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概述

一 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概况

Ròland Barthes的译名有罗兰·巴特、罗兰·巴尔特、罗朗·巴特、罗朗·巴尔特，笔者在本书中使用罗兰·巴特这个译名。巴特文论引入中国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巴特文论的翻译并不是以独立的形式进行的，主要是夹杂在一些以译介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理论为目的的文章和著作中。国内第一篇对巴特原文的翻译是李幼蒸翻译的《历史的话语》（1978），刊载于张文杰选编的《现代西方历史理论译文集》。紧接着，袁可嘉翻译了《结构主义——一种活动》，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1984年《外国文学报道》刊登了由张裕禾翻译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国内第一本介绍西方结构主义的译作是李幼蒸翻译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界的关注点集中在巴特的结构主义者身份。国内最早提及巴特的论文是袁可嘉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1]，这是国内第一篇专述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其中对巴特的介绍只是一笔带过。从1981年开始，关于巴特文论的介绍性文字陆续出现在一些介绍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中。如张裕禾在《新批评——法国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流派》[2]一文中，对法国“新批评”进行介绍，认为罗兰·巴特与皮卡尔的论争使得“新批评”从广义转为狭义，成为专指以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程晓岚在《法国形式主义批评简介》[3]一文中，对夏尔·贝玑、罗兰·巴特、兹维坦·托多罗夫、热奈尔·热奈特的文学批评进行了介绍，称法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推罗兰·巴特。

王泰来的《关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4]和《一种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5]，两篇文章均指出巴特对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由于王泰来的介绍，《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在这一时期被视为巴特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最重要的著作。1983年第1期的《外国文学报道》上刊载了邓丽丹的《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一文，其内容可以说是《导论》的中文简化版。《符号学原理》同样作为巴特结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作受到研究界的关注。如程代熙在《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文艺观》[6]中，重点介绍了《符号学原理》。在强调巴特结构主义批评家身份的同时，张隆溪对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进行了介绍。《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是国内第一篇介绍巴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文章，发表于《读书》1983年第2期，张隆溪在文中称巴特在结构主义成为文坛正宗的时候，又转向了后结构主义。但是，当时研究界没有关注这一转向，直到20世纪90年代巴特的后期转向才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结构主义——一种活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作为巴特结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作被翻译出来，研究界主要关注巴特结构主义批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巴特文论的翻译高潮。其作品以单行译本或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译文两种形式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既有结构主义文论，也有后结构主义文论。1987—1991年，《外国文学报道》《上海文论》《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与西方文论研究密切相关的杂志相继发表了二十余篇巴特作品的译文，尤以《外国文学报道》和《上海文论》两家上海的文学期刊为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第6期《外国文学报道》上一次性地刊载了八篇巴特文论译文，分别是《文学与元语言》《符号的想象》《作家与写作者》《结构主义活动》《两种批评》《什么是批评》《文学与意指》《真实的效果》。其中前七篇由张小鲁翻译，总名为《罗朗·巴特论文七篇》，第八篇为邓丽丹翻译的《真实的效果》。张小鲁的引介提高了《批评文集》在国内研究界的知名度。

以上均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对巴特个别篇目的翻译，真正对巴特著作的翻译始自《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这本书的第一个译本是由董学文、王葵翻译的，书名被改为《符号学美学》，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198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幼蒸翻译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在这两个译本后，又出现了两个新的译本。一个是黄天源翻译的，1992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王东亮等人的译本，199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前者的印数只有1000册，远远低于当时一般理论性书籍的平均印刷量，所以基本上未产生太大影响。《符号学原理》这本书在12年的时间内出现四个译本，这在其他理论著作的汉译过程中是颇为少见的。[7]《符号学原理》让我们了解了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基本思想，李幼蒸翻译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则试图使读者了解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巴特，它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巴特文学理论的文集。

1987年巴特结构主义文论被大量翻译出来，同时出现了巴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最早译作，即张寅德翻译的《文本理论》，发表于《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紧接着1988年第5期《文艺理论研究》刊登了杨扬译的《从作品到文本》。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单行本译作——《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1990年第2期《上海文论》刊登了屠友祥选译的《S/Z》，19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孙乃修翻译的《符号帝国》，这两个译作让中国研究界进一步了解了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者身份。

