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 历史文献学术史研究

《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

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为首的疑古学派是兴起于五四时期，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流派，在新世纪开端的此时，对中国古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做一番公正、客观的评价实属必要。以下我们将从“研究方法”和“功过得失之评价”两个方面做一粗浅论述。

一 研究方法

为了说明和推翻“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同时也为了建设真实的中国古史，疑古学派，顾颉刚先生本人在接受外来方法论的同时采纳并深化了前人及同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从而构成了他自身的一系列方法体系。

（一）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鉴

这里包括历史的方法，或称为“历史演进的方法”和归纳、假设的方法，即顾氏自己所说的“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从胡适那里得到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阐述道：“什么叫作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历史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它的前因后果，不把它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1]胡适的这种研究方法来自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其指导教师即杜威（Duveen），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伍德（Wood），伍德的著作《历史的宗旨》是胡适留美期间风行一时的美国进步主义和实验主义者历史观的代表。杜威与伍德的思考方式就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进步的过程——从不断地改变走向进步。思想、信仰以及哲学体系被认为是人类可以用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工具，人们要了解变化动向与制度或社会准则之间是否协调，失调到什么程度，依什么方式失调，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胡适特别强调这种重视历史的方法，认为凡事都应该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再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

1930年，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将胡适所传给的这套方法概括如下：“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皇皇法典。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它们各自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他还在解释这种背景分析法时说，“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不但可以理出那时人的古史观念，而且可以用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潮流。这样的研究有两种用处，一是推翻伪史，二是帮助明了真史”。[2]顾氏以前对西方近代逻辑学的原理和方法就有所了解，在接触胡适的治学路数以后又对其极为敬佩，从而使他能够理解这一科学的方法并加以广泛应用。他每每从宗教、神话、文化思想、种族观念、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各个角度来考察某一时代古史观的形成。比如，他认为，在战国以前，宗教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当时人对古史的追溯大多属于神话，而且宗教意味较浓。战国以后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人成为古史系统的主题，传说中的帝王也就从神界走到了人间，传说中的神治主义也就变成了人治主义。对五德终始说，顾氏认为是帝治运动的产物。秦统一以前，天下趋于一尊，五帝相传、天下一系的思想开始形成。至王莽时期，刘歆为了使王莽政权合法化，苦心孤诣地发明了闰统说，从而把邹衍的古史系统伸展了两倍。原来属于五帝系统的太皞氏和炎帝变成了更古的伏羲氏和神农氏，并把少皞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合并起来，创五帝六人之说，到黄甫谧《帝王世系》时，为了整齐旧说，便把黄帝升为三皇之一。如此，所谓三皇五帝之说最终形成。[3]

美国学者施耐德（LV.Schneider）在《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文中曾指出：“虽然顾颉刚在科学方面，遵循着胡适的主张，但顾氏对科学问题——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的了解不及胡适老练。”他举出顾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写到的：“……读各学科教科书，知道唯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不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上，只要以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以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以日益近真。”施耐德认为顾氏对科学方法的见解也即顾氏自己所说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他说：“顾氏对科学问题的鉴识，终其治学生涯，仍然是在初期的水准。他对科学问题的陈述，暴露了其著述中显而易见之以经验为根据的偏见。”[4]

胡适与顾颉刚方法论的基本点是怀疑主义。这反映了当时对西方进步的历史观的借鉴和继承，这一怀疑主义的方法最直接的表述莫过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上。1921年1月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首》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格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5]这就是疑古学派的基本观念。这种在大胆怀疑前人的绝对真理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新的探索的方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其实质是要冲破陈腐的儒学经传的束缚，解放思想。故而，从这一点来说，它绝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实质上已经包含反对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的态度，体现了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文化主义的精神，具有进步意义。至于求证的过程，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指出：“虽然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在做证据前必须首先弄清楚：（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来的？（2）什么时候寻出来的？（3）什么人寻出来的？（4）从地方和时间来看，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然有证人资格，而他在说这句话时有无作证的可能性？”[6]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求证的基本精神，是要占有材料和研究材料，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去认识、研究问题。就这一点来说，它是具有科学态度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尚未取得主导地位之前，这一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民俗学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也运用到古史的研究上。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顾在北大时喜欢看戏，“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某一出戏，愈是晚出，它演的那个故事就愈是详细，枝节愈多，内容愈丰富。故事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这种情况……古史可能也有写历史的人伪造的部分，经过写历史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经的手愈多，添油加醋的地方愈多。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是他从看戏中得来的”[7]。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长篇《自序》中也强调过观赏民族戏曲的心得对他后来研究古史的启发和帮助。他对孟姜女的研究开始于1921年，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孟姜女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课题。1924年11月23日，《北大歌谣周刊》发表了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初步成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并列举《左传》《檀公》《孟子》《列女传》等史籍所述，用层累造成的方法，考出孟姜女故事是由《左传》中杞梁之妻的故事发展而成的。以后顾先生又发表了《孟姜女故事研究》，其中谈到了自己如何把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方法运用到解释古史上。他说：“我们懂得了这件事的情状，再去看传统中的古史，便可见出它们的意识和变化是一样的。……须知现在没有神话意识的古文，即是从神话故事中淘汰出来的。……我们若能了解这样一个意思，就可历历看出传统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耆们编造的古史所迷误。”[8]再以后顾先生又进一步明确地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两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9]由此可见，顾先生在建立民俗学这种新学科的同时又为自己的古史研究寻找到一种道路或方法。

