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计东（1624—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清初诗人，古文家。七岁能文，年十五补诸生，文誉日高，尝以王猛、马周自比。甲申之变（1644），著《不共书·筹南五论》上史可法陈说南都攻守之策，“可法奇之，弗能用也”[1]。南明亡后，不愿应举，闭门苦读经史。入清后因贫无以养，于顺治八年（1651）开始参加科举考试。顺治十二年（1655），贡入太学。顺治十四年（1657），举顺天乡试，名动京师。顺治十八年（1661），受“奏销案”所累，被褫革举人身份，遂绝意仕进，纵游四方，结交贤士大夫，为衣食四处奔波游食，年五十二而卒。现存著述有《改亭诗文集》22卷（诗集6卷，文集16卷）,《不共书》4卷，《甫里集》6卷等。

一 计东相关研究现状

计东一生郁郁不得志，为衣食奔波游走的同时，也得以遍览名山大川，诗文以“好游而益工”[2]。他“以诗笔雄视当世”[3]，古文创作成就也尤为突出，被宋荦赞为“足以不朽于世”[4]，在清初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理应受到应有的学术观照。现按时间顺序对现有关于计东的研究成果试作述评，梳理清初以来三百余年围绕计东所作的记述与研究，以期明晰当今学界对计东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行路径和方向，从而深入了解计东对清初江南乃至整个文坛生态的影响。

（一）清代研究综述

对计东的关注和记录始于清人，有清一代有关计东生平事迹、创作评价等多散见在地方志、传记丛刊、文集序跋等中。生平事迹，现可见的有《国朝先正事略》《国朝耆献类徵》《国朝诗人徵略》《清诗别裁集》《艮斋杂说》《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提要》《文献徵存录》《（同治）苏州府志》《国朝松陵诗徵》《莲坡诗话》《今世说》等。正是这些文献为计东生平经历的梳理和考辨存遗提供了基础而珍贵的史料。创作评价多见于众友人诗文集以及为其《改亭诗集》《改亭文集》《甫里集》《不共书》所写的序跋、评语、书信之中。计东文集是其去世后由好友宋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出资所刻，而诗集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经王士禛后人王廷扬资助刊刻问世，故多少削弱了其在当时的影响以及诗文集在后世的流传。实际上，计东的古文创作在当时就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与文相比，诗歌略逊一筹，但仍获得了关注与赞许。兹就清人对计东古文、诗歌的相关研究梳理如下。

1.论定计东文坛、诗坛地位

就古文而言，与计东同时代的亲友故旧已将其古文置于较高的地位，评价多不吝赞美之词。好友董以宁高度评价了计东的散文，将之与当时的古文名家汪琬并称，认为“当世之真能为文章者不数家，如二子者，既已为吾党之所称服”[5]。董说更是直言“甫草文章霸一代”[6]，对之颇为敬服。魏禧将他与当世的古文名家侯方域、姜宸英、汪琬并列，指出“数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7]。正是由于友人有意或无意的赞赏和推许，奠定了后世对计东认识和评价的基调。除好友外，同时代的文人、学者亦将计东与同时代的古文名家并提，对其古文持肯定态度，予以了文学层面的观照和重视。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传》[8]中认为计东是当世与王猷定、魏禧一同可接踵侯方域者，古文与诸人不相伯仲，亦是清初文坛的重要代表人物。而王士禛的后人王廷扬从侧面证明了王士禛与计东的交情以及对之的服膺：“先生与家新城大司寇公为忘形友。”[9]亦转述了王士禛对计东其人其文的看法：“公每称述先生具不世才，其著作直可信今传后。”[10]而王廷扬亦承袭并进一步阐扬了王士禛的论断，认为计东之文合欧阳修、曾巩为一，将之与归有光并提：“近代归太仆而后，目中实罕其俦。”[11]以上诸人或为计东生前好友，或为同时代者，多是赞美之词多，而批评之语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者评价定了一个基调和标准，这种评价一直持续至晚清。乾隆时期的文人周春在历数清初古文名家时将计东置于名家之列：“君留心古文，汪钝翁、侯朝宗、魏叔子、王于一、计改亭、邵青门诸家，莫不遍览好作。”[12]晚清的孙原湘亦将之与当时的古文名家并称：“本朝之能为韩、柳、欧、曾之文者，魏叔子、汪尧峰外，如方望溪、姜湛园、邵子湘、计甫草诸公，皆能根柢经传，规矩理法以蕲。”[13]同是晚清的文人李元度亦承袭前人观点，对计东的古文地位加以肯定：“而论文章，则在顺康朝有若顾亭林、黄梨洲、汪尧峰、魏叔子、侯朝宗、王于一、贺子翼、汤文正、施愚山、陈文贞、计甫草、张文贞、李文贞、陆清献、朱竹垞、潘次耕诸同人。”[14]这种评价直至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如张廷济大赞计东“经世文章动帝乡”[15]。时贤、后人对除了侯方域、汪琬、魏禧三家外，对清初古文家的名次排列可谓见仁见智，而计东亦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屡屡被提及，立于此间而颇受肯定，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人眼中，计东被视为与当时著名古文家魏禧、汪琬、方苞等人不相伯仲者，其古文成就与文坛地位也是较有分量的。综上，足见计东古文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地位、影响和价值之所在，值得予以关注和探究。