巴特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文论被翻译过来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研究巴特文论的理论著作及文章，推进了80年代初期对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理解程度。理论著作中介绍巴特结构主义美学思想的有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张秉真、王晋凯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论通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杨大春的《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其中收入巴特论文的文集和读本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周宪、罗务恒、戴耘主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从这些理论著作的书名，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巴特结构主义批评是作为文艺学方法受到研究界的关注的。

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主要论文有戈华的《罗兰·巴特的本文理论》[8]、李以建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9]、耿幼壮的《写作，是什么？——评罗兰·巴特的“写作”理论及文学观》[10]、屠友祥的《罗兰·巴尔特和太凯尔团体》[11]、易江的《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哲学》[12]、韦遨宇的《“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读罗兰·巴特〈叙事分析导论〉》[13]、冯寿农的《罗兰·巴尔特：从结构主义走向反结构主义》[14]、杜卫的《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美学思想——一种发展的描述》[15]、王允道的《评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16]、宁一中的《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17]、兰珊珊的《也论“作者之死”》[18]、田志伟的《罗兰·巴特的美学思想》[19]等。同时，出现了理论应用性文章，运用巴特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文学、文化现象。如张颐武的《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20]、李劼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21]、李劼的《论小说语言的故事功能》[22]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过理论性著作及文章的介绍，巴特结构主义批评作为文艺学方法的重要性得到研究界的认可，巴特结构主义思想作为其主要思想，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同时，巴特的后期转向这一在80年代初被忽略的问题，在90年代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李以建、杜卫、王允道、冯寿农等介绍了巴特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过程。

20世纪90年代，是巴特文论的全面引入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巴特文集的重版及一些新文集的面世。1997—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批评与真实》《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S/Z》和《文之悦》等一系列巴特著作的中译本；2004年，该社又将他们以往所出版的巴特著作合在一起，以《罗兰·巴特系列》为名再次出版。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罗兰·巴尔特文集》，这套文集涉及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五个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巴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其中，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与文学符号学相关的三门课程的讲稿，即《如何共同生活》《中性》《小说的准备》于2010年被翻译出来，《萨德 傅立叶 罗犹拉》的中译本直到2011年8月才在中国面世。

20世纪90年代巴特文论全面引入后，研究界对巴特的思想概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这一时期研究界不再强调巴特的结构主义批评，更多关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文论。如夏基松在《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中称，自1970年《S/Z》一书发表后，巴特的后期思想才成为他文艺思想的主流。研究界普遍认为后期巴特完全背离了前期的结构主义活动。如杨大春在《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书中称，后期巴特和德里达的整个解构理论断然抛弃了“结构”的观念，有学者戏称巴特是“结构变色龙”。“作者死了”“零度写作”“文本理论”一时成为研究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中，“零度写作”“超文本”名列其中。《历史的话语》在70年代末被翻译过来后，历经80年代的沉寂，在90年代一跃成名，“话语权力”也被列入99个词之中。

21世纪以来，巴特的符号学研究方法进入大众视野，如高宣扬的《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23]、张莹的《永恒的“神话”——浅析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24]等。并出现了大量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广告、艺术、新闻的论文，如万建中的《西王母神话的现代表达——读罗兰·巴特的〈神话学〉》[25]、池筠的《车轮上的“神话”——丰田汽车广告的符号学解读》[26]、来洁的《从符号学角度思考艺术的价值——读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27]、陈阳的《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28]。同时，《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又译《罗兰·巴特自述》）、《明室》、《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等著作也受到研究界的关注。还有孙沛东的《消费主义与广告——以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为例》[29]，闵锐、彭肜的《图像的编码与分层——罗兰·巴特的图像分层理论》[30]，陈镭的《罗兰·巴特的“反日记”》[31]，邵欣园的《摄影艺术的哲学思考——读罗兰·巴特的〈明室〉》[32]，王成军的《论自传文本的非解构性诗学因素——〈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解析》[33]等。这一时期，巴特自传式、日记体写作得到研究界的关注，有学者称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明室》中出现“新”巴特形象。

从概述中，我们发现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四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界在介绍西方结构主义思想的文章中提及巴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巴特文论在中国的翻译高潮期，巴特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文论全面引入。接受方面主要以理论性介绍为主，巴特文论大量出现在介绍西方文艺学方法论的著作中。同时，巴特的前后期转向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成为其主要思想。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界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巴特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及传记式写作。笔者绘制了一个表格以显示巴特的著作在中国接受的时间顺序，见表0-1。

