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贝马斯[2]成长的时代烙印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思想往往包含超越时代的地方，但又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理查德·伯恩斯坦就曾毫不讳言地说：“如果我们忽视了那些塑造了他们的理论作品的重要的个人成长经历，我们就根本不会理解他们在‘维护什么’，不会理解他们‘感受整体推力的方式’。……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最重要的成长经历就是青少年时期当他发现纳粹主义的恐怖时的震惊。这种震惊构成了几乎他所有作品的背景。”[3]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所处的动荡时代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可谓深远。1929年，哈贝马斯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哈贝马斯与同龄人一样，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恰恰在这个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年纪里，哈贝马斯亲历了在纳粹当权期间德国民众在道义上的集体沦丧。他本人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十五六岁时，我坐在收音机前收听纽伦堡审判前国人的谈话。一些人非但没有对眼前可怕的灾难感到震惊，而是在辩论审判的正当性、程序的法理学问题，我感到出现了裂痕，真正的裂痕。的确，我因为敏感容易受到伤害，我不能像我的兄长那样对集体犯下的不人道事实熟视无睹。”[4]其实，这种裂痕反映的就是关于理性、自由、公正的德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德国出现的种种非人道行为之间的断裂。正是这种切身感受对哈贝马斯的政治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他走上了社会批判的哲学道路。

（一）批判地继承德国哲学传统

哲学似乎特别“偏爱”德国，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近代卓著的哲学家大多出自德国。即使到了20世纪，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更是坚定了德国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界的中心地位。

其中，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其理论的创造性和体系性独树一帜。1954年，哈贝马斯以研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两年后，成为西奥多·W.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位研究助手。哈贝马斯在这里的两位老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拥有犹太人的血统，哈贝马斯理解他们在归属感上的矛盾情绪。也正是从他们身上，他学会了如何批判地看待自己祖国的传统。

哈贝马斯对德国的矛盾情感和对民族主义的一贯忧惧源自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近代德国历史与政治的内在复杂性与张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哪种社会政治理论能像哈贝马斯的理论那样，如此好地捕捉到这些复杂性和张力并加以利用。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他对欧盟的支持、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对宪法爱国主义的捍卫、对道德普遍主义的赞扬，既是纯粹德国式的哲学，同时也具有丝毫不受限于德国或德国哲学的眼界。

（二）对政治现实抱有极大的参与热情

哈贝马斯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了大量的作品，却也从未脱离政治现实。他不仅致力于构建社会政治理论，也是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捍卫自己理论原则的同时，也积极以公民身份参与德国和欧洲各个领域对文化、道德、政治等普遍性话题的批判中。

海德格尔事件[5]后，哈贝马斯对哲学家介入现实政治的风险有所顾虑，但也没有影响他对政治所抱持的极大热情。他意识到，“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建立个人的学说，而是在专业上的论战和公开批判”[6]。由此，哈贝马斯走上了社会批判的哲学道路，并在学术生涯中通过与其他理论家的持续争论不断地完善着自身的理论宏图。也正因如此，他似乎从未缺席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从1968年的欧洲学潮、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甚至是对欧洲宪法的讨论和全球化的论争等。他都以文章或访谈的形式畅谈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声音未必都是那么悦耳。

哈贝马斯执着地坚守并传播着自己的理论。即使1994年从法兰克福大学的教席职位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在美国兼职讲学期间，仍旧坚持发表文章，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政治评论。近期的文章涵盖了各种主题，如生物伦理学、基因工程、伊拉克、恐怖主义、世界主义和“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等。

（三）论辩型理论家

哈贝马斯以一种看似不合潮流的方式坚持并传播着他的宏大理论。他关注现代社会的本质，也思考语言、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哈贝马斯复杂又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

哈贝马斯采用了重建而非简单地历史回顾式的文献综述的方法，批判地借用了各种竞争的理论和历史先例。这里既有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乔治·卢卡奇的哲学思想，也包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以此申明自己的研究主张：社会科学的范式之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是因其并不受制于历史的承接关系。而“好”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标准，就是该理论既能保留先驱理论的成功之处，又能补救它们的缺陷。

正因如此，哈贝马斯将著述的重点尽可能地放在了整体框架上，而对局部细节上的疏失在所难免。这也为其研究合作者和学术继承人留有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从这个意义而言，有时论证的个别环节是缺失的。这就招致了其批评者的大肆抨击。但哈贝马斯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学者，他与其批评者处于不断对话的状态，并借此重述观点回应非议，其作为理论家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