此外，清人对计东古文成就的接纳和认可也可从选本角度得到证明。出身桐城派的姚椿依姚鼐《古文辞类纂》体例编纂《国朝文录》，甄选文章自然以当时大盛一时的桐城派古文为圭臬，选文以陆陇其、汪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诸家为多，别派亦有收录，并不坚守门户之见。该集选计文3卷共23篇（正、续编收录4卷者只1人：全祖望。3卷者9人：计东、陈宏绪、陈廷敬、邵长蘅、姜宸英、黄宗羲、李容陛、蓝鼎元、陈兆会。二卷者共有34人），在众古文作手中分量属中上等，足见对计文之重视。而同是桐城派的李祖陶编撰的《国朝文录续编》中选录计东“文之尤者为三卷”，共24篇。该集所选各家均有小序，每篇后皆有评语，对计文评价颇高。截至此一时期，计东的古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关注，而其后的关注度虽有所下降，选文数量与当时知名的古文家有些许差距，但仍受到了一定的观照，从清中晚期以降的各类文选集中可见一斑。沈粹芬等纂《国朝文汇》选计文8篇。（其中：魏禧34篇、汪琬27篇、邵长蘅24篇、朱鹤龄17篇、潘耒16篇、侯方域13篇、尤侗5篇、顾有孝1篇等）。陈兆麒纂《国朝古文所见集》收计文1篇（其中：魏禧3篇、邵长蘅3篇、姜宸英3篇、汪琬3篇等）。孙澍纂《国朝古文选本》选计文1篇（其中：方苞5篇、顾炎武5篇、邵长蘅3篇、汪琬2篇、王猷定2篇、储欣1篇、侯方域1篇等）。徐斐然纂《国朝二十四家文钞》选计文6篇（其中：魏禧47篇、汪琬37篇、袁枚27篇、朱彝尊26篇、侯方域26篇、茅星来21篇、方苞20篇、姜宸英19篇、邵长蘅16篇、王猷定13篇、施闰章12篇、顾炎武12篇、李良年8篇、汤斌7篇、陆陇其7篇、储欣7篇、毛际可5篇）。由这些选本可见，计东的古文家身份得到了历代编选者的认可，其古文在有清一代确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

除古文外，清人对计东诗歌的评价虽数量不多、关注较古文少，但仍有较高的评价，同样值得进一步关注。计东生平所作诗歌颇多，现今所知有《狂山集》《广陵集》《关塞集》《竹林集》等，惜不得传，仅余今之《改亭诗集》，乃由以上诸集删减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计东诗歌在当时便已获时人认可。友人陈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吴江计甫草，天下才也。当日在词坛中，吾党有飞将军之目，其相期为吾道干城者，真不可量。世之得交甫草，亦人人以为光宠。”[16]稍后的沈德潜承袭谢榛、王世贞等人的“格调”论，在清初大力倡导格调说，故对计东诗歌中表现出的对谢榛的尊尚大为赞赏，提倡应尊古、学古：“王、李始推茂秦为盟长，后称眇山人而黜之，见交道之不古也，后半大为布衣吐气。予有《论诗绝句》云：‘眇目山人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17]可以说是对计东诗歌的一种关注和认可。到了乾嘉时期，对计东诗歌的关注则相对较少。陈文述将其与杜牧相比，评价颇高：“花月沧桑酒一杯，文人短气剧堪哀。罪言原卫都零落，谁识樊川杜牧才。”[18]直至晚清时期的陈康祺才对计东诗歌有所评价，且是沿袭了前人的看法，认为计东等“吴江四子”“计甫草东、顾茂伦有孝、潘稼堂耒、吴汉槎兆骞，皆吴江人，皆以诗笔雄视当世”[19]。由此可以看出，计东虽以文闻名于世，然诗歌在诗坛的地位亦不容忽视。可以说，清人对计东诗歌的关注不如古文，这也与其诗作多散佚、流传不广有关。

同样，清人对计东诗歌的接纳和认可也可从选本角度来考察一二。如清初魏宪编选的《百名家诗选》是当代人选当代诗的代表之一，影响颇大，其中选计诗12首，与当时著名诗家数量不相上下。其时，计东尚在人世，而能获选家的肯定，足见其诗之价值所在。而与计东交好的王士禛在《感旧集》中选计诗仅1首，从生平交往资料看，二人关系匪浅，计东诗集还是王士禛后人出资刊刻而成的，但计诗只入选1首颇令人费解。稍后的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则选计诗5首。而晚清的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亦选计诗5首。总体来说，清人选本对计诗的关注总体呈平稳趋势，所选计诗虽不多，但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人对其诗歌的关注和认可，有值得后人研究的价值和挖掘的空间。

