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言说与表达，自我言说与公共言说交织，以表达断“旧”启“新”，始终是新文学的中心命题。新文学的一切发生、建构、完成都与话语息息相关。话语问题，是所有作家的重要问题，但鲁迅及其同代作者可能比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更能自觉意识到话语的“问题”性，也更自觉地在其文学实践中以话语作为思想的载体，以期对社会群体进行精神塑造。这一代作者的独异之处，正在他们的“话语的自觉性”。而作为这一代作者的中心，鲁迅的话语问题也必然是重要问题。他的《狂人日记》所开辟的白话文学的新世界，他惊天呐喊发现的“吃人”背后的话语权力问题，他的所有创作所建构的新文学的基本话语范式，他一生致力的“启蒙”与“立人”的话语体系，他在建构话语和抵抗话语权力的悖论中的挣扎与突围……统统都在显示着一个作家在其思想与言说中的话语问题。

对于所有作家来说，毫无疑问，“话语意识”先于言说行动，而对于鲁迅来说，他的“话语意识”，先是对于“话语”本身的“意识”，以及实践的自觉。——对于话语的“意识”使得鲁迅一生都在抵抗话语的笼罩，他的本质从来不在言筌之中。而话语实践的自觉使他的话语的表象世界、他的话语建构过程，背后都有另外一个发源的中心，那个中心正是他这“自觉”的书写的驱动。这个“驱动”的复杂作用体系，是他的体验、认知、价值、审美综合作用之后，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的浩瀚而繁复的体系。所以，“鲁迅话语系统”研究，重要的不是鲁迅的话语显现出来的表象的“命题世界”，而在于他的话语世界最终建构完成的方式，更在于其背后的“驱动体系”，以及这一“驱动体系”作用的方式。这是一个有层次的、深度“内旋”的体系。

日本学者竹内好论及鲁迅研究的难以逼近中心，他说：“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但这种东西的确是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也就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显现，作为显现的鲁迅也就不能不消亡。……根源上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着的。而我认为，《野草》的确明示着它的位置。”[1]竹内好所认为的《野草》“明示的位置”，是“不再经过小说造型”的“原汁原味”的“抽象的观念”。[2]竹内好的这一发现却并没有继续的问题，正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寻找鲁迅作品世界内部的那个“中心”，也正是本书所抱有的野心：描述鲁迅的话语体系，并“沿波讨源”，破译“造型”的密码，抵达他的中心。

然而鲁迅的文学世界“波”谲云诡，骇浪惊涛，其“源”更是苍茫幽邃，大象泱泱。——若论从传统的深处走出，又与现代的前沿汇聚，其内在种种各异的属性（身份的、价值的、哲学的、生命的）相互产生的“化合反应”，其纵横交错的生命感受维度，及其多元多致的认知与命题……统统在一身汇聚，并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向着一个未知的承诺奔赴，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去聚合、离散、碰撞和平衡，从而在自身的猛烈撞击与融汇中掀起巨浪，成为中心的中心的那个人——那个飓风的动力源，只有鲁迅，他是千秋仅笔。这样的鲁迅当然是拒绝被提炼的，他是巨大的混沌，是不断生长的生命和能量，甚至可以说，他是新文学的创世盘古和弱水三千。所以本书的“讨源”，自然不是想要强行确定某个“核心”，或验证某些公式，那是数学的，不是文学的。竹内好曾不断强调：他的研究不是“为鲁迅造型。那是不可能的。告诉我这不可能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我只想用语言来为鲁迅定位，用语言来填充鲁迅所在的周围”[3]。这也是笔者的言说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