表0-1 巴特的著作在中国接受的时间（括号中的时间指作品被翻译的时间）

二 西方视野下的巴特

巴特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从与存在主义的分歧，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李幼蒸称罗兰·巴特是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足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学思想的主要趋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文学一度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流。由萨特和加缪发起的有关文学使命的争论，引发了“文学是什么”这类社会性大主题的争论。萨特和加缪成为战后法国的“精神领袖”人物。战后整个法国社会弥漫着消极思想，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给人民的心灵造成重大创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社会关系的物质化导致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精神的虚无，并提出了人的“自为的存在”和“自由选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民众的精神寄托。在《什么是文学》这本书中，萨特提倡“介入”式写作。萨特认为作为作家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为什么目的而写作？你投身于何种行为之中而它又为何必须求助于写作？”萨特给出的答案是“人的自由”。他称作品不应该表达情感，而是一个纯粹的召唤，是作为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作者（诗人）信任读者将会运用自己的自由协同完成作品，作者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读者越感到自由，就会越承认作家的自由，作家在把读者的自由提高到最大限度时，也将自己置于最高的自由。因此，一切作品都是作者主体性和本质性的一种体现，“艺术创造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它们，就是说感到自己对于我的创造物而言是本质的”[34]。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双重意义的终极真理，它指明了社会“人性化”的必要条件，勾画了一条通向“根本解决人类共存的问题”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是唯一的“真正主体间性”，是唯一的“普遍性阶级”，他必须形成一个政党，推翻资本主义，并通过解放自己去解放全人类。

巴特的成名作《写作的零度》（1953）是对萨特《什么是文学》这本书的回应。他认同萨特的文学应该反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但不认同写作是为了揭示世界，是召唤读者将作者所揭示的转化为客观存在，不认同写作与阅读行为承担着揭示主体本质的历史责任。巴特在《写作的零度》这本书中追溯了文学语言的历史，在文学语言表层形式下发现了它与深层历史的联系。这本书既体现了与存在主义的联系，又反映了向结构主义的靠拢。在这本书中，巴特提出作者风格对写作的介入，但同时他又对作者的自由进行了限制，认为这种自由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受制于社会、历史。作者不能随心所欲地直接反映社会、历史，他受制于语言、结构。这本书的出版令巴特跻身于法国学术界，紧接着巴特在《神话学》（1956）中以语言结构形式分析社会文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巴特在法国学术界还是个籍籍无名的人物。1963年《论拉辛》发表后，与拉辛研究专家皮卡尔的论战，让巴特成为“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1964年《符号学原理》、1966年《批评与真实》、1967年《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等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巴特成为巴黎学术名流，与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阿尔都塞等并称于世。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称：

列维·斯特劳斯得到了人类学，拉康和阿尔都塞两个分别负责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重新进行解释，德里达和富科须各自担负改写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任务，而格雷马斯和托多洛夫则致力于将语言学和文学批评本身变成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梅洛-庞蒂还活着的话，很可能主管哲学。这样，剩下来让罗朗·巴尔特扮演的角色看来基本上就只有社会学家了。[35]

巴特与斯特劳斯、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并称为结构主义五巨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分管的领域为人类学、思想史、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巴特关注的是社会文化领域，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文化现象。因而，巴特是与文学、文化走得最近的结构主义者，而且他不像托多洛夫将文学变成科学。巴特作为一名结构主义者名声大振之时，却发表了大大影响其名声的著作，《S/Z》《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等，这些著作的出版表明了巴特的思想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在福柯的推荐下，巴特以符号学家的身份破格进入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巴特发表了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就职讲演，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三门与“文学符号学”相关的课程，即“如何共同生活”“中性”“小说的准备”。1977年11月巴特的母亲去世，巴特在《明室》（1980）中对母亲表示悼念。母亲的死给巴特造成了重大打击，巴特顿失精神依持，在穿过法兰西学院门前大街时被卡车撞倒，四个星期后悄然离世。