2.阐发计东古文、诗歌特色

清人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计东古文的特色做了精到而深刻的阐释。顺康时期，在统治者文治政策的引导之下，“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正逐步成为诗、词、文创作的主流之一，而计东入清后多次参加科考，热衷于功名，对当朝文治政策的顺应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醇雅”成了他的文风之一。为其出资刊刻遗集的宋荦就关注了计文醇雅的一面：“故其为文，具有本原，而一出于醇正和雅。”[20]注意到计东古文“醇”与“雅”的特点，此评价颇有启发性。其后，王士禛后人王廷扬亦赞其“宜诗与文醇而肆”[21]，除了“醇”之外，还指出其文“肆”的特点，当亦是对当时文治政策和文坛风尚的呼应。到了乾隆时期，受康熙崇尚雅正的影响，乾隆继续倡导“醇正典雅”，强调“温柔敦厚”，适度有法。在官修典籍如《（乾隆）江南通志》中则关注了计文醇雅而有法度的特点：“其文醇雅有矩矱。”[22]强调为文在“醇雅”之外还要有“矩矱”，可谓是对计文特色的官方认可。由此，“醇雅矩矱”成了计东古文最鲜明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官方认可的“矩矱”与王廷扬所称的“肆”是两种矛盾的风格，从官方立场来看，更为看重、着意强调的是“醇雅” “矩矱”一类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审美。此外，李祖陶作为桐城派的成员，自然对桐城一脉推崇异常，从其编纂《国朝文录》便可见一斑，对同样受归有光滋养和熏陶的计东也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赞扬和称许，认为计文“行文善于摆脱，高洁不群”[23]，处于归有光一派又能自成气象。综上来说，同时代的友人、后世的文人学者等对计东其人、其文的评价多是合乎其实的，比较中允，然评价者皆是基于不同的身份、立场来评析计文，未尝不存在评价失当的情况，如宋荦等人将计东的散文看成汪琬的附庸、官修书籍忽视计东古文“肆”的一面等，都是没有真正把握计东古文特色的明证。

顺康时期，一些不愿出仕的遗民、科考不得志的士人等多选择入幕作为立身之计，计东便是其中之一。友人汪琬认为计东的散文便得益于他多年四处游食的经历，得江山之助，指出“好游而益工”[24]是其古文的特点之一。徐乾学则注意到计东因科考、游食坎壈不得志而形成的不平之气于文多有展露：“夫计子之名自以其才之不竟用于世也，往往多牢落不平，且见于其文者有之。”[25]董以宁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一点，认为计东行文浩博、雄放、疏爽，与苏轼如行云流水的文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其得意疾书，如平原大陆之一望而不可拘也，如长江大川之直下而不可御也，如惊雷闪电之忽至而不可测也。”[26]更精到地阐发了计东古文“以气胜”的特色：“甫草以气胜。”[27]

除对计东古文多作肯定外，清人也对其不足予以指摘和揭橥，友人魏禧客观、中肯地指出了计东为文的不足之处：“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岀手易而微多。”[28]此论可谓一针见血，言如其实，展现了清人深邃的眼光和应有的勇气。在《与周棐论文书》中历叙清初古文家如汪琬、魏禧、姜宸英、侯方域、田兰芳、黄宗羲、王宏撰、邱维屏、邵长蘅、王猷定、计东、施闰章、李因笃、方苞等得失，认为计东古文“失之浅”:“国朝文章首推苕文，《明史》诸传信擅场，惜在史局仅属分撰，若出一手如震川所云作唐一经，为汉三史者，想无愧焉。其他规模气体，议论笔述，欧曾其师法也。然近平近俗间有之，固不害其名作者。冰叔以醇而未肆目之似矣。至以醇肆之间许西溟则未敢以为然。冰叔刻画巉峭，生气勃勃，若苕文若胜，而规模又不能如其平易醇大也。朝宗浮情客气未能扫除，箦山刻画真挚不减古人，而才气纵横、笔墨洁净又似不逮朝宗。梨洲、山史亦皆铮铮。邦士雄而杂，子湘隽而溢，于一未免于浮，甫草则失之浅。愚山、天生一以学道称，一以博学闻，皆有可观，惜所见止一斑，未获睹全豹也。近得灵皋数作，似学介甫。”[29]稍后的李祖陶则将计东归入归有光一派，直言其文受“唐宋派”影响之深，同时也指出计东“爱古人而薄今人，高睨大谈”[30]的特点。总体来看，计东之文在有清一代已多获肯定，清人对其古文之地位、特色及不足的评价是较为准确精当的，为进一步对其展开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计东的诗歌风格，清人也以不同的视角作了精到的阐释。时人已注意到与古文一样，计东的诗歌因好游而益工，亦不自觉地体现了其以气胜的特点。王士禛亦认为其诗“勃勃有飞扬之气”[31]。友人董说赞其“诗挟小四海，卑视万古，或鼓或罢，或泣或歌”[32]。而汪琬则注意到计东诗歌主题不同风格的差异：“其为道途逆旅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凄恻。”[33]“其为登临怀古诸作也宜，其多幽陷而深长。”[34]“其为往来赠答宴饮别离诸作也宜，其多激昂沉郁而出之以顿挫。”[35]稍后的沈德潜则从内容层面评价其“诗不苟作，时露胸中抱负”[36]。作为沈德潜门人的袁景辂亦认为计诗“所作皆以气骨胜”[37]。这种评价一直持续到晚清，林昌彝亦认为“气”是计东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风格：“孝廉诸体俱工，余尤喜其五七律，气体浑雄，不可多得。”[38]总体来看，清人对计东诗歌的评价具有承继性，诸人观点多有交叉和重合，然仅注意到计诗风格的某一侧面，对其清丽爽朗、倜傥跌宕等诗风则未有提及，评价不够全面，但能对计东诗歌予以关注并发掘诗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计东诗歌的重要风格，较有深度。

