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苏联解体后，中亚凭借独特的地缘位置和资源禀赋，吸引了世界主要力量的关注。除了俄罗斯和中国两大传统邻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周边地区大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国际行为体，都是中亚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近年来，中亚更是成为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大中亚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新丝绸之路”计划、跨里海“东西方运输走廊”等重大地缘政治经济项目的重要部署区。

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和众多域外力量的参与，中亚国家坚持多元化的外交选择。在英语中，“多元化”一般使用“diversification”一词，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在官方文件、正式讲话和学术研究中阐述对外政策的“多元化”时，经常使用多向性（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ость）、多面性（многоплановость）等表述。它们在不同情境、不同文本中的具体含义有所区别，但都强调了外交政策的多样化，以区别于“一边倒”和结盟的对外政策。简言之，多元化外交就是指一国与世界政治中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时，先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并利用这种矛盾和对抗实现自己的目标。多元化的外交战略是长期的，但具体目标和获得的红利主要是短期和战术性的。[1]因此，多元化外交是一个始终调整变化中的过程。

近年来，中亚五国（“5”）与域外力量（“1”）以“5+1”形式开展的多边合作蓬勃发展，这一新的模式成为中亚多元化外交的标配。日本2004年启动与中亚五国的“中亚+日本”对话，截至2022年已召开9次外长会、1次特别外长会、14次高官会、12次知名学者和职能部门专家参加的“中亚+日本”东京智力对话，以及“中亚+日本”知识分子对话、“中亚+日本”经济论坛、“日本—中亚投资论坛”等配套的知识界和商界会议。“韩国—中亚合作论坛”自2007年起已连续举办16次，除2017年外从未中断，成为韩国与中亚五国促进全面交流与合作、增进友谊的经常性多边合作和年度协商机制，在韩国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交往中发挥着引擎作用。每年受邀出席论坛的不仅有政府官员，也有很多企业和民间专家。2007年欧盟中亚战略通过后，“欧盟+中亚”形式的多边会议和论坛全面铺开，形成“欧盟—中亚”民间社会论坛、“欧盟—中亚”经济商业论坛、“欧盟—中亚”高级别政治与安全对话、“欧盟—中亚”部长会议、“欧盟—中亚”最高领导人峰会等不同层面和主题的多边会议机制。“欧盟—中亚”外长会自2005年起已举办19次，成为欧盟与中亚关系提升的重要标志。美国与中亚的“C5+1”机制成立时间较晚（2015年），但通过元首峰会、部长级会晤、专家会议等不同层面的多边互动，扩展了美国与中亚五国的对话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平台，正在进行的区域项目遍布中亚。近年来，印度、俄罗斯也多次与中亚举行元首峰会和“5+1”外长会。[2]中国与中亚举行“5+1”智库会、外长会和元首峰会，机制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3]中亚五国将“5+1”这一新的模式作为多元化外交和地区博弈的重要砝码，域外力量则希望借助“5+1”扩大对中亚的整体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5+1”将是各方拓展在中亚利益、扩大在中亚影响、吸引中亚民心的重要竞争手段。

二

2022年以来，西方与中亚“5+1”合作水平有了质的提升。欧盟、美国实现了与中亚五国在“5+1”框架下的首次集体元首峰会，日本完成了新冠疫情后“中亚+日本”对话首次线下外长会，韩国举行了第15、16次“韩国—中亚合作论坛”和首届“韩国—中亚议会论坛”。西方与中亚“5+1”合作机制建立时间早、覆盖领域广、发展成熟，是各自中亚战略的主要实施工具。由于实力地位、地缘条件、民族文化、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差异，日本、韩国、欧盟、美国的中亚战略在目标上各有侧重，与中亚国家的“5+1”合作也有自己的特色。

日本与中亚历史上交往极少，在该地区没有重大利益，其最初对中亚表现出谨慎的观望态度。进入21世纪后，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的政治抱负日益明显，中亚在日本外交中的权重迅速增加。日本开始高度重视这块之前被认为是距离遥远的地区，努力提升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大力发展对中亚的援助外交。2004年“中亚+日本”对话的建立和实施，标志着以多边主义为宗旨的日本中亚战略真正确立。日本也成功构建出以区域或整体方法开展中亚外交的新路径，而不是传统的基于不同国家区别对待或“分而治之”的国别方法。日本进入中亚的目的是要提升其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服务日本的国家利益。但与欧美不同，日本在中亚的行动相当谨慎，绝不公开声称要改变中亚既有格局，甚至有意识地避免引起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中亚最主要周边大国的关注。日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中亚多元化外交提供一个“替代选择”（alternative option）。

