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鲁迅话语研究中的悖论与平衡
本书的研究力求呈现出完整的鲁迅的话语系统，并发掘他的话语的建构方式，从中把握鲁迅的精神结构、生命哲学。整体上看，鲁迅话语的系统可以提炼出两个层面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价值依托）和个人精神结构（生命存在）问题。前者是关乎社会的、历史的，甚至是政治的，但后者却立足于人性与生命本身。这是鲁迅的双重的“在”。进入鲁迅的话语体系，需要对这两个方面的鲁迅都给予关注和明确。所以本书对于鲁迅文本中的多重的对话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从双重的视角进入他的话语，因其间存在多重维度上的悖论的对话：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的对话关系、“铁屋子”关系体系（反映人与世界的对立、同源关系）与“铁屋子”时空体式（“中间物”精神结构）的对话关系、“双漩涡”的“吃人”中心与自反中心的对话关系、“身外”世界与“身内”世界的对话关系……这些对话关系都是基于社会历史与生命存在的双重立场的对话，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的话语系统。
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如果仅仅是这两个层面的鲁迅的矛盾性划分，也是失于简单的。而且对于鲁迅来说，并不存在绝对整齐划一的话语的体系性和系统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越过上述分界，从更细部的关系中，探讨鲁迅的多样存在。比如，我们发现鲁迅的世界也涉及另外几组对话：鲁迅的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故人相遇模式、故人讲故事模式、情感阻断与情感修补这三个维度上都显示出相反的作用力；启蒙者与在乡者的话语很难判断强弱对错，二者势均力敌。而这种对话关系的基点并非上述的价值依托与生命存在的悖反，而是源于现代理性和传统伦理的相悖。鲁迅的拯救话语中内含的“铁屋子”的核心悖论：叫醒昏睡者，“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指向的是政治与伦理的龃龉。
因为鲁迅话语世界中的悖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提出鲁迅话语生成中“自反”的动态性时，本书试图突出的，不是话语内容的错综对话，而是着力于鲁迅话语形式中的悖论结构（也即精神悖论）。虽然是两个中心，但在每一个中心话语中都存在着反向作用力，甚至在反向生成之后，再次经过自反。越过重重言说的悖论，只立足于“悖论结构”本身，我们即发现，不论是怎样的悖论关系，鲁迅都存在于悖论双方之间的张力世界中。这是鲁迅的独异性。不管是社会层面、价值层面、生命哲学层面，鲁迅都并不能完整地属于一方，他立足于思想取向、价值依托和精神姿态的磁场的中心，而这一立足处，是属于生命存在形式的，是鲁迅内在精神的抗衡性能量施予整个话语系统建构的力。
悖论性是鲁迅的话语系统的建构原点。也正因这悖论的冲突，建立了世界的多重维度。但悖论又不是简单的“纯粹形态”，而是以彼此的悖反张力、彼此的交叉叠印，实现话语世界的微妙的平衡。
一 启蒙的悖论与平衡
鲁迅的话语系统中，现代的“个人”“自我”与“国族”“群体”的观念是共同出现的，不论其具体的词源和意旨之天差地别，从命题的提出来看，二者却出于“救世”的同脉。鲁迅的启蒙话语建构也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其表现为：启蒙动机的“国族”“群体”性，启蒙所赖的工具却是“个人”“自我”；同时，启蒙的终极目的既是“个人”的，也与“民族”息息相关。在本书第二章，笔者把这一矛盾结构放置在救赎话语的悖论中进行了解释。但在鲁迅话语整体中，作为启蒙手段的“个人”的言说，汇入（却并不融入）启蒙话语的“国族”指向——鲁迅的“个人”话语的建构是要在历史的必然之外开辟一个绝对价值世界。所以他不致力于新的制度、思想和伦理的建立，鲁迅从没有执着于这样实体的目标（或许可以由此看到鲁迅的根柢，始终是生命性的）。
我们从表象上看到的鲁迅的悖论是启蒙动机与启蒙手段之间的悖反，但鲁迅更执着于解决的矛盾，却是他建构这个绝对价值的目的与其话语逻辑之间的相悖。这表现为，鲁迅要建构的是“立人”的话语体系，但这一价值建构在他的叙事中却无以为继。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他的小说将所有的叙事终结为“走”，是为了给话语留一个缺口，但不得不承认的前提却是，鲁迅的所有叙事都走向了死胡同。同时，鲁迅在建构一个强大的主体性的自我的时候，这个自我对于传统的抨击和摒弃无异于自杀，个人不但失去归属，同时也失去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某一部分深刻地浸透了鲁迅。这一部分传统与新文学启蒙者决绝要摒弃的那一部分本是一体：杀掉那个“坏的”部分，“好的”一部分也同时死去。《孤独者》的自戕式复仇的快意也正在于此：“我”杀掉了那个爱着你们的“我”！《复仇（其二）》中说：“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咒诅着、仇恨着世界的那部分生命，玩味着悲悯世界的那部分生命的被钉杀——钉杀“我”，也就是钉杀他，钉杀他，也就毁掉了你们被拯救的希望。——这正是鲁迅通过身体建构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关系的最终叙事走向。《墓碣文》同样是这叙事的死胡同的极好例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结果只有肉体死亡，而肉体一旦死亡，精神也再无依恃。传统与现代在鲁迅这里也最终呈现这一模式：解剖批判他的来处，他也将失去去处。当所有的叙事都进入“吾与汝偕亡”，来处与去处统统消失，生命的最终依恃只剩下了“行走”。到底是生命意志的强悍，还是无奈？鲁迅无法解决这一悖论。
在这一层面，鲁迅的自反，既源于鲁迅的生命动力，其实也因为鲁迅对于结果的确信与其坚执的启蒙行动之间始终难以实现自洽性。