此外，对计东诗歌的不足，清人亦予以了客观评价。友人尤侗便明确指出计东诗合古法、爱逞才的特点：“纵横跌宕，务合古人之法，亦极其才力而后已。”[39]计东曾从汤斌讲学，又得仰事刘宗周、黄道周、张溥，探源《诗》三百篇及楚辞与汉魏诸家，论诗、学诗均主张“从古体入，若先学近体，骨必单薄，气必寒弱，材必俭陋，调必卑微”[40]，但仍未能完全摆脱明七子的余绪，清人显然未能对之予以正确评价。在名家辈出的清初诗坛，时人能于众多诗家中对计东投以关注的目光且予以称扬肯定，虽有片面草率的评价，亦是难能可贵的。要之，清人不仅认识到计东诗歌的宗法和风格，对其在清初诗家中的地位也予以了肯定，但对计东师承的关注有失偏颇。

总之，以上诸多序跋、评点、诗文为后人研究计东的文学创作和创作理念提供了翔实的素材。总体来说，清代文献对计东的生平事迹记载虽粗率质同，但基本情况得到了保存和介绍。对计东的创作评价虽然不全面、未成系统，这些评论多是直观的、简要的话语式评价，未能深入具体作品，缺乏理性的分析与切实的评价，但也给后人研究计东乃至清初文坛提供了极富参考价值的素材。

（二）20世纪以来研究述评

进入20世纪，有关计东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研究更为细化、具体化，涉及计东生平、著述的方方面面。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然研究的不足亦并行其间，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可供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1.20世纪研究述评

1919年至1949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明清小说研究成为一时风尚，清代诗文则少为学界研究和关注。赵尔巽自1914年开始修撰的史书《清史稿》承袭清人史料典籍对计东的相关记载，对其生平作了概括式的总结，且将之与众多古文家一同列入文苑。柳亚子作《读松陵诸前辈遗集，尚论其人，各系以诗》以组诗的形式叙写清初松陵志士才俊，其中评计东“渊源学派衍黄刘，阁部军前借箸筹。一跌可怜浑不似，只余诗笔占千秋”[41]。此外，并无太多学者对计东予以关注。

1949年至1979年这段时间，文学和政治联系日益密切，在古代文学领域，研究者多集中于研究名家名著，计东只出现在各类目录文献类资料中，有关计东的研究不受重视也是情理之中。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1963）中称其“在清初诸文家中，自不失为才气纵横之士”[42]。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1965）中称“其文凌厉直前，略近眉山，与琬文颇不类，顾于钱谦益盛所推许”[43]。这些学者的评价仍是传统的零散、点评式的，于深入研究价值有限。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研究出现新的热潮和转机，明清文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计东也逐渐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袁行云在《清人诗集叙录》中深入具体作品，指出计东诗作“含音激楚”“皆有风致”“只合利钝互陈”[44]的特点，同时也点明计东虽主张学古体、宗唐黜宋，仍“不脱明七子余绪”[45]之弊。

这一时期，清诗受到了学界的重视，然与其他领域相比，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寥寥无几，但还是有相当学术分量和价值的断代史专著问世。如1992年出版的朱则杰《清诗史》、1995年出版的刘世南《清诗流派史》、1998年出版的严迪昌《清诗史》和1999年出版的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等。严迪昌《清诗史》中多次出现计东，多是附于他人而出现。如在《王苹》一节中引用了计东《百尺梧桐阁集序》，赞计东序中对汪琬和王士禛交往的状态为“既准确又很深切”[46]。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士禛主盟诗界的时间考辨》一节将计东定义为遗民诗老：“遗民诗老中……计东已病故五年。”[47]然计东入清后多次参与科举考试，且取得了功名，将之划入“遗民”恐不甚恰当，但称之为“诗老”当是对计东诗歌的一种肯定。刘世南在《清诗流派史》中则仅在有关吴兆骞的篇章中对计东一笔带过，然计东与吴兆骞实为生死之交，实应深入挖掘，这一点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1993年高亢在《吴兆骞年谱》[48]中梳理了吴兆骞与计东的交往，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此外，1994年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下）第八卷清代散文第三章“康雍散文”第二节“姜宸英、计东、邵长蘅、廖燕”中对计东的散文予以了肯定：“‘好游而益工’，是计东散文的一个特点。他生活于清朝初年，加上他的怀才不遇，在游历交往中，不免会有苍凉不平、幽远深长之思。加上他的阅历较深，见闻较广，因而不少文章都写得富有情致。”并以《颍州菊花记》为例，认为“此文清通雅训，叙事描写，议论考订，娓娓道来，井然有序。宋荦认为计东的散文‘醇正和雅’，从文字表达上看，这是不错的”[49]，赞许宋荦的说法，对计东的散文风格表示了肯定。