韩国一直以对美、日、俄、中的“四大国外交”为核心，中亚并非其优先考虑地区。进入21世纪后，韩国明确了“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的战略定位，认识到中亚对韩国海外能源开发和全球贸易的重要性。韩国政府制定了“全面中亚倡议”（Comprehensive Central Asia Initiative）、“新亚洲倡议”（New Asia Initiative）、“亚欧倡议”（Eurasia Initiative）等面向整个亚欧空间的宏大外交构想，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中亚也成为韩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方向。与“中亚+日本”对话不同，“韩国—中亚合作论坛”并非首尔对中亚的整体性外交，只是形式上实现了对中亚五国的全覆盖，实际上还是以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为核心。这是韩国与其他西方行为体中亚外交的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韩国在中亚绝不寻求政治性、地区性目标，更无意争夺传统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本质。韩国更多是利用上述力量的政策局限和空间，迎合中亚国家在资金和技术引进上的多元化需求，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欧盟发展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前提是各国认可其规范和制度，为此，欧盟与各国都签署了相应协议。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核心任务是东扩，其地区政策优先考虑地理文化都更接近的东欧邻国，对发展与中亚的伙伴关系并不积极。2005年欧盟任命首位中亚问题特别代表，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中亚。2007年欧盟通过《面向新伙伴关系》的中亚战略，为欧盟全面介入中亚事务提供了完整框架，“欧盟+中亚”形式的多边会议和论坛全面铺开，成为落实欧盟中亚战略、促进双方合作的重要工具和渠道。2019年欧盟通过《面向更强大伙伴关系的新机会》的中亚战略，对中亚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和有针对性。与单一国家行为体不同，欧盟与中亚的“5+1”合作政策主体更加多元，有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及相应执行机构，有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也有欧盟各成员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严格来讲，“欧盟—中亚”机制只能是一种类似“5+1”形式的合作，这也是欧盟地区政策的特点。

美国是为数不多从国家大战略角度评估中亚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制定相应政策的国家。以2001年阿富汗战争为界，美国的中亚战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亚国家独立至阿富汗战争前。这一阶段美国在促进中亚国家实现稳定、安全、繁荣以及更好的国家治理方面投入和参与有限，中亚在美国外交议事日程中也未占据优先地位。第二阶段为阿富汗战争开始至2014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一阶段美国对中亚的看法和参与中亚事务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亚从美国利益的边缘地区变成美国国家战略中具有更高优先地位的地区，军事和安全考虑成为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更重要因素。第三阶段为美国宣布结束战争至今。公开政策中美国仍然将中亚视为全球安全的关键所在，但对全球安全作出新的解释，即防止任何力量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防止俄罗斯的政治军事能源“垄断”或中国的经济物流“垄断”。美国开始寻求主要通过推动经济、能源、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引导中亚国家与南亚地区融合，脱离俄中两国的“利益区”。对俄中进行地缘政治制衡成为美国中亚战略的核心目标后，“C5+1”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大国博弈的工具，这是美国与中亚“5+1”合作与其他所有域外力量同中亚“5+1”合作的重要区别。2020年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对此做了进一步明确。

三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在国际格局和西方战略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世界主要力量争夺的新热点。政治经济转型、能源开发外运、巩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国际舞台上的应有地位等议题对中亚国家仍然十分重要，但各国更关注区域贸易，经济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击恐怖主义、贩毒、人口走私、有组织犯罪，协作解决阿富汗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等更加有迫切现实意义的议题。这也正是“5+1”合作中的核心议题。学术界对这一重大变化有充分认识，各国学者在研究日本、韩国、欧盟、美国中亚战略及其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论文中，都注意到“5+1”这一中亚新出现的、有广阔前景的多边外交模式，并对其意义和影响进行广泛探讨。[4]中国学术界有关中亚国情、发展历程以及大国博弈的论著很多，相关成果中也涉及已有的“5+1”合作。[5]有学者对美国的“C5+1”机制进行论述[6]，有关中亚一体化的研究也将“5+1”视为推动一体化实现的新方式。[7]但总体来看，学术界对“5+1”这一新的多边外交形式还缺乏足够关注，暂无整体性、专门性的研究。

