°—101°，北纬41°—42°的居延边塞发现了众多亭隧障塞发掘所得，因其是在张掖郡居延地区汉代烽燧发现的，所以被命名为《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是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所在地破城子及其以南五千米处的甲渠塞第四隧以及在额济纳布肯托尼以北发掘所得。《额济纳汉简》，是1999年9月—2002年10月，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遗址内的13处古城和烽燧遗址，即甲渠塞“第十六隧”（T9）、“第七隧”（T14）、“第九隧”（T13）、“第十四隧”（T10）和“卅井塞的察干川吉烽燧”（T116）等地发掘所得的汉简。《敦煌汉简》是在汉代敦煌郡、酒泉郡疏勒河流域发掘所得。额济纳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均在中国西北地区。

（三）文献真实

《金关汉简》是没有经过后人改写、传抄的第一手出土资料，完全真实地反映了资料所承载的信息原貌。传世文献往往被辗转传抄、校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文献失真”，这是出土文献包括《金关汉简》在内不用面对的问题。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自序》：“简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首先表现在它们全部为原始记录和文书档案，是当事人的亲笔，或为部属记述经主吏过目，或为原文书的抄本。”[23]《金关汉简》产生的时间是西汉中期到东汉前期，这一时段的文献资料相对有限，《金关汉简》的出现，对这一时段的资料作了有力的补充，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正如张显成所说：“文献的研究价值，首先取决于文献的真实性问题，越是如实反映原貌的文献，越具有研究价值，反之，则研究价值越低。”[24]语言学的研究材料，决定了整个研究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徐时仪针对文献的真实性也说：“文献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基础，同一文献在传承中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衍误脱略，有一些文献还有不同程度的增补修订。……语言学的研究强调研究的语言现象的始见书和初见义的年代，如果不对所用材料进行一番文献的考证，所得结论就会有偏颇。”[25]《金关汉简》的文献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只要是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可靠。

（四）内容丰富

《金关汉简》涉及屯边活动的大量资料，包括军政活动、军政制度和私人生活等多方面。内容极其丰富，有诏书、奏记、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契券、封检、历谱、数术书、字书、医药方以及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等，恰为汉代在中国西北屯军的有关屯戍档案。

魏璐梦在《〈肩水金关汉简（贰）〉词汇专题研究》中说：“肩水金关汉简材料以簿册、诏书律令、书信等应用性文书为主，内容涉及人员出入、兵役戍守、军事赋税、钱粮兵器、仓库买卖、日常生活等，记载全面详细，可借以了解汉代的政治、历史、军事及边疆情况。”[26]初仕宾、任步云在《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中说：“在大量残册散简中，内容更加广泛。诸如各塞部燧的名称位置、隶书关系、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戍务劳作，各种吏卒、家属、百姓、奴婢、刑徒的名册、考核，交通证件和公文、邮驿记录，各类钱粮财物的收支，调输、赋税、财产、买卖、雇佣、借贷的计算等等，从中可以看当时居延甚至全国的政治面貌、经济状况、军事系统、屯田水利、地理交通和各时期的变化。”[27]

林梅村、李均明在《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中说：“有大量与屯戍活动直接相关的下行、平行、上行文书，廪食、赐劳、俸禄、官吏任免名籍，符，传及出入关记录等简牍。……有些简牍内容虽然与屯戍无直接联系，但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总之，这批简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敦煌、酒泉地区的屯戍活动乃至于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均具较高价值。”[28]

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汉简，内容涉及诏书、律令、官府文书、簿籍、符传、历谱等多方面，毫无疑问，这批汉简的出土不仅代表了汉代边郡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而且较多地反映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这对于我们研究汉代边塞屯戍活动乃至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中国西北史地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五）数量巨大

《金关汉简》的数量之大，是全国其他各处简牍无法比拟的。我们逐枚统计，《金关汉简》共11564枚。侯丕勋在《西北所出土简牍的特点》中说：“自20世纪末以来，从我国很多地方发现了简牍，若就地区而言，西北各省区所发现简牍数量位居全国之冠。”“居延地区出土旧简约10200枚。破城子、甲渠第四隧和不明地点的简牍共出土8153枚，肩水金关遗址出土13003枚；额济纳河下游调查发现164枚。居延地区共出土新旧简31520枚。”并总结：“西北地区所出简牍约占全国所出土简牍的80%。”[29]这一组组统计数据，展现出来的，正是《金关汉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是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丰富资源。

由于其时间清楚、地域明确，性质单纯，内容可靠而丰富，数量巨大，因此，我们选取《金关汉简》为研究材料，以同质简为辅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