总体来说，20世纪近百年的时间里，计东还只是其他研究的附带成果，学界未出现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关于计东的研究已处于起步阶段，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础。

2.21世纪以来研究述评

21世纪以来，计东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状况呈现向上趋势。检视学界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共计10余篇，硕士论文2篇，尚未出现博士论文和专著。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率先收录了《改亭诗集》和《改亭文集》清乾隆十三年计瑸刻本的影印本，为计东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2010年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也予以了收录。综观目前已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可以发现，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计东的生平、诗歌、古文、交游情况等展开，内容与观点有一定的交叉，多是从传统的文本分析着手，视野囿于计东其人其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散文方面，张则桐《计东与康熙初年文风》[50]是第一篇关注计东古文且价值较高的专论论文。作者将计东立于康熙文坛当中，认为他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以古文为中心展开他的文学交游和文学创作的，与清初擅长古文的作家如汪琬、魏禧、姜宸英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就古文创作的某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且认为计东转向古文的志趣是康熙初年江南文人的代表，具有普遍性意义。该文立论较高且学术视野开阔，富有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计东古文与康熙初年文风的关系，且认为计东应是可入散文史的作家，为后续研究计东古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计东的文学创作构成中，普遍认为文比诗更有价值和意义。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诗比文更受关注，成果也相对较多。诗歌方面，周雪根《计东诗歌浅析》[51]可以说是第一个对计东诗歌进行深入关注和阐释的专篇论文，作者结合计东的身世、经历，把其诗歌特点分成“哀伤于落拓不偶，悲冤于士子不遇”“真性情”“幽凄与壮美并重”[52]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做到了知人论世，且认为在其文、赠答诗中能见出有一定价值的诗学理论，颇有见地，惜未展开探讨，亦未对计东诗歌的总体艺术风貌作出客观评价，过于浅显。周雪根的博士论文《清代吴江诗歌研究》[53]在《吴兆骞与计东》一章对计东的生平、诗歌创作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其诗歌有“悲冤哀伤之情”和“凄厉雄壮之美”两大特色，此论沿袭了其一贯的观点，只关注了计东诗歌风格的某些侧面，尚不全面。

交游方面，辛丽文的博士论文《汪琬交游考述》[54]考证了汪琬与计东的交往。黄建军《宋荦与康熙文学交往考论》[55]对宋荦与计东的交往作了总结。周雪根《清代吴江诗歌研究》[56]对吴兆骞和计东的交游展开了探析。杜广学《姜宸英研究》[57]考证了姜宸英和计东的交往情况，且详细分析了姜、计二人得以维系真挚友谊的缘由。以上诸篇皆是将计东作为依附来展开，未将目光主要集中在计东身上，论述比较笼统。

其他方面，如李忠明《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涉及的若干史实考证》[58]对计东的《上太仓吴祭酒书》《又上太仓吴祭酒书》所涉及的复社之事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对吴伟业之批评不甚合理，且其对复社地位、价值、历史影响的认识远不如吴伟业。此外，李洁非《计东尺牍读感》[59]对计东的《与周鹿峰书》展开论述，探讨了用才的问题，价值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出现了两部计东研究的专论论文。一是邹瑜的硕士论文《计东年谱》[60]，对计东生平进行了编年，对了解计东一生行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中有很多粗疏、讹误之处尚待后来者予以纠正厘清。二是姜盼的硕士论文《计东诗文研究》[61]，是目前计东研究最全面的专论论文。作者对计东的生平做了详细的考证，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但有关计东家世、师学传承等问题仍有可挖掘考量的空间。交游部分主要关注了汪琬、吴兆骞、王士禛、施闰章、尤侗等文坛名家，从交往地域和交往群体双重标准来揭示计东性格的复杂性，但对其交往对象来说仅为冰山一角，还不够全面。诗文创作则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对创作题材和艺术特色展开了分析和探讨，未能揭示计东诗文尤其是古文在清初文坛的价值和地位，囿于篇幅和时间限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憾，计东其人其作的诸多问题均有待深入探究。至此，计东研究才有了实质性进展。

