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世与家学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一直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由家而国乃至天下，一体共生，家族的兴衰荣辱与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而同时，世家望族更能影响一时一地的文化思潮，乃至文学生态。那么，相较世家望族而言，那些综合实力一般的文化世家，得以流传数十世，一定有其赖以延绵存续之因法和维系家族的纽带。兹以计氏一族为中心，详细考察其世系传承和家学渊源情况，探究计氏族人如何秉持“努力振衰宗”的宗旨，为振兴计氏一族所做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进而再现江南文化读书之家的真实面貌与清初的文学生态。

一 家世：京兆世泽长，越国家声远

计氏为稀姓，考其姓源有三。[3]计东这一支的始祖则是春秋时期的计然，以辛姓所改，是京兆计氏开基之祖。计然祖先本为夏启之后，封于辛，以封地为姓，后为晋国贵族公子。计然（公元前550年—?）本姓辛，名钘，字季默，号文子。妣赵氏、李氏。葵丘濮上（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春秋时越国谋士、学者、经济学家，为老子弟子、范蠡师，曾授范蠡七计。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计而灭吴国，以辅佐有功，赐姓为计，终居会稽计筹山（在今浙江省武康县东南）。计然甚有识人之明，曾预言勾践“长颈乌喙，可与同患难，不可与同安乐”[4]，后果应验。一生潜心于学，博学善计算，著有《文子》《七策》等，也由此为计氏一族文化读书世家奠定了基础。对于始祖计然，后世子孙时时追忆感念，颂咏其不世功勋。浮梁松公支《计氏宗谱·计然像赞》:“经纬兼管乐，才略过萧张。十策兴南越，功垂万古长。”东浙《计氏宗谱·计然像赞》:“更辛为计，晋国之裔。鸱夷来师，献策匡济。亡吴霸越，陶公皆逝。卓乎一时，翩翩世系。”计东尝有诗云，“吴兴诸名山，越皆赐姓计。披图羡丽农，慨然念先世”[5]，还曾“上陶朱公书，自称世通家，索其始祖计然《七策》，以为致富之方”[6]。计光炘以“永安计氏砖”[7]遍征诗文，追念先祖计然。

此计氏一支自始祖计然起便官宦辈出，成为绵延千百年的仕宦家族，官至公侯者大有人在。计东七世祖计泰中（公元前405年—?），淮泗侯，东周威烈王时人；十世祖计椿（公元前209—?），京兆令，秦朝人；十五世祖计琬（公元前73—?），中书侍郎，汉初人；二十一世祖计仲（108—?），醴陵侯，汉安帝时人；二十九世祖计祖谦（324—?），散骑常侍，东晋明帝时人；三十七世祖计憺（521—?），中书侍郎，梁武帝时人；四十一世祖计敬（589—?），黎阳伯，隋文帝时人；四十六世祖计彦锺（768—?），太守，唐代宗时人；五十世祖计伸（853—?），散骑常侍，唐宣宗时人。[8]

至北宋时，计氏五十余世以来都以诗礼传家，仕宦显赫。然而，据计东考其《家乘》言，自“靖康之难”宋高宗南渡后，计氏一族便遭遇危机，日渐式微。幸得族人秦国夫人计氏之力，后代子孙方得闻于世。秦国夫人计氏，宋神宗时名臣张咸[9]妻，节孝两全，教子有方，勉子张浚为南宋良相，教导其孙张拭成为当世大儒，终以子贵，封秦国夫人：“秦国能诵其夫张咸制科对策之语，勉其子张浚为良相，教其孙拭为大儒，称南轩先生。”[10]夫家显贵，秦国夫人亦未忘母族，征君计有功[11]、御史计衡[12]等，皆得其提携帮扶，计氏后裔无不感念称颂秦国夫人：“又以其余力及其族子计有功为征君，以著述显于世。计衡为真御史，以直谏显于朝。迄于今五百年。而计氏之裔孙，相与颂秦国之遗泽不衰。”[13]多赖秦国夫人的恩惠，计氏又得以再次复兴，直至明末，都代有闻人。