巴特在第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发言中，将自身符号学的历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惊叹期。巴特称这一时期是运用符号学方法揭示资产阶级将其历史文化转化为普遍自然的过程，这时的符号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巴特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神话”研究阶段。第二阶段是科学阶段。从1956年9月为《神话学》撰写长篇后记《今日神话》到1967年年初出版《时装系统》这十年间，巴特致力建立科学的符号学，将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以寥寥数语构想的符号学第一次发展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符号研究。之后，巴特称必须对这种科学符号学进行修正。一是巴特不再相信符号学的科学性，也不期待符号学会是一种简单的科学，一种实证科学。其首要理由是符号学，也许今天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符号学，要去质问它自身的话语。换言之，科学并不承认安全区域的存在，它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二是巴特认为符号学必须攻击西方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必须超越西方封闭区，设法裂解意义系统本身。从而，进入第三阶段，即“文本”阶段。这一时期的符号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称为文学符号学。[36]巴特学术分期，见表0-2。

表0-2 巴特学术分期（括号中的时间是作品问世时间）

前期巴特从编译代码的角度揭秘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构性，中期巴特试图以代码建构统一的结构模式，后期巴特通过重新组织代码，打乱资产阶级通过操作代码创造的“似真性”，关注结构的差异性存在。霍克斯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中，从代码编译的角度沟通了巴特三个时期的思想。

（一）结构主义符号学家

霍克斯称从第一本著作《写作的零度》开始，巴特便在探讨“现实”世界如何被编译的内在机制。古典写作“暴露了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最后的历史野心，急于把人类的全部经验都纳入自己对世界的特定看法之中，并把这标榜为‘自然的’和‘标准的’，拒不承认它无法如此归类的东西”[37]。《神话学》更无情地剖析了“由法国大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自身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38]。在霍克斯看来，巴特认为不存在“自然”“客观”的文学，文学是由代码加工并创造的，文学作为一个“结构”是由于代码的相互作用。资产阶级写作通过遵循唯一、稳定的代码秩序，将自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悄悄地披上自然性、普遍性的外衣。在《批评与真实》中，巴特指责皮卡尔的传统文学批评恰恰暴露了对一种特定的、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信奉。《S/Z》中，巴特从对抗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角度，将文学分为“可读之文”与“可写之文”。“可读之文”使一种关于现实的“公认的”看法和一种价值观的“确定”格式永远存在下去。它是以顺从的态度认同资产阶级写作的代码顺序，从而使得资产阶级价值观成为统一的社会标准。“可写之文”则是通过重新编排代码，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巴特将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拆成561个词汇单位，然后用五种代码分析“文本的能指”，即为了瓦解资产阶级构筑的“现实”。

那么，巴特的学术分期围绕着代码展开，对于巴特而言，不可能获得一个关于“现实的”永存的世界，没有不可编码的、“纯粹的”或客观的经验。巴特要我们认清世界的“真实”面孔，提升对世界的理解能力。卡勒尔正是从构造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角度，发现巴特学术思想的统一性。卡勒尔说：

如果我们必须寻求统一性，如果我们仍然觉得需要将巴尔特这个人用一句话总括起来，那么可以像约翰·斯塔罗克在一篇有用的论文中那样把他称作是“文学心灵的无与伦比的燃火者”。我们还可以像巴尔特谈到一般作家时那样说，他是“一位公众实验家。他在公众之中，他为了公众而实验其观念和体系”。一篇名为《什么是批评？》的文章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巴尔特强调批评家的职责不是去发现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过去的真理），而是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构造可理解性。去构造“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即去发展处理过去和现在诸现象的理智构架。人们可以强调，这正是巴尔特的基本活动，他的最持之以恒的关切。巴尔特在一次晤谈中说：“在我的一生中，最使我入迷的事情就是人们使其世界变为可理解性的方式。”（《音粒》，第15页）他的作品试图向大家指出我们是如何办到这一点的。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意义，其实都是文化的产物，是人们熟视无睹的理智构架的结果。巴尔特在向习常意见挑战和提出新观点时，揭示了使世界具有可理解性的习惯方式，并致力改变这种方式。[39]

卡勒尔认为巴特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为了构造“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将人们从被蒙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巴特在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过程中，采取的科学方法奠定了他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的地位。将符号学方法应用于时装、饮食、摔跤等文化领域，让我们看到学者型巴特的严谨与细致。但是巴特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是蒙田以来法国随笔散文传统的继承者。