“5+1”模式建立后，西方对其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的探讨最初只是在政府内部和决策层进行。随着“5+1”的发展、巩固、成熟，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知名智库加大关注，发表多份研究报告，对“5+1”在各国中亚战略中的价值、在西方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展开深入分析，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5+1”合作、促进本国中亚战略的实施提出建议。总体来看，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都对各方与中亚的“5+1”合作持积极正面的肯定态度。欧盟智库将“欧盟—中亚”框架下的外长会晤和人权对话作为欧盟中亚战略实施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美国智库将“C5+1”确定为美国与所有中亚国家合作的唯一模式；日本智库认为“中亚+日本”对话至今仍是日本与中亚多边互动的中心平台；韩国智库更是将“韩国—中亚合作论坛”当作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工具，认为其对提升韩国的全球品牌和影响力都有重要意义。[8]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智库对西方与中亚的“5+1”合作也很重视。俄罗斯研究机构认为，中亚五国试图找到与世界主要大国合作的最佳模式，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们错误地将美国、欧盟和日本视为能够带动自身发展的外部“火车头”，事实上，中亚只是美、欧、日对外战略中的工具，“5+1”也主要是为了扩大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力，实际效果有限。[9]俄罗斯智库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成为中亚的主要经济伙伴，俄罗斯将利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为中亚安全的主要保证人。然而，多元化外交的本性决定了中亚国家对任何外部力量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给了西方以自己的方式平衡中俄在中亚的影响力，甚至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模式的机会，“5+1”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10]中亚智库则认为，作为中亚地区多边合作的新模式，“5+1”不仅促进了地区稳定和经济包容性发展，而且提升了中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要性。“5+1”代表了中亚国家对其视为基本国策的多元化外交的共同理解，新形势下中亚国家保持与外国伙伴的多元化和平衡外交至关重要。[11]

笔者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工作期间，就此问题收集了大量资料。本书的初衷是为职能部门建立和推动中国与中亚的“5+1”合作提供参考，但“形势比人强”，“中国—中亚”多边外交发展迅速，无论政策设计还是外交实践，都远远走在基础研究的前面。这一方面凸显了学术工作和外交实践的脱节，另一方面再次证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基于此，本书并未以理论化的方法去阐释和分析“5+1”这一新的多边外交模式，而是从研究工作的最初需求出发，通过收集、整理基础资料，完成基本情况的概述、归纳、总结，为相应决策判断提供必备的知识基础和背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西方与中亚“5+1”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其政策本质，是更好地开展中国与中亚“5+1”合作的应有之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欧盟、日本都是国际政治的老牌玩家，尤为擅长多边外交，韩国的地区外交也极具特色。研究其在中亚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以及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为中国中亚外交提供经验和教训。

本书基本结构如下。

第一章概述了中亚五国独立后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主要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方面展开讨论，并强调两点。一是中亚五国高度重视多元化外交并将其视为基本国策。多元化外交是中亚五国的共性，但在具体实施上由于国情、政情以及领导人的不同，又各有特点、优势和风险。西方与中亚关系有起有落，但始终是中亚多元化外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中亚五国的元首外交。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都由总统决定，总统个人的好恶及其权力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元化外交的具体内容。总统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出访，极大地带动了双边关系的提升与发展，是反映中亚与西方关系水平的晴雨表。

第二章至第五章对日本、韩国、欧盟、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其演变进行简要介绍。重点阐述“中亚+日本”对话、“韩国—中亚合作论坛”、“欧盟—中亚”多边会议和论坛、美国“C5+1”机制的创立、基本形式、主要内容、政策目标和特点，揭示西方与中亚“5+1”合作在各自中亚战略中的作用、地位和政策本质。

第六章总结本书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本章对日本、韩国、欧盟、美国与中亚的“5+1”合作进行横向比较，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共有规律、特征，归纳总结西方推进与中亚“5+1”合作的主要做法、制约因素及政策趋势。西方推进与中亚“5+1”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将中亚作为整体纳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中国开展与中亚“5+1”合作时应特别警惕，在借鉴其做法的同时，要避免其所犯错误和所走弯路，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本章最后就如何借鉴西方经验教训作进一步的探讨，提出有可行性的工作建议，希望为中国与中亚“5+1”合作拓展新的思路，推动中国更好地利用“5+1”模式开展与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四

写作本书的想法最初缘于笔者在中亚驻外的经历。使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时的大使与主要领导，有的继续在外交一线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有的已经退休。他们是我外交生涯的引路人，让我对“经世致用”这四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国后，主要从事苏联和俄罗斯外交的研究，加上还有其他繁重的科研任务，本书实际写作时已离开外交基层岗位有一段时间，所有分析和研判都是基于多年来的经验而非实践，工作建议也是“纸上谈兵”。当然，本书若能“抛砖引玉”，吸引学界更多有志者展开对此问题的研究，或是为其他更具理论性、宏观性的研究做“铺路石”，亦是其价值所在。