计东六十世祖计黉（1159—1221），宋绍熙元年（1190）进士，初任德安府司户参军、筠州新昌县尉、夔州路转运司等。嘉定十二年（1219）封奉议郎，出任宁国府泾县县令。六十三世祖计初（1272—1322），入元由太保府掾史，授承事郎，知赣州路宁都州事。六十七世祖计澄（1396—1461），明永乐甲辰（1424）进士，历任浙江永康县令、山东商河县令，正统三年（1438）拜山西道监察御史，后拜云南道监察御史，左迁庐州府推官，寻升楚雄知府，复升广西按察使。六十八世祖计昌（1428—?），明天顺元年（1457）进士，历任山东武定知州、山西潞州知州、湖北德安知府。六十八世祖计礼（1431—?），明天顺六年（1462）江西解元，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从历代祖先看，计氏一族传家，或以耕，或以读，或以贾，然仍像其他文化世家一样，以读书制举为重，且成绩斐然，这与其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他们早已意识到，重视教育和科第绵长方是保持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自宋高宗南渡后，计氏子孙四散而居，然仍以科举为重，江西、广东的支裔科名最盛，而吴江计东一支为大宗，人丁最旺：“我家为希姓，宗族鲜少，然自宋绍兴中南渡后，子孙散处南方者，科名相望，江右、粤西为盛，蜀、吴、浙次之，然皆以我吴江为大宗。”[14]计东一支始迁江苏溪阳时间不详，始迁祖为无辩先生（名讳不详），自五世祖计廷元（名讳未详）起世籍吴江，至计东辈已十一世，子姓四百余人，聚族而居，经商、耕读不一，远不过三四里内：“我家子姓十一传，今四百余人，或以耕，或以读，独吾兄圣初以贾。”[15]

据目前所知，至少自计东祖父起，便已迁居吴江县盛泽镇茅塔村，或许时间更早。此地在吴江县西南，毗邻浙江，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吴江县下属的嘉兴、盛泽、秀水诸镇互相接壤，两地居民混居。自明清以来，常有盛泽人在户籍上以秀水或嘉兴籍自居。计东便在入贡和中举时报籍为“秀水”，而实系盛泽籍：“计东，秀水籍见举人，拔贡俱十一年。”[16]“计东，秀水籍，顺天中式。”[17]明嘉靖年间，盛泽居民渐多，以绸绫为市，成为有名的丝绸之府，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称，入市交易日逾万金，“其间川流回环，烟火稠密。四方商旅云樯风帆相望至此，号为巨镇”[18]。此镇向以崇文重教、文化昌盛闻名，书院、义塾齐备。人文蔚起、科名相望、物产丰饶、商旅云集，这些应是计氏一族定居于此的重要因素。

诚如计东所言，计氏一族“自宋南渡后，子姓之仕宦为台阁，散处江东西、浙东西数郡间，不可悉数”[19]。此支计氏仍世代多富且贵，或制举或耕作，少数人从商。而据计东祖父曾为国学生、父为诸生这一信息可以推测，计家仍谨承祖上举业为重的传统，由计东祖父一辈三兄弟及后代的发展便可略见一斑。

计东祖父（? —1648）生平资料阙如，名讳未详。据计东《济南名宦祠中肃拜先从祖大参公木主感赋》和《从祖需亭先生七十寿序》可知，其祖父辈至少有兄弟三人：除计东祖父外，另外两名兄弟一名元勋（1560—1633），一名大章（1603—1675，一说1605—1677）。据三人生卒年，加之计东以“叔祖”称计大章推测，计东祖父较计大章年长，而另二人长幼未知。然三人并非同胞兄弟：计元勋服丧期满后便于天启五年出任济南布政司右参政，可知其父计尚文[20]亡于天启二年（1622）左右：“丁父艰，服阕，迁考功郎，升济南道。”[21]而计大章为计东祖父从弟，其父于顺治十六年（1659）前后去世。由这三支日后的发展看，迁入溪阳的计氏家族已日渐没落，鲜有闻人，步入官场者更是不多。