计东古文在清初颇有文名，然长期以来流行的文学史和散文史著作却少有提及。历年编著的文学史教材，对计东少有重视。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200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2006）、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2007）均未提及。古文专史中情况稍好，除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1994）对计东的散文予以肯定外，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多次提及计东，认为计东和友人宋荦相互推重，“总结前明‘文衰’之弊，批评‘七子’，颂扬归、唐，取法欧、曾”[62]。还认为：“在这时期，还有一些作者，如毛先舒、计东、陈维崧、姜宸英、施闰章和朱彝尊等，为文立论，亦多似儒者，已有此后盛世之文的特色。”[63]肯定了计东等人在清初古文风向转变中的承接地位，却仍旧没有专门的篇章。

综上，即使已有文章对计东生平、诗歌、散文等做了研究，但尚有诸多薄弱之处，依然存在可研究的空间和价值。

（三）计东研究亟待拓展的路径

综观三百余年来关于计东研究的情况，在有了一定推进的同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计东的重要性未得到认可，难以形成共识；生平仍有须待辨析的疑点和空白点；散文成就待肯定；诗歌研究存在偏颇；诗文集尚待整理等。

其一，家学与师友。家学与师友两层关系对文士产生着重要影响，相互交织。吴江为诗人渊薮，家学与师友双重影响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家学与师承的关系，在计东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其家数代皆以诗名，叔祖计需亭，从祖计大章，父计名，子计默、准，孙计元坊，从孙计瑸等都能传承家学。他又曾师事刘宗周、黄道周、张溥、汪琬、曹本荣、王崇简、宋之绳，又与王士禛、陈维崧、徐作肃、宋实颖、宋荦、魏禧、刘体仁等交最善，与同里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并称“松陵四子”。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汪琬、吴兆骞、王士禛、尤侗、施闰章等较为知名的人物，而计东游走南北二十余年，“纵游四方，自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漳、沼、邢、魏，东之济、兖，览山川之形胜，所至交其贤士大夫，相与投分赠言而去”[64]。就《改亭集》中所涉及的人物就不在百人之下，其交游所涉人物之多、范围之广，均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关计东的交游研究多流于常见文献中的诗文唱和，家学、姻亲与师友的深度与广度挖掘不够，对与计东相关人物的应答作序、书信往来等基础文献的搜集梳理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而这些文献对计东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二，结社与奏销案。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发动奏销案，对全国逋欠钱粮的绅衿地主大加惩处，“特当时以故明海上之师，激怒于南方人心之未尽帖服，假大狱以示威，又牵连逆案以成狱”[65]。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计东、吴伟业、邵长蘅、顾予咸、汪琬、徐乾学、徐元文、钱陆灿、秦松龄、宋实颖、曹尔堪、彭孙遹、董含、董俞、王昊、邹祗谟等都在此案中罹罪。计东自明代起便一直参与各类结社活动，入清仍热衷于此，他在奏销案中获罪与此有莫大关联，故结社与奏销案之关联值得深入探析。可以说，奏销案是计东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在遭受奏销案打击后便放弃科考，转向古文写作而成就突出，在四方奔走、授经游食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不幸的遭遇和丰富的阅历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充实的素材和多维的情思，古文创作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以计东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的经历和写作转向给清初古文创作注入了生气和活力，从而推动了古文的繁荣。因此，以奏销案为节点，分析计东前后的心理状态、人生选择和文学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诗文创作。目前有关计东诗文研究的成果多限于文本层面的内容、思想、特色分析，未能突破个体研究的藩篱，充分地将计东的诗文创作与当时的诗文家、文学流派、诗歌流派，如汪琬、魏禧、姜宸英等清初散文名家，吴伟业、王士禛、施闰章等诗坛名家联系起来，进而深入地探究其内在的异同、讨论各自的得失渊源，关于计东诗文的时代特定性也有待进一步进行考察。计东的诗文观念深受当时诗文风尚的影响，作品中有诸多与当时的诗文名家的文艺切磋和探讨，有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和文艺思想，涉及当时文学、学术、文化、思想等多方面，值得深入探析。而他罹罪奏销案和游历南北的经历也促使他的诗文理论和创作突破了欧阳修、归有光一系的范围，自立新“境”。总之，计东的人生经历和古文创作展示了清初散文演变的另一个被湮没的路径，其散文史的价值尚待深入探究。而目今研究亦尚未将计东的诗歌置于清初诗坛的发展历程中，缺乏文学史纵深的观照和眼光。

其四，思子亭。计东长子准聪慧过人，号称“神童”，年十六而逝。计东十分悲痛，故筑“思子亭”以寄哀思，刊刻计准遗文，并遍邀好友作序、题跋、写诗。聘妻宋实颖女宋景昭在计准去世时年仅十三岁，为之守节数年，“后闻有求婚者，遂不食死”[66]，与计准合葬。当时及后人为二人赋诗、作文者众多，目前所知有：董以宁、金之俊、雷士俊、冒襄、魏禧、汪琬、尤侗、归庄、秦松龄等。明清时期，常有文人就某一主题进行诗文征集，如孙默以“归黄山”为主题而征集诗文[67]，袁骏为旌节母而集的《霜哺篇》[68]等，多是出于功利目的或祈求提升声名。而计东以“思子”为主题所进行的诗文征集活动则与之不同，多是出于对爱子的不舍和怀念。从现存诗文作品看，计东对长子计准的早逝十分哀痛，这种感情真挚深刻，持续了十余年之久，他也因过于悲痛而身染重病去世。计东征集诗文所请者多为当时的诗文名家，这类诗文征集活动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进行的，都值得去探究其背后的目的和意义，还原当时文人间的交往生态。