（三）考据学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考据学的方法，主要是晚清今文经学家的考据方法。对古史和古籍的考辨，可以说是贯穿于顾氏的整个学术生命，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崔述的批评方法首先给顾氏提供了一套辨伪的工具和指导。崔述以自己一连串的考据工作，把古代伪造者之手法大致理出了一个头绪，使顾先生明白其手法也不外乎“分层”法，即伪经的出现是经过一系列的积累过程。崔述的《考信录提要》讲道：“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难，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者。”又说：“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魏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于忽不经意之时者。”[10]这一结论为顾氏的考证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最简明扼要的方法。

1925年，张荫麟发表了《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文中明确指出顾的“层累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即把“层累”看成是有意伪造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这主要是康有为“二考”所造成的影响，康氏的“二考”并非平地而起，它们是清代今文学家长期发展的结果，如不把这个深远背景搞清，便难以理解古史辨的特殊性格。[11]

当代学者王汎森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中认为顾在整个疑古工作的构架上依附康有为，“康氏为了尊孔及‘托古改制’对上古信史所从事的解消工作，几乎无保留地被顾氏所继承，并被用作重新检讨整个古代信史的武器”。但他认为二者研究目的却截然不同，他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虽是以考证的姿态出现，但都不是有意的要从史事研究，故即使他的‘二考’影响到后来的史学研究，也许并非康有为始料所及的。”认为康有为是为了尊孔而推翻信史，而顾氏则是为了重建真正的上古史而推倒传统信史，这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依附在同一样的结构中。[12]

以上我们粗略地概括了顾颉刚先生及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解决了一些古史研究的问题，但我们仍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演进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还是今文经学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像历史演进的方法只能在比较浅的层次中去探讨史事的来龙去脉，并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用证据修改假设”的方法无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顾先生在运用这一方法时过多地以“默证”的方法来证明，这种“默证”法常常不能使人达到心服口服的程度。徐旭生先生曾指出：“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定某时代无此观念。对这一方法法国史学家色波夫说得不错：‘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尤为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广泛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13]

就方法论而言，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应当借鉴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如李玄伯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说：“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14]总之，古史辨学派主要从文献出发，未能涉及考古学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缺憾。

二 功过得失之评价

（一）进步作用

总体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立的“古史辨”学派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是很大的，其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古史辨”学派的工作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念，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科学做出了贡献。

传统的观念以古代留下的经书为教条，在维护经书尊严的同时坚持古代为黄金时代的观点。古史辨学派发起的古史大讨论，大胆地怀疑古代并非黄金时代，这对于冲破罗网，解放思想，扫荡封建意识，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当《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以后，胡适即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15]郭沫若在当时亦认为顾颉刚之“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认为“他的见识委实是有先见之明”。[16]徐旭生先生在1957年亦评价到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17]。当代学者王汎森亦评价道：古史辨运动“对近代史学发展最大的意义是使得过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统从解榫处解放开来，使得各个上古史之间确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也使得传统史学的视野、方法及目标有了改变，资料与资料之间有全新的关系。所以即使不完全相信他们所留下的结论，但至少在传统古史系谱中，已经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安稳地被视为当然，而都有遭遇怀疑或改写的可能”。“这个运动使得史家们能用自由的眼光去看待上古史的机会。”[18]而西方史学界对顾颉刚及疑古思潮更是普遍称赞，其代表者美国史学家施耐德即说：“顾的反传统主义有革命的成分，而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也就是他对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贡献。”[19]