三支相比，计元勋一支发展相对较好，得中进士，步入朝阁。计元勋，字冠五，号明葵，籍嘉善。嘉善虽属浙江，然与吴江接壤，步行至盛泽不过半日路程。祖父南麟公（名讳未详）对这个孙子抱有很大的期望，以“亢宗”期其能庇护宗族，光耀门楣。计元勋秉承家学，用心科举，自幼博览群书，“为文得周秦风格，诗拟晋魏，书法类钟太傅一流”[22]，然屡试不第，家道益落。最终在47岁时得中举人，并连登科第，次年高中进士，就此走入官场。因钦慕名臣夏原吉、刘大夏起于下层任职锻炼而成为国家柱石，遂拒就馆试，除龙溪知县。颇有善政，深得民望。父丧期满后，便被拔擢，于天启五年至六年（1625—1626）任济南布政司右参政，“胜朝德陵丙丁间，我家大参摄方伯”[23]，深受百姓爱戴。当时正值天启年间，魏党专权，朝局昏暗，忠臣名士都受到打击和迫害。当时“六君子之狱”正起，其中的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皆是计元勋同年进士，魏大中更是同乡。计元勋当时任职的济南，有小人为谄媚魏忠贤，纷纷争立“尚公祠”。计元勋上级亦属其中，召他探讨建祠规制。眼见友人对抗阉党殉节而死，计元勋深感“诸公骨碎且不辞，我今拂衣便归去”[24]，遂正色拒绝，因此得罪魏党，被押解进京，革去官职，“民追随至京师，几数百人。后珰败，旋复官”[25]，于崇祯元年（1628）特被拔擢为总宪臬，然坚拒不就，晚年归隐林泉，日杜门读书，诵读老庄以自娱，“耕我心田，留这些延年谷种，让人头地，省许多扑面风波”[26]。著有《拙圃集》，惜不得见。计元勋一生清廉刚正，不以科第晚中而急功近利，人品、学识足为计氏族人表率，去世后入乡贤祠，济南、龙溪等地亦为之建祠奉祀以感其德，后人以“一完节人”[27]许之。多年后，计东游食济南，在名宦祠中肃拜这位从祖，以表追思。而计元勋的子女一辈材料稀少，仅知一名计可权[28]，然从计东所赞“传经独信后人才，诸叔声华果英绝”[29]看，亦是英华群伦，不坠家声。至孙辈，则有嘉善“六计”：善[30]、能[31]、敬[32]、正、法、辨。兄弟六人秉承家学，亲贤乐善，博有才名，然科场不顺，六人中功名最高者也仅为诸生。善、能、敬三人诗词犹盛，均属柳洲诗派、柳洲词派重要成员。《柳洲诗集》选录计善、计能、计敬的诗若干首；《柳洲词选》收计善词8首，计能词5首，计敬词6首；《瑶华集》收计善词2首，计能词1首。计氏兄弟的才名给时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计氏昆仲才名拟于凉州三明、会稽三康。”[33]而这一印象的达成不仅得益于江南深厚的人文积淀，也与嘉善计氏一族的家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科举制艺之外，不忘兼顾诗文创作，正是一个个江南文化读书世家一门数代、风雅相继的关键所在。“故知家族文学之‘濡化’即家族文脉的承传与影响，其指向是‘风雅之集，萃于一族’的境界。这是以家族的‘结构力量’形成家族文学圈——在不同世代层面将家族‘佳子弟’联结、聚合成文学集群。这个集群一方面由于文学情趣与声气相通，可以使文学热情和力量放大；另一方面为后代的成长设置了天然的文学环境，成为文学家的培育基地。正是在这个具有‘结构力量’的家族文学圈中，人们不但看到文化家族的文学创造力，还能够看到新世代家族文学群体经过濡化的再生和成长。”[34]