其五，诗文集版本。计东诗文集目前还没有点校本，亟待搜集整理，现存著述有：崇祯十七年计氏枕戈堂刻本《不共书》4卷，康熙五年刻本《甫里集》6卷，康熙四十七年刻本《改亭诗集》6卷，康熙福清魏氏枕江堂刻皇清百名家诗本《计甫草诗》1卷，而乾隆十三年读书乐园版《改亭诗文集》则是计东从孙瑸将以上诸集删改而成。而目前有关计东的研究多是仅限于《改亭诗文集》。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不共书》和《甫里集》与《改亭诗文集》有何异同尚未有对比分析。国图藏《不共书》抄本4卷，有清江标批点并跋，收录了计东自崇祯十五年十月以来所作《筹南论》，纵论明朝东南形势及攻守策略，实为先灼之见。此版本中称明太祖为“高皇帝”，且对列宗、洪武等处均抬头，对清则称“奴酋”“虏骑”“胡马”等，而在《改亭诗文集》中，各论皆已删节，忌字也多改易，足见此版之弥足珍贵。而国图所藏《甫里集》中目录和正文不统一，在《改亭文集》中也有同有异。有些在《甫里集》中有目无文，却存于《改亭文集》，应是流传中遗失之故。《甫里集》目录显示有68篇文，而正文则仅存有26篇，《改亭文集》则收录了其中的43篇，且《甫里集》目录、正文和《改亭文集》的标题也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删改。该集卷首有王崇简书及汪琬序。而正文则有王崇简、王士禛、汪琬、宋实颖、魏裔介、陈祚明、屈大均、徐作肃、姜宸英、刘体仁等名家的批注和点评，其中尤以王士禛最多。这些批注和评点是当时散文名家学术思想和观点的交锋与荟萃，实为珍贵的学术史料，值得深入探究。此外，计东诗文集版本情况尚未厘清，目前尚未有点校本，亟待详加搜集整理。

以上梳理了三百余年来计东研究的成果，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计东为对象，考证和梳理其家世、生平、师学传承等，对其独特的游食经历所折射出的清初文人生存状态、南北文风交流所起的绾结、纽带作用予以探究，并分析和还原奏销案给江南文人的人生轨迹、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强化对清初江南乃至整个文坛生态的认知。因此，有关计东的进一步研究可基于以下几点进行考量。

其一，计东独特的生活经历值得研究。明朝危亡时，计东是一位热切关心时局国势的文人，入清后迫于生计，屡次参加科考。顺治十八年（1661）的奏销案起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本人被褫革举人身份，同时以计东为代表的江南文人因奏销案罹罪后在心态、人生选择、文学创作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对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文人的心态、生存状况、文学创作等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其二，计东在考取功名无望后，为了生计不得不选择四处奔波游食，而这是当时很多文人的选择。他的游食经历可以说是清初士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透过他可以检视当时文人的文学活动和生存境况的真实面目，借此了解明清之际的文学生态以及这类文学活动或现象繁盛的多种动因和生成力量，可对文人生存和文学生成的关系予以一定的剖析和解读。

其三，计东诗文的价值和地位须待重新考量。计东古文生前便已深获时誉，而在近现代各类文学史、散文史中则少受重视，其人其文的价值和地位均被低估，其诗亦然。计东在世时便被时人誉为“松陵四子”之一，而与之并称的吴兆骞、潘耒、顾有孝均是吴中地区著名文人，且以诗闻名，计东能立于其间，足见其诗之价值所在。故计东的诗与文的价值和地位均须重新考量和定位。

其四，计东古文创作活动是清初南北文风交融影响下的典型映照。计东一生行迹遍及南北，在北京、扬州、河南以及家乡吴江等地与全国的能文之士如汪琬、魏禧、姜宸英、董以宁、陈维崧、王士禛、徐乾学、周亮工、宋荦等往还，其文学活动可以看出清初文坛大背景下南北文风的交流和融通。

总而言之，计东研究还缺乏整体性的观照，尚未将其创作置身于空间的历史性与时间的时代性相结合的视野下，彰显其作为诗人、古文家身份的创作特征、创作成就及其在诗歌史、古文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基本的文献整理到进一步的学术探索都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

二 研究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难点和解决方法

本书撰写面临的主要问题、难点如下所示。

其一，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计东生前著述颇丰，今存之《改亭集》是其后人将《狂山集》《广陵集》《关塞集》《竹林集》《不共书》等诸集删减而成，尚未出现点校本。其中《不共书》藏于国图，而其余诸集是否存世须待走访全国各大收藏机构搜求，而部分收藏机构尚未对外开放。此外，计东一生交游广泛，所涉不下数十位，相关诗文集浩繁庞杂。这些都给当下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其二，历史定位。计东作品丰富，时人对其诗其文评价甚高。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计东的关注不够，现有各种版本清代文学史中，对计东提及甚少。因而，对计东进行全面研究，指明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如何客观、准确地阐释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本书的难点所在。