启蒙动机的传统性与启蒙价值的现代性之间的悖论关系还存在于话语操作程序之中。在现代启蒙话语的建构中，“个人”的标举是将自我从群体性中解放出来。但事实上，一旦进入启蒙行为本身，自我即被“群体”“大我”所吞没。之后的革命文学即体现了这种话语操作，《伤逝》中“我是我自己的”所展示的个人，是从家族伦理中解脱出来的个人，但这种“小我”很快被交付于社会甚至革命这样的“大我”。而鲁迅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展现出他的现代人格。对于鲁迅来说，负重和责任意识是顽强的传统性的，但在以“个人主义”为工具的操作层面，个人主义也已经成为思维方式本身。所以鲁迅的独异的反抗哲学就不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意志，而是更具现代特征的生命意志。所以鲁迅在日本时期关注并提出的“理想人性”具有非凡的超越性，因为他的“理想人性”直指人的人格、精神，而不仅仅是智力、技艺和体制，甚至也与道德无涉。鲁迅的思想内容是反传统的，但其动机却与传统息息相关；他的精神本质是反宗教的，但其运思方式又是宗教的。他推崇的内容与他表达的形式始终在相互因应中相互背离。
启蒙的悖论，鲁迅自己也曾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表述过。这始终是鲁迅文学世界里两个纠缠的、互动互生的但也彼此颠覆的层面。建构“大说”与穿透“大说”的挣扎，正是国民性话语和个人性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悖反关系。前者是“信”的，后者是“疑”的。鲁迅始终在自身的“疑”的、“反”的、“异”的精神体系中孤行，却将其所“行”，永恒地放置在前者的脉络中。鲁迅始终是社会的，但也始终是个人的。
二 传统与现代的悖论与平衡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在鲁迅这里始终是显见而别扭的命题。但这也正是来自鲁迅自身的别扭。就如同上述耶稣以死向世界复仇、魏连殳以自戕复仇一样的运思方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于阮籍的判语广被征引：“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40]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试图探入鲁迅隐秘的精神血脉和传统依赖。鲁迅呼喊“传统吃人”，与尼采扬言“上帝死了”，其实是一个层面上的。许寿裳曾提及鲁迅所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41]。所谓“上帝死了”，并不是说“没有上帝”，其本质是要“拯救上帝”。而鲁迅所说的佛教和孔教都死了，并不是说没有传统，而是说，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毁。鲁迅所做的工作，是以激烈的反传统而试图回归最传统（他根柢里深“信”的那个价值世界，而不是经过了话语阐释的、被利用了的传统）。也在此处，我们才能理解鲁迅的目光、言说，何以从未离开“传统”这一对象世界。他将外显的话语深深扎根入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的地下土壤，他与那个世界始终如此真实地贴近着，又如此难以言说。
而另一方面，在他自身破除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结构，同时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结构被破除的过程中，也参与了鲁迅话语的建构和完成，其内部的挣扎是剧烈的。同样，笔者不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一实践层面理解鲁迅，他既是那把截断传统的利刃，也同时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裂隙之中，填满其间的“进度条”的巨大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才使得传统向现代永恒延伸，他是填补裂隙的。
他深谙中国文化系统中最根柢的永恒与苍茫（晦暗与脓疮），甚至在他已不在（却永在）的时空中，他身外被建构晕染的巨大光晕也是正大、浩瀚的——但他依然不属于“静”的、不属于“信”的那些传统，他是“动”的、“疑”的、“异”的那个部分，但他在重新定义它们，那些异端的词汇。鲁迅的真正能量在于，在如此激荡汹涌的内在力量中——它是个人性的，是极其幽暗癫狂的——依然是广大的，甚至正统的，他的生命体系和价值体系之间悖论重重，他在自身平衡这二者，当然它们是彼此对抗的，正是这对抗将鲁迅的整体形象扩展到了过去一百年的文化中心的位置。
三 话语的悖论与平衡
自觉到“话语”而抵抗和破除“话语”——以“话语建构”的方式，这一鲁迅的核心悖论愈到他的生命后期，愈显出其悖论性和悲剧性。他越是在自身的话语建构的深度和广度上拓展，越是警惕和恐惧于话语的权力。而最终，他清醒地意识到“弄文罹文网”的重要层面——他同时被自己建构的话语紧缚。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他那一代文学者中最悲怆的一位。
鲁迅的话语悖论的出现，是因为他天然地领会到生命所有维度上都是“受限”的个体。领悟到受限，就能看透所有维度上的困局——鲁迅几乎不是在选择了之后重新审视才发现困境，而是他本能地知道，所有的话语在导向其预设结果的同时，也建立了新的束缚和困境。——哪一条路都走不通，北方不是旧乡，南来只能是客子，这是鲁迅的存在哲学的隐喻式表达。所以，“双漩涡”的话语建构中，“自反”的双向作用，其根柢却是生命的受限性。哪一个向度上的话语的建构，最终都只是请神来的受制于神。鲁迅的话语建构，终也是清醒地煎熬在“借来火种煮自己的肉”的宿命之中。
所以，话语的悖论正是他自身的悖论。“两个中心”最终衍荡成为全方位的“除魅”话语：“吃人”中心在除传统之魅、历史之魅，“自反”中心同时在对这一除魅话语本身的“魅”进行破除。鲁迅话语世界的建构，事实上也最终在“话语”的层面化作真实的悖论，将他自己缠绕其中。——鲁迅最终只能在杂文的世界中挥剑的选择，是源此而自觉的。
但本书的中心落点“双漩涡”，既是蕴势、不断衍生的体系，也在“两个中心”之间形成微妙的制衡关系，互相辩难，相克相生。一个始终在打破平衡的“异见”者，却在他的文学和话语整体中，保持着近乎严整的“平衡”与“对称”（就像他的作品中那些一对一对出现的题目）。尽管，这“对称”中的巨大的悖反张力才是他的根本，但经由这悖反所抵达的文学空间的整体，却依旧在其结构上呈现出均衡的古典性。