这种“濡化”还体现在家族族长身上，一族之长对家族文脉的承传起着重要作用，计东从祖计大章便是这样一位。计大章的科场生涯并不顺利，然他对科名亦不甚执着，这主要源于他淡泊的性格。计大章（1603—1675）[35]，字需亭，号采臣，居盛泽镇茅塔村琪字圩，与计东一家相去不远，两家关系较计元勋一支更为亲厚，计东自幼便从计大章学。计大章自少年起便勤学不辍，敦励志行，在诸生中甚有声望，深受浙江学使黎元宽[36]的器重，“试得高等或第一”[37]，惜后屡试不第。明亡后，便不求仕进，隐居设馆，教授濂洛之学，以养父母，无愧“隐君子”之名。值得一提的是，计氏似乎有长寿基因，计大章父年八十余方以寿终，母亲更是九十三高龄仍健在。而计大章享年73岁，计元勋则享年74岁，计东祖父未详。相信以这种高寿来说，计大章若用心科举，未尝不会如计元勋一般以47岁之龄高中进士。但计大章志不在此，且肩负计氏族长之职，有责任“教宗族及里中少年，使成令器”[38]。成为一族之长，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择其族长且贤者一人，主宗祀之规制”[39]，且责任重大，规矩繁多，“凡月之吉，长、少皆会于祠。拜谒毕，齿坐。长且贤者命一贤子弟庭诵古训。诵已，长且贤者绎其义讽导之，书会者于册。再会，使互陈其所为，其有孝弟忠信者，使卑且幼旅拜之。有悖戾之行者，命遍拜群坐之尊者以愧之。书其事于册，逾月而能改者，待之如初，否则摈不使坐；逾年而不改者，斥勿齿不得入于祠。其与于祠会无过慝者，疾相抚、患相拯、老弱相养、祭脯相召”[40]。自任族长以来，计大章便躬身力行，秉持“立教在宽”的原则，并未如宋濂所设宗法那般严苛，据计东所言，对家族子弟宽严相济：“我家子弟之顽梗暴戾者，尚知畏族长就质曲直。我从祖矜其愚而教诲之，其孤且弱者怜抚之，俾卑幼者不得凌犯尊长，而强暴者不得横噬孤幼，不可谓无德于宗族之人矣。”[41]从计东为叔父计台所作行状看，族长一职并不轻松，常有顽暴无德的族子寻衅滋事，“家衅起”“家衅复大作”“衅又作”“忽修衅者攘臂殴叔父如雨下，血涔涔阶除前”[42]。每每此时，便需族长出面调停，主持公道，“东为请救于从祖需亭，翁得免”“从祖及东力救得脱”[43]。有时候，计大章也力不从心，不能解决族内纷争，不得不讼于公堂“长跽力争于邑令吴公立斋讼庭”[44]。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身为族长难以逃避的事务和职责。所幸，在计大章的带领下，秉承其祖“廷元府君以来六七世，弗替之衣冠、诗书、稼穑，艰难勤俭之德泽”[45]，计氏一族蔚然兴起。计大章也由此深受族人的敬重、爱戴，在其七十寿辰之际，“宗族子弟毕贺，其素爱戴之而能文者，又各为诗及文以献汇曰《家庆集》”[46]。除族人外，计大章还获得了乡里的敬重。为庆贺他的古稀之寿，恰值其“志趣同、年齿同、交游同”[47]的四位好友同登七十，里人纷纷撰文作诗相贺。此五人[48]经明行修，皆有隐操。在友人海盐何商隐的主持下，遍请诸友撰写诗文以贺。征集的诗文目前所知有：何商隐作《五老同寿引》、潘耒《五老同寿序》、张履祥《跋五老同寿卷》等。计大章一生高隐，“落落于世，年弥增，德弥劭”[49]，笃信“勤俭、孝友、廉耻”六字，著书乐道，有《大学解》《中庸解》《玩易随笔》《洗心斋语录》、诗文六卷。计大章子孙未详，从计东所云“视我从祖得晨夕率子及孙治鱼菽进食九十余岁之母”[50]，应是儿孙绕膝，安享天伦，当无饥馁之虞。