其三，部分整合，难以统筹兼顾。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坚持文献、文本、文化三者结合的整体研究思路，从士人心态、文学生态、地域、家族等视角切入具体研究，头绪纷繁，难免顾此失彼。

解决办法：

其一，文献方面：继续多方访查，以求“竭泽而渔”，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资料。

其二，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总结明末清初遗民文化生态境遇的基础上去阐释计东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既注意到整体环境对其影响，又注重挖掘计东自身的不同风貌。

其三，学风方面：认真，细致，勤奋；勤与导师交流，以便及时得到指正，避免走弯路。

---

[1]赵尔巽：《二十五史·清史稿（下）》卷二百七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2]（清）汪琬：《计甫草中州集序》,《钝翁前后类稿》文稿十七，载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页。

[3]（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清光绪刻本。

[4]（清）宋荦：《序》，计东《改亭文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5]（清）董以宁：《计甫草文集序》,《正谊堂文集》不分卷，清康熙书林兰荪堂刻本。

[6]（清）董说：《计甫草诗序 癸未》,《丰草庵前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册。

[7]（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答计甫草书》，载《魏叔子文集》卷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7页。

[8]（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载《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181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488页。

[9]（清）王廷扬：《序》，计东《改亭诗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10]（清）王廷扬：《序》，计东《改亭诗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11]（清）王廷扬：《序》，计东《改亭诗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12]（清）周春：《耄余诗话》卷十，清抄本。

[13]（清）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五，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14]（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序》,《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十六，清光绪六年刻本。

[15]（清）张廷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卷三，清道光刻本。

[16]（清）陈僖：《答严侍郎书》,《燕山草堂集》卷一，清康熙刻本。

[17]（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五，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18]（清）陈文述：《题计改亭集》,《颐道诗外集》卷五，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19]（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清光绪刻本。

[20]（清）宋荦：《序》，计东《改亭文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21]（清）王廷扬：《序》，计东《改亭诗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22]（清）黄之隽编纂，赵弘恩监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五，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707页。

[23]（清）李祖陶：《改亭集文录引》,《国朝文录续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71册，第95页。

[24]（清）汪琬：《计甫草中州集序》,《钝翁前后类稿》文稿十七，载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页。

[25]（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二十一，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26]（清）董以宁：《计甫草文集序》,《正谊堂文集》不分卷，清康熙书林兰荪堂刻本。

[27]（清）董以宁：《计甫草文集序》,《正谊堂文集》不分卷，清康熙书林兰荪堂刻本。

[28]（清）魏禧：《答计甫草书》，载《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7页。

[29]曹月堂主编、王树林卷主编：《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31页。

[30]（清）李祖陶：《改亭文录序》,《国朝文录续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71册，第95页。

[31]王士禛辑：《渔洋山人感旧集（上）》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0页。

[32]（清）董说：《计甫草诗序 癸未》,《丰草庵前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册。

[33]（清）汪琬：《计甫草中州集序》,《钝翁前后类稿》文稿十七，载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页。

[34]（清）汪琬：《计甫草中州集序》,《钝翁前后类稿》文稿十七，载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页。

[35]（清）汪琬：《计甫草中州集序》,《钝翁前后类稿》文稿十七，载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页。

[36]（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五，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37]（清）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徵》，清乾隆三十二年爱吟斋刻本。

[38]（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清咸丰元年刻本。

[39]（清）尤侗：《传》，计东《改亭文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40]（清）林昌彝：《衣山房诗集》卷七，清同治二年广州刻本。

[41]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4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43]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

[44]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45]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46]严迪昌：《清诗史（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47]严迪昌：《清诗史（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48]高亢：《吴兆骞年谱》,《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49]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增订本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50]张则桐：《计东与康熙初年文风》,《古典文献研究》2010年第6期。

[51]周雪根：《计东诗歌浅析》,《作家杂志》2008年第8期。

[52]周雪根：《计东诗歌浅析》,《作家杂志》2008年第8期。

[53]周雪根：《清代吴江诗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年。

[54]辛丽文：《汪琬交游考述》，博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

[55]黄建军：《宋荦与康熙文学交往考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56]周雪根：《清代吴江诗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年。

[57]杜广学：《姜宸英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6年。

[58]李忠明：《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涉及的若干史实考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9]李洁非：《计东尺牍读感》,《文化月刊》1997年第7期。

[60]邹瑜：《计东年谱》，硕士学位论文，上海财经大学，2011年。

[61]姜盼：《计东诗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5年。

[62]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6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64]（清）尤侗：《传》，计东《改亭文集》卷首，清乾隆十三年计瑸读书乐园刻本。

[65]孟森：《心史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66]（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一，清光绪九年刊本。

[67]杜桂萍：《“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68]杜桂萍：《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