2.古史辨学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所有文献都进行了重新审定，这无疑对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古籍的点校与考辨工作贯穿于顾颉刚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他集中了古人的各种疑点，把古书变成了理性思考的对象，把古书内容所包含的时代矛盾一层层剥离出来，使人们不再盲目地以题名作者来定古书的年代，如果前人对这种矛盾已有揭发的话，那么也仅仅限于文字和文词的考释，而顾则是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发生的过程来做全面处理，其意义可谓深远。在他的引导之下，古史辨学派均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比如张心澂作《伪书通考》就是在顾氏的影响之下而成的。这种范围广泛的考辨工作又涉及许多历史问题，从而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古籍整理、史料考证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3.正是由于古史辨学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史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又大刀阔斧地破除了古史系统，从而为建立新的古史观开辟了道路。

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在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之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李济曾在批评疑古派的同时也谈到这一点，他说：“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科学考古学。尽管科学考古学后来证明，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上，章炳麟和他造反的学生都错了。”[2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学者即认为“从方法论史料学层面看，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勿宁正名为释古派”。[21]顾先生自己也强调“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而疑古者信的亦是真古，释古派所信的真古即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22]事实上顾氏在其后半生的学术活动中亦注重吸收考古学的成果，一起建立新的古史系统。

（二）局限性与副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问题，就必须充分地认识到疑古学派在学术上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此亦可概括以下三点：

1.由于古史辨在疑古时，经常“抓起一点，不及其余”，因此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过头。

杨向奎先生曾批评他们是“玉石俱焚”，“比如他们沿袭了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的偏见，《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全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至于有人用很多的力气证明《左传》不伪”。[23]把书的真伪与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不可能有真史料，这就不免在转变人们传统观念的同时也失去一些东西，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按胡适的“东周以上无史论”论之，认为东周以上没有历史，中国古代可信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可信的记录，那么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就会被砍掉一半。当时王国维曾对疑古做了批评，他明确表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24]钱穆也曾对疑古学派在夏商周三代史上的主要观点提出了许多责难，针对“层累地造成说”，他更是提出了“层累地遗失和淘汰”的观点，他在《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本为一历史民族，中国古史早已历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而“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亦应稍加修正”，“层楼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25]。

2.疑古学派把古史的年代普遍往后拉，把许多书都说成是刘歆伪造或更晚的伪造。

这显然是对古书形成过程和古书的流传及整理的一种曲解，认为传述于年代较晚的古书，必定为后人所伪造，这在目录学史和秦汉学术史的研究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3.古史辨学派在研究考辨中国古史时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学发现的成果，致使古史辨始终是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在书本上做学问的框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古书辨”，这大概亦可认为古史辨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致命缺陷。

顾先生本来明白考古工作、地下实物对于古史辨伪工作的重要性，但他慨叹自己“没有余力加入”，主观上把工作缩小到“一小部分——辨伪史”，当李玄伯提出用载记来考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的时候，顾先生则指责这“唯一方法”不免偏心，辩护说商周以降已入有史时代，载记的地位不能一笔抹杀，不应该在新的材料之间分别轻重先后。他还借用了古代那个乡下人不去种田而单想等来触树的兔子，并引用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句中国的古话来说明考古尚是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的事业，一定要等到材料完备之后才去做研究工作，怕就永远没有工作的日子了。[26]他在《古史辨自序》中明确表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们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然而，最终他也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我唯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了解各时代传说的古史。”实际上，在20世纪的前30年，我国的考古发现已经有很多，此后几十年中发现的地下实物更加丰富，而古史辨派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考辨工作局限于书本之上，对书本之外的考古发现似乎兴趣不大，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治学方法上的重大缺憾。

古史辨运动给中国古史研究带来了种种观念上的重大转变，也为今后的工作开启了一些明确的方向，然而它在转变观念开启方向的同时也轻率地丢掉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从那时起，又有一大群学者致力于艰苦的重新构建中国古史系统的工作。

原载于《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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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实验主义》，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第4期。

[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6页。

[3] 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载于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美]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1页。

[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197—198页。

[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8]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10]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1]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2]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事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1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

[15]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

[1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

[1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8]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事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19] [美]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引言，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

[20] 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科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90—791页。

[21] 罗俊义：《钱宾四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

[22] 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3] 杨向奎：《论“古史辨”派》，载《中国古代史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

[24] 王国维：《致容庚》，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

[25]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2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