本书最初是2023年为“国家智库报告”撰写的长报告，因为疫情的原因，主要依据网上获取的各国智库报告和论文。本书最后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简称“俄欧亚所”）刘显忠研究员的鼓励和支持。在申请出版资助的过程中，得到俄欧亚所孙壮志研究员、庞大鹏研究员、张宁研究员和俄欧亚所学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兰州大学汪金国教授、曾向红教授审读初稿并惠写出版推荐书，科研局杨震老师、科研处徐刚副处长和徐小田老师予以积极协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喻苗老师和范娟荣老师一直关注本书的写作进程，精心审读书稿，提出中肯、有益的修改意见。他们是本书得以完成的最大动力，也鼓舞笔者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由于在中亚问题上缺乏学术积累，书中难免会有错漏，这均由笔者负责，欢迎读者不吝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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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Р.Махмудов，“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мире，”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вразии，Vol.50，No.1，2021，c.129.

[2]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已举行六次“俄罗斯—中亚”（Russia-Central Asia）外长会（2019年4月，2019年10月，2020年10月，2021年7月，2022年4月，2023年4月）。2022年10月，双方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了首次“俄罗斯—中亚”首脑峰会。印度与中亚国家已举行三次“中亚—印度”（Central Asia-India）外长会（2019年1月，2020年10月，2021年12月）。2022年1月，双方举行了首次“中亚—印度”首脑线上峰会。

[3] 中国与中亚国家已举行四次“中国—中亚”外长会（China-Central Asia）（2020年7月，2021年5月，2022年6月，2023年4月）。2023年5月，双方在西安举行了首次“中国—中亚”首脑峰会。

[4] Mirzokhid Rakhimov，“Central Asia and Japan：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5，No.1，2014；Timur Dadabaev，“‘Silk Road’ a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Japanese and Korean Engagement Strategies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9，No.1，2018；В.А.Пономарев，“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Vol.7，No.4，2020；Ольга Тимакова，“Политика ЕС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нереализованные амби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Vol.24，No.4，2021；Л.К.Купина，“Эволюция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in Т.М.Мамахатов，отв.ред.，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прошлое，настоящее，будущее，2022，Mocквa：Институт Кита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2022，c.117.

[5] 周洪波：《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日本研究》2007年第2期；沈旭辉、刘鹏：《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曾向红：《试论欧盟中亚战略的演变》，《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王疆婷：《日本的中亚政策演变及其原因》，《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徐刚：《欧盟中亚政策的演变、特征与趋向》，《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2期；陈亚州、曾向红：《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政策：继承与调整》，《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胡德坤、钱宇明：《冷战结束后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李折周、刘存京：《美俄印欧的欧亚地缘战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1期；曾向红：《“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欧洲研究》2020年第2期；李虎平：《大国博弈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王术森、曾向红：《大国中亚地区外交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邓浩：《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展、经验与未来方向》，《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张婷婷：《“多元平衡”外交视角下的中亚——韩国合作》，《当代韩国》2023年第2期。

[6] 杨双梅：《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

[7] 顾炜：《中亚一体化的架构变化与发展前景》，《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2期；周卓玮：《“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国际制度的重合与失效——以中亚地区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4期。

[8] Ann Sophie Gast，“A Shift in the EU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April 30，2014；Eugene Rumer，Richard Sokolsky and Paul Stronski，“U.S.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3.0，”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January 25，2016；Mirzokhid Rakhimov and Sung Dong Ki，“Uzbekistan and South Korea：Towards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CACI）Analyst，June 10，2016；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Нова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ША и рол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Валдай”，18 мая，2018；Martin Russell，“The EU's New Central Asia Strategy，”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EPRS），January 2019；Nikolay Murashkin，“Japan and Central Asia：Do Diplomacy and Business Go Hand in Hand？”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IFRI），April 2019；Абдугани Мамадазимов，“Эволюция японского формата 《С5+1》 в сторону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Central Asia Analytical Network（CAAN），14 мая，2021；Jos Boonstra and Marlene Laruelle，“A New EU-Central Asia Strategy：Deepening Relationships and Generating Long-Lasting Impact，”Europe Central Asia Monitoring（EUCAM），August 21，2021；Timur Dadabaev，“Japan as No ‘Other’：Decolonizing Alternative for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CACI）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October 13，2021；Anna Matveeva，“A New Opening for EU-Central Asia Relations？”Carnegie Europe，April 13，2023.

[9] 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Пять без плюсов и минусов.Об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Коммерсантъ，3 декабря，2019，https://www.kommersant.ru/doc/4180079.

[10]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ексеенкова，“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озданны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форматов 《5+1》（с участием США，Южной Кореи，Японии и ЕС），”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РСМД），25 июля，2017.

[11] Farrukh Khakimov，“Dynam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ormat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5+1’，”Strategy of Uzbekistan，No.2，2021，c.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