（二）一生的命题：写作

李幼蒸提醒我们要注意巴特作家与学者的双重性格。《纪德与他的日记》（1942）这篇文章体现了巴特成为文学理论家之前的文学趣味。巴特称纪德是他的原始语言，是他的原始起点，从一开始他便将写作与欲望联系起来。在第一本著作《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社会场景和文学语言的惯例制约了作家的自由，从历史上继承来的写作方式酿成了文学的悲剧，作家无法超越传统的限制实现自己的梦想。巴特期待作家能够不断创新语言，象征一个新亚当世界的完美，他称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1968年以后，巴特创作了大量的文本，希望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之梦。在人生的最后一讲中，巴特选择“小说”作为毕生文学思想的完结篇，宣称写作促成作者的返回，促成生命的新生。因而，苏珊·桑塔格、莱热将巴特一生的活动归于写作，苏珊·桑塔格写道：

人们在悲痛回顾的同时也认识到，他那卷帙浩繁、主题随时改变的著作集，正象一切重要的成果一样，具有一种回溯的完整性。巴尔特本人研究工作的发展，现在看来是合乎逻辑的，甚至于还是相当完整的。他甚至于以同一个课题开始和结束，这就是在人的意识经历中运用的典型手段——作者的日记。结果，巴尔特平生发表过的第一篇文章，对他在纪德的《日记》中发现的那种典型的意识加以赞扬，而在他死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则表现了他对自己日记活动的沉思。这种对称性尽管属于巧合，却很恰如其分，因为巴尔特的写作虽然涉及万千主题，归根结蒂不过是一个大主题：写作本身……

他的声音永远是独特的和自我关涉的（self referring）；其成就属于另外一个更高的量级，甚至高于以惊人的敏识去实践无比活跃的多学科探讨时所可能达到的程度。尽管他对有关记号和结构主义的这门未来可能成立的学科有过突出贡献，他一生活动的精华所在仍然是文学性的：一位作家，在一系列学术活动的支持下，组织着有关他自身心灵的理论。当他目前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为标志的名声界域（如其必然会的那样）瓦解之时，我想巴尔特将表现为一位相当传统的孤独的漫步者（promeneur solitaire），一位甚至比他狂热的崇拜者现在所承认的更为伟大的作家。[40]

莱热在《小说的准备》序言中称：

尽管死亡降临使得已宣布的内容中充满着隐喻或疑惑色彩，可以肯定，课程本身已蕴涵着一种作品完结的秘密，而非相反；在完成了其进程之后，《小说的准备》实现和完成了最初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的思考。而且这一思考，自1953年以来，从未停止过（沿着由其作品所显示的无数迂曲和策略），它围绕着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问题而展开，这就是文学乌托邦的问题。[41]

因而，在苏珊·桑塔格、莱热看来，尽管巴特在结构主义这门学科中取得突出成就，但是巴特的成就属于另一个更高的领域——写作，写作成为贯穿巴特思想的主线，也沟通了巴特的学术分期。巴特的后期转向是寄希望于写作，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昂扬生命意志。在以代码、写作沟通巴特思想的同时，也有西方学者介绍了巴特的前后期转向，并对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者身份提出质疑。

（三）介绍巴特后结构主义者身份

拉曼·塞尔登等人撰写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介绍了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书中写道：

说明巴尔特学术生涯中后结构主义阶段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放弃了早先对科学的热望。在《符号学原理》（1967）中，他相信结构主义方法本身可以解释人类文化的一切符号体系。然而也正是在此文中，他认识到结构主义话语本身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符号研究者把他们自己的语言看作“二级”话语，以崇高的方式作用于“一级”的客体语言。二级语言被称作“元语言”（Metalanguage）。巴尔特认识到任何元语言都可以被置于一级语言的位置上，被另一个元语言质询，从而瞥见了一种无限的倒退（一个“死结”），它摧毁了所有元语言的权威。这就是说，当我们作为批评家读解时，我们永远不能跨出话语之处，采取一种使随后的质询式读解无懈可击的立场。所有话语，包括批评阐释，都同样是虚构的，没有一种话语可以站出来，成为真理。[42]

我们以（E）表示第一系统的能指，（C）表示第一系统的所指，元话语是指第一系统ERC是第二系统的所指。如下所示。

第二性系统：E R C

第一性系统：

也可以表示为：ER（ERC）。[43]

