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原罪与终极判词的民族主义（上）

第一节 终极判词

阅读现有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研究就会发现，即便是那些比较中立的批评者都会指出中国后殖民文化批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或对此表示担心，更不用说在后殖民论争中持反对立场的人了。实际上，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反对者眼中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最主要“罪证”。

从时间上看，这种指责贯穿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始终。在1993年9月《读书》杂志集中讨论后殖民问题的标志性事件之前，中国学术界最早对后殖民主义的引进来自杰姆逊（F.Jameson），他直接启发了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批评议题，即以张颐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1990年）。对此郑敏1993年指出，杰姆逊的影响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将土洋中外对立起来……干扰我们文化的正常发展。[1]二十多年后在对后殖民登陆中国大陆所做的回顾性研究中，学者们仍然把中国后殖民批评看作一种偏激自大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达。[2]

从范围上看，后殖民批评的每个议题都受到了这种指责。无论是以张颐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还是针对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批评，从张颐武、王一川等提出的“中华性”论题到曹顺庆等人发起的文论“失语症”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议题，再到刘禾、冯骥才等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再思考，都受到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指责。

从总体上指责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献更多。这成为各种综合性的研究与评述的共同特点。最初的一些综合性研究成果中，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批评中国“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与官方民族主义合作。陈厚诚与王宁在介绍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时，担心后殖民主义“可能会重演以民族化压现代化的悲剧”。[3]王岳川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专著认为中国后殖民批评存在的理论误区是，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式可能导致狭隘民族主义。[4]赵稀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专著把民族主义看作中国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与危险。[5]后来的一些专题性研究，包括以中国后殖民批评为专题的国家社科课题，也把民族主义作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问题。[6]

从思想脉络和政治立场上看，学界中持新左翼立场与新启蒙立场的人在指责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倾向上罕见地达成了共识。[7]如果说以上所列举的学者如徐贲、陶东风、赵稀方等多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从自由理念和知识分子伦理方面来指责其民族主义倾向，那么一些左翼学者也从相似的角度指责其民族主义倾向。如汪晖指责中国后殖民批评只对外不对内，并加强了中国/西方、现代/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8]；它加强主流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如果被推向极端，变成一种向外对抗的力量时，会是非常危险的。[9]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后殖民批评家在自我辩护方面非常无力，大多只是极力撇清自己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极少有自称是民族主义者的。比如，提出“失语症”与“文论重建”问题的代表性人物曹顺庆就指出，不要把他的学术动机理解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10]张颐武宁愿坦承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是不得已的“具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本土主义理论”[11]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理论是“民族主义”的，但他倒是愿意把“民族主义”的帽子送给张艺谋。[12]没有人自愿领取“民族主义”这顶帽子或为民族主义辩护，这种自我撇清如此软弱，不但不能消除指责，反倒加深了人们的疑虑。

总之，多年以后，当人们再阅读这段文学批评史时，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整体印象：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是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批评。

如果一段时间内，一个东西被公认为或者指责为某种东西，而且被批评者还不能做出有力辩护，那么一般来说，这可以说明对它的批评是正确和有力的，它确实有这些弱点与不足。但它也有可能说明，批评者们共享同一种思维模式与话语结构。就“民族主义”这个指责而言，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它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共识，看起来像个原罪或终极判词。所谓“原罪”是指，对中国后殖民主义而言，人们认为它不证自明地、必然地和天生地是一种有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终极判词，是指它是一种根本性的指责，而这种指责自身不需要再作解释。如同曾经的“资产阶级”就充当过这样的终极判词，它几乎是个骂人的词，批判者都竭力往别人身上贴这个标签，同时又都拼命使自己与之保持距离。而谁被贴上，就算被判了死刑，他只能说“我不是资产阶级”，但他不大可能敢为“资产阶级”本身辩护。一个概念一旦成为“原罪”和“终极判词”式的存在，它往往就会失去具体的所指，成为神话般的存在。因为不能辩护，所以我们也不能界定其确切的边界和内涵，它只成为一个模糊的、朦胧的贬义词。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是后殖民争论中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如果说逻格斯中心主义通过虚构一个不受质疑的本原来确保体系的正常运行，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当代中国后殖民主义争论中的一个反向逻格斯，一个绝对的否定性存在。但是它在这个论争话语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使得对它的理解只能限制在以它为基础的体系之上，形成一个不断强化的、自我循环的阐释。因此，把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历史化、祛魅化、具体化和相对化，就成为我们反思后殖民论争双方，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的批判者的一个必由之路。

为此，本章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民族主义？由于这个概念本身的抽象与复杂性，我们把它落实为这样一个容易把握的问题：在反对者的眼中，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样的？第二，民族主义被赋予负面价值的话语框架和历史背景是什么？这个框架遮蔽了什么？然后，本章和下一章将联系当代世界学术界“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来探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定位。最后，我们再具体看一看这种定位为中国后殖民主义论争能提供什么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