在“双漩涡”的横向关系（“吃人”中心↔“自反”中心）上呈现出来的鲁迅话语建构的模式，是一个“负阴而抱阳”（《道德经》）的结构，也正体现着鲁迅在历史维度上（时间）、价值维度上（空间）的“中间物”的存在形态。但更妙的却是，鲁迅的哲学气息也对应着老子的“冲气以为和”（《道德经》）。所谓“冲气”，即冲突、撕裂、激荡——也就是上面图式中的“↔”（自反而产生的双向作用），所以“冲气”是鲁迅的根本，既为混沌，也终将冲决；既是悖反，又终以整合。在此间，竹内好对于鲁迅文本的感知力让人惊叹，他说鲁迅的中心是“无”[42]，若以“大盈若冲”（《道德经》）理解竹内好关于鲁迅的虚无中心说，当感受到鲁迅文本的悖论而平衡，涌荡而沉静。无相而无穷相。
[1]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3页。
[2]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7页。
[3]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8页。
[4] 文贵良：《何谓话语》，《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5]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5页。
[6]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7页。
[7]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
[8] 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9]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10]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9页。
[11]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2页。
[12] 文贵良：《话语与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3]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14] 郁达夫：《鲁迅的伟大》，《郁达夫忆鲁迅》，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15] 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16]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7] 朱崇科：《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8] 汪卫东：《鲁迅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9] 李长之：《鲁迅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20]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6页。
[21]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22] 张克：《从“且夫……然则”到“倘若……然而……”——鲁迅与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3期。
[23] 彭小燕：《“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 “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云梦学刊》2006年第5期。
[24] 曹禧修：《话语与结构：言说的双主体——论〈狂人日记〉的内结构及其叙事策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25]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4页。
[26] 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2页。
[27] 李长之：《鲁迅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28]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8—89页。
[29]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30] 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31]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页。
[32]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页。
[33] 孙郁：《鲁迅话语的维度》，《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
[34] [俄]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5]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6]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7] 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38]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0页。
[39]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40]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页。
[41]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诗人 斗士 预言家——许寿裳谈鲁迅》，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42]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