拉曼·塞尔登认为后结构主义之“后”在于，巴特意识到人文科学的对象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的保证，每门新科学都将表现为一种元语言，人文科学谈论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描述”的对象，是以谈论它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个元语言反过来又成为一个新元语言的对象语言，这种无限后退，使得人文科学不具有真理性，而是一套无休止的语言操作系统。因此，塞尔登认为在《符号学原理》这本书中便已显露巴特后结构主义运动的端倪，后结构主义通过质疑结构主义二级符号系统的稳定性，从而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热情。从中，可以发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不同之处。德里达经过解构分析而引出与文本的主旨相对立的东西，与文本的逻辑不一致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把哲学文本变成了一种文学文本。德里达是从文本的次要、边缘性的东西入手去解构文本的主旨和中心。巴特的后结构主义则延续了前期的结构思想，巴特通过元语言的分析，质疑结构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符码仍是巴特关注的对象，后结构主义只是不再将符码建构的系统看作唯一、稳定的事实，系统由于元语言的循环操作成为一个虚构的对象。

塞尔登揭示了巴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联系。伊格尔顿通过分析巴特的前后期著作，试图了解巴特由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过程，从中发现巴特思想的矛盾。伊格尔顿称，前期巴特运用结构主义揭示意识形态将社会现实“自然化”的运作机制。巴特认为，有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同这种“自然状态”并行不悖，它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抹杀了符号的身份，造成我们在没有符号干预的情况下也能观察现实的错觉。符号不是被看作一个可变的实体，而是一扇半透明的窗户，透过它可以反映、描述客观现实。现实主义作家则利用符号传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资产阶级制定的价值标准强加给他者，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将其制定的标准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加以接受。因而，巴特寄希望于建立一种文学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批评是为了达到了解它的对象的“真实面目”的目的，但是这一想法与巴特认为符号具有意识形态性背道而驰。我们无法以浸染着意识形态的符号建立一门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也无法绕过符号的干扰直面“真实面目”。于是，在《批评与真实》中，巴特开始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概括文学语言的特征，认为它是一种“无底的”语言，似乎是一个由“空洞的意义”支撑起来的“纯歧义性”混乱。符号的确定性被打乱，文学作品也不再作为一个稳定的对象或界线分明的结构。为显示文本的多义性，巴特将巴尔扎克的作品《萨拉辛》分为561个单元，并用五种代号命名。《S/Z》一书的用意即表明对《萨拉辛》无法做出某种确定的解释，而只是摆出供人对这一作品做出各种解释的原材料。伊格尔顿不无反讽地看到巴特的解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哪一种代号好象偏离了标准的结构主义实践的轨道”[44]。

托多洛夫直接指出了巴特思想的一个突出矛盾：

他要建立一门以严格科学的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和学者世界观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但实际上，巴特对文学的解释是从属于一定的、只不过没有明说的意识形态纲领的：巴特的超意识形态文学研究是受意识形态决定的。[45]

托多洛夫认为，巴特是遵照“分解+整合”的方针分析《萨拉辛》，这一方针是为了转变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实体，具有明确意义的传统阅读模式。这一方针假定：

涵义是在确认能指后才明朗化的。实际完全相反：分解和整合都是在预先已经通过语言形成的观念基础上进行的。从本质上说，这不是两个不同的操作程序，而是同一个操作程序，其前提主要就是要有腹稿（思考的本文）。如果被分解的要素空空如也，则经过整合之后依然会是空空如也。整合之后的涵义由何而来呢？问题就在于，不管分解和整合什么东西，这些片段都已经充满涵义。换一个说法，作家不是组合毫无意义的单词：他从一定的观念出发，他要在作品中体现这个观念，而不是相反，如巴尔特所说的那样。[46]

而且，如果巴特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分解和联合就会是纯属任意的操作程序：“巴特正是这样认为的，但他竭力回避这两个操作程序的合理性问题。”[47]

在托多洛夫看来，巴特认为文本没有稳固的结构、确定的意义，其根源是错误地过高估价能指而忽视含义。巴特散解《萨拉辛》这部短篇小说，力求做到不给本文规定一个内在的形象，而是分解构成阅读的故事单位。他将《萨拉辛》假想为“能指银河系”，但分解与整合的过程实际是创作者按自己的看法赋予文本含义，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建构。因而，文本有无数多的意义，也具有无数多的结构。然而，巴特的本意是通过分解阅读，证实文学本质具有多义性。为此，他区分了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可读之文只是为了捕捉作者的立意，强迫读者接受作品内某种特定的意义，而可写之文，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多元性，读者从作品的许多可能之意中选择其一时，他就会成为文本的合作者，从而将读者变为作品的创作者。承认本文多义引起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文本不能有结构，从布局的角度来说，文本只能是无形态的。因为，文本没有客观的含义，只是读者——主体头脑的上层建筑，这种意义漂移状态正是文学审美价值的唯一标准。但解读文学多义性的方针——分解与整合，正是赋予确定含义、产生无数结构的过程。巴特因为过高估计能指，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托多洛夫认为“巴尔特的结构主义与其说是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不如说是反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因为，他从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语言观念出发，把符号同语言、文学、时装和路标等量齐观。打破了巴尔特的理论似乎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成就基础上的假象之后，十分清楚，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之一”[48]。

