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际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理论兴趣的转向

虽然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始终蕴含着“民主”之意，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哈贝马斯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但也不能否认，他的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处理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处理不同民族和文明间关系的思想。因此，将上述这些理论思想定位为国际政治哲学是较为准确的。

（一）后民族主义理论的现实背景

国际政治哲学并不是哈贝马斯的研究起点和全部旨趣，与其庞大的“交往行为理论”旨在全面剖析现代社会弊病并最终重塑现代性的理论愿景相比，国际政治哲学思想显得“不务正业”。然而，这种研究重点的转向却也并不意味着与他前期理论的脱离，而是基于深刻的现实背景。换句话说，这种转向也可视作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政治学和法哲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局部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不仅拷问着民族国家的传统角色和职能，也加剧了对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的争论。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为标志，欧洲一体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腾飞后，进入了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基于这一背景，哈贝马斯聚焦于现代社会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内涵和规范来源，提出了后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也是哈贝马斯国际政治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后民族主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从规范的角度来说，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不是基于“文化”或“血缘”的前现代民族认同，而是基于对“民主法律”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在主权之上，在国内外政治行动中扮演唯一行为体的传统思维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它们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单一民族国家带来的挑战。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大范围内结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实现世界民主治理或世界内政的基础。但世界公民社会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乌托邦”的构想。而目前政治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也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实验场。

更为现实的是，当时间来到2021年1月，英国正式结束“脱欧”过渡期，退出欧洲单一市场。这对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上依然困于低潮甚至停滞状态的欧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极大地打击了成员国深化一体化的士气和凝聚力，动摇着后入盟国家和弱势边缘国家的信心，也挫伤了候选国加入欧盟的期盼和积极性。是否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还需进一步观察，但诚然与哈贝马斯后民族主义理论背道而驰。

（二）国际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

米歇尔·凯瑟琳·博瑞登（Michelle Katherine Braiden）考察了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重构，指出哈贝马斯基于改革后的联合国宪法的“世界议会民主”优于罗尔斯的“万民社会”构想；弗·欧亚·乌那特（F.Oya Unat）结合哈贝马斯最近关于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观点，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世界主义政治进行了评价，既有理论上的认同又有实践上的担忧；约翰·P.麦柯梅克（John P.McCormick）在分析欧洲国家的转型时，考察了韦伯和哈贝马斯在“超国家民主”方面的理论得失；约翰逊则分析了哈贝马斯对“政治终结论”的批判，并对其乌托邦的合理性进行了肯定；同样，约瑟夫·马西乌利（Joseph Masciulli）和理查德·B.德（Richard B.Day）也认为尽管哈贝马斯认识到了“世界主义政治”的障碍，但欧盟的例子足以使哈贝马斯相信，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实现全球政治一体化具有可能性。

国内学者中，童世骏对文化与社会的集体认同问题的关注、对国际政治的三种“普遍主义”思想的论述，对哈贝马斯有关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的比较等是对哈贝马斯国际政治哲学思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张汝伦从全球化政治的角度，评析了哈贝马斯的思想；彭宵则认为，哈贝马斯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世界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