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清末国族危局与“新女性”建构

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并非促发于女性自身的性别觉醒，而是导源于“种族竞争之世界”[1]中维新派男性精英们痛感到的国族身份焦虑。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标举着“物竞天择之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成功地引入了清末中国，改写着“过渡时代”[2]的国人之于世界格局的传统认知。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与“华夷之辨”被颠覆，已然沦为“劣等民族”的国人更在震惊与错愕之中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今日之世界，乃种族竞争之世界，优者胜而劣者败，强者存而弱者亡”[3]。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身份迫切地需要重新被想象、重新被构建。但是，亡国灭种的国族危机又使得这一重建国家身份的企图只能无奈地导向“弱女”“病夫”等女性化、病态化的身份隐喻，并与西方列强的强壮肌肉形成鲜明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新派精英分子持有的女性化、病态化的国家身份想象可以视为欧洲殖民者惯用的东方主义逻辑的一种延续，是对西方视野下近代中国形象的接受与认同。从这一角度而言，东方知识精英似乎与欧洲殖民者达成了某种“共谋”关系，但“自我东方化”[4]的出发点却显然有别于欧洲殖民者借本质化、刻板化的东方想象以合理化殖民主义行径的企图，而是在于借女性化的屈辱境遇以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而拥护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并最终实现富国强民的国族愿望。而且，就当时中国女界的整体状况而言，“二万万女子”的实际存在状态与愚昧、病弱、闭塞的国家形象极为符合，落后的女性性别群体与同样落后的女性化、病态化的国家形象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异质同构，并因此成为维新派男性精英最方便动用的论述资源与言说符号。维新派男性精英之于女性群体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情与改造欲望很难在性别文化的框架下获得全面的解释。

即以维新派热心倡导的“戒缠足”为例。尽管这一主张确实在客观上促成了女性身体的极大解放，但就其发起的初衷而言，却更多地生发于西方视角下缠足本身招致的羞耻与嘲笑。在近代国际博览会这一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场上，小脚妇人与窄小弓鞋时常被视为清国的顽风陋习而被公然展示，“外人过者无不嗤之以鼻”[5]，国人亦以之为“最可痛哭、最难忍受之奇辱”[6]。较早踏出国门的外交官黄遵宪对此深有感焉，“惟华人缠足，则万国同讥；星轺贵人，聚观而取笑；画图新报，描摹以形容；博物之院，陈列弓鞋；说法之场，指为蛮俗。欲辩不能，深以为辱”[7]！康有为上光绪帝《请禁妇女裹足折》的立论同样建立在对西方视角的借用上，“吾中国蓬筚比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熏缠，乞丐接道，外人拍摄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8]。不仅如此，由缠足引发的耻辱感更在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支持下上升为对缠足妇女的整体性批判，“流传弱种”的女性被斥责为“亡国之源，亡种之源”[9]。在西方视角的刺激与国族危机的促迫下，缠足以及缠足妇女成为国家耻辱的标志以及种族衰败的根源，“戒缠足”自然也就成了女界改造运动的重要议题。

综上可知，在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国族意志以及“与白种争胜”的种族竞争下，女性问题早已跨越了性别框架的牢笼而被赋予了国家民族的象征意义，但此种象征意义显然又是负面的、消极的，与落后的国家形象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异质同构。这无疑又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维新派男性精英在“民族国家”的构想之初就已然设定了“女性”之于国家身份的“他性”境遇。无论是从国族身份的性别隐喻而言，还是从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来看，此种女性化、病态化的“他性”异质都是必须被革除的，维新派倡导的以“戒缠足，兴女学”相号召的女界改造运动其首要目的也正在于此。许多倡设女学的言论，如《论女子教育为兴国之本》（《顺天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三、十五日）、《兴女学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三期）、《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等均以抨击女性群体的“他性”开篇，如“紧缠其足，生性戕伐，气血枯衰”[10]，“不学无术，识见浅小”，“不能独立生存，不能自谋活计”[11]，“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既不能相夫兴家，又不能教子成人”[12]，等等，都被视为导致种族衰败、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唯有通过“戒缠足”“兴女学”等手段将其尽行革除，才能确保强壮子嗣的诞育、减轻丈夫的家庭负担以使国家民族免受二万万女子的拖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维新派男性精英将旨在革除“他性”的女界改造运动提升到了强国保种、富国强民的高度上来。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一文中对导致国家老大病弱的原因进行过全面探讨，并将之归结为彼时民众普遍缺乏国家意识，“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13]。虽千年帝制的思想禁锢与愚民政策难辞其咎，但民众自身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呜呼！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各皆有罪焉”[14]。改造国民性的“新民”议题由此提上日程。又因为“国家有机体说”以及“生利、分利说”的性别化运用，使得一直以来被遮蔽的女性性别群体对于国族复兴的重大价值与重要意义被前所未有地挖掘出来、凸显出来，二万万女子不可再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而须自我改造、努力自新以成为符合国族期待的“新女性”。号召二万万女子迅速行动起来的言论在当时比比皆是，或从正面慷慨激励，以“崇女论”的论调高度赞美女子为“社会之母”“文明之母”“国民之母”；或从反面激烈谴责，以“罪女论”的论调控诉女子为“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15]，“不能诞育国民”[16]的“亡国灭种”的历史罪人。而无论是“崇女论”还是“罪女论”，无论是正面激励，还是反面谴责，其共同目标都是号召二万万女子“勿放弃责任”[17]，迅速行动起来，“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18]对于全体国民而言，当自新为“新民”；对于二万万女子而言，亦当自新为“新女性”。无论是“新民”还是“新女性”，体现的都是清末之际重塑国民性的强烈诉求。作为清末国族复兴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界振兴被寄予了无限厚望，关于“新女性”的想象与建构大量出现在清末之际的思想言论与文学书写中，并在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价值观的复杂交错中展现出国族与女性之间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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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7页。

[2] “过渡时代”是梁启超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所做的时代定性，其《过渡时代论》开篇即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处于东西方文明交错、新旧势力更迭的时代洪流中，“今日中国之现状”，恰如梁启超所形容的“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具体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页。

[3] 《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7页。

[4] 该理念直接借用于周游的相关论述，具体参见周游《国族符号、“自我东方化”与国族想象——读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史林》2014年第4期。

[5] 《圣路易会场之中国大耻辱》，《警钟日报》第153号，1904年7月27日，转引自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6] 《诸君曾闻美国赛会之亵视华人否》，《浙江潮》第10期，1903年12月8日，转引自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7] 黄遵宪：《禁止缠足告示》，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31页。

[8]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08页。

[9] 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39页。

[10] 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11] 佛群：《兴女学议》，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56页。

[12] 《敬告我女国民同胞》，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25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1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15] 黄公（秋瑾）：《大魂篇》，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16] 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7]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04页。

[18] 秋瑾：《精卫石·序》，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