巴特认为意识形态的语言因为重复使用被塑造成“自然本性”，以真理之名形成垄断性的统一话语，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不断操纵着人们重复这一话语，因而真理只是陈词滥调的谎言。巴特后期采取片断式的文本写作，挑战具有超强意识形态功能的传统写作方式。传统写作采用“一通到底”的写作方式，统一的结构、完整的情节、连贯的叙事，读者只需要紧跟作者的思路，发现作者安放在作品中的意义，而片断式写作没有固定的读法，也没有稳定的意义，而是邀请读者进行再创造。巴特称：“片断有一种理想：一种并非思想、并非智慧、并非真理（例如在箴言中）的高度浓缩，而且是一种音乐性的高度浓缩：与‘展开’相对立的，是某种分节的、被歌唱的东西，即一种朗诵：在这里充满了色调。”[49]巴特时常以音乐来论述语言，他称在巴赫和舒曼的音乐中，只听到音乐的纯粹物质性，没有产生任何评论；而听李斯特或霍罗威茨的音乐，会有数不清的形容词出现在面前。巴赫和舒曼的音乐，是巴特心仪的语言类型，这种语言是能指的海洋，没有任何意义指向，在这里才能听见自身。片断式写作即是这种音乐的高度浓缩，不是为了传达某种思想、观念，而只是传达自身。但巴特以命名的方式定义“文”，巴特认为文具有快乐和享乐的双重特性，在法文中没有相对应的词，他选取了plaisir（快乐）/jouissance（享乐）区分文的两种类型。快乐是属于文化可以自由进入的惬意、满足、舒适感，享乐是与文化相断裂所带来的震动、震撼感。快乐/享乐是被重复使用且具有确定意义的词语，是浸染着意识形态的符码，巴特却希望通过这种享乐之文，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伊格尔顿、托多洛夫称巴特思想的矛盾在于以意识形态的语言建立超意识形态的文学。

尽管西方学界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巴特，但我们发现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其作家和学者两个身份上。作为作家的巴特一生都行走在通往文学乌托邦的路途中；作为学者的巴特不断指证语言的面具，纠正认为语言是自然、透明的媒介观点。由于对语言结构认识的深入，巴特后期放弃了前期建构统一、稳定结构模式的幻想，但这种反叛不是对结构的反叛，而是对系统科学的反叛，在巴特看来世界是由代码建构的。因而，西方学者认为巴特的思想主题始终如一。将巴特在东西方学界的形象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巴特思想在中国存在两次质的转变，与西方学者发现的一致性背道而驰。巴特在中国的最初形象是结构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中国研究界更多关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者身份，普遍认为巴特在写作《S/Z》后彻底背离了前期的结构主义活动。但塞尔登认为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便对结构主义进行了反叛，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结合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某些思想。卡勒尔、霍克斯以编译代码沟通了巴特的学术思想。卡勒尔认为巴特一直致力构造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霍克斯认为《S/Z》要瓦解的正是《写作的零度》与《神话学》中揭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伊格尔顿、托多洛夫则认为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仍延续了前期的结构主义活动，两位学者发现了巴特思想的矛盾之处，巴特希望建立超意识形态的文学，却以浸染着意识形态的符码解释文学。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巴特的前后期思想具有延续性。在中国学者眼中，巴特后期不仅完全否定了前期思想，而且晚年由学者转型为作家。21世纪，研究界关注的侧重点转移到巴特的作家身份上，认为在《罗兰·巴特自述》《明室》中提出“作者死了”的观点的巴特已成为过去式，而转变为敢于剖析自我的作家。然而，在苏珊·桑塔格、莱热看来，写作是巴特一生的主题。在《纪德和他的日记》这篇早于《写作的零度》的文章中，巴特便思考了日记体写作。因而，巴特在中国的形象迥异于他在西方学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