至计东祖父一支，家境仍尚殷实：“我祖既饶于资。”[51]而资产从何而来并未言明，然从计东所言“独吾兄圣初以贾”[52]来看，并非靠经商所得。计家谨承祖上举业为重的传统，然祖父并未在科场有所建树，天启初，还曾在国子监触忤魏忠贤党人，具体原因不详，但此举使计氏几遭不测，幸得晏清[53]力保方得以全：“天启初，东先大父在成均触忤魏忠贤党人，中以家难几不测，而时以县令力为保全者，黄冈晏泰征吏部也。”[54]魏忠贤所部之珰党，欲使计化“蒙家难，珰党之大有力者压先生，俾破我家。先生屹不动，我祖赖以全。”[55]计氏刚直清正的家风于此足可明见。可以说，计东祖父辈的三位兄弟面对家国多难，阉党专权，都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同的选择，绝不同流合污，誓与之抗争。一家一氏的门风恰在此时得到展现，并激励后世子孙效仿传承。

到了计东父计名一辈，据现有资料看，至少有兄弟三人。计东伯父名讳不详，次父计名，再次叔父计台。虽然自己在科举上未能有所成就，计东的祖父仍将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但都收效甚微。长子是否获得功名未知，然从其娶妻为唐宋派领袖茅坤的从孙女，以及后又纳妾的种种行径看，家境当不至于穷困。次子计名字青辚，生年不详，明诸生，“性沉静简默，不妄交游，每谈，士竞引重”[56]，积学有识。家道至此虽逊于祖上，当不至于穷困，尚有家塾可请先生至家教授计东等计氏子弟读书：“忆三十年前，予就家塾于禾中。”[57]计名举业艰难，年二十一仍困于童子试，幸得父友晏清赏识，方一路顺畅拔至诸生：“先生奇先君文，拔置第一，再试再第一，邑人哗，谓以资得之于先生也。既而先君郡、院两试亦俱第一，邑人乃服。”[58]计名参加科举，仅止于诸生，是主动放弃抑或屡试未第，尚不得而知，平素以教授为生：“父时时以馆谷留江城中。”[59]第三子计台（1624—1669），字文辕，取文昌、轩辕二星在台星旁之意。后改名远，为妾张氏所出，与侄计东同岁，亦仅止于诸生。

二 家学传统：文化传家，科第兴族

计氏一族自始祖计然起便人文蔚起，代有官宦名士，早已形成了家族的“家法”抑或“学统”，成为家族得以世代延绵传承的基石。目今难以考证计氏世代传承的家学传统究竟为何，但从历代计氏子孙的表现看，以文化传家、以科第兴族是毋庸置疑的。为了家族能够绵延不衰，读书、应举早已成了计氏子弟承继文化读书之家的积极践行的目标。

计氏一族设有家塾，以供家族子弟读书，似乎每个有资质的计氏成员都自觉地承担起教授族中子弟读书的责任。从计东的文集中常能见到“与东同受章句于我祖，年十余，学文于我父”[60]“从我先君受经”[61]“忆东童时，即从我从祖受知”[62]一类的记载，可知其从祖计大章、祖父以及父计名都身兼先生一职，在应举、养家之余义务教授族中子弟。这种世代传承下来的家族传统早已形成了一种向心力，敦促族中子弟用心于读书、科举，振兴家族，甚至终其一生都在为此而努力。计东与族中子侄便是在这种家族文化熏陶下，早早地便开始入学读书，为将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叔父计台，伯父计某的三个儿子：长子本[63]、次子秉[64]、三子采[65]，计东等一众计氏子弟年龄相仿，自幼便一同入家塾读书，群从友爱又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多是良性的。子弟们在这样的氛围的熏染下都渐知诗书，颇通文雅，且科举成绩斐然。计本“性沉毅端重，长能属文、知读书”[66]。计台“弱冠能属文”“时时读《易》，习五行星命家言，与人言祸福多奇中”[67]。“东与本、秉两弟俱髫龀补诸生”[68]，计本“年十七，补嘉兴府学生”[69]，计台“既除服，即补诸生”[70]。当然，这种竞争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如计台身为叔父辈，自幼与子侄一同受教读书，眼见后辈都得获功名，渐有声望，身为长辈却屡试不第的屈辱感让他不能不自怨自伤，“弱冠，能属文，应试屡不利，见东与本、秉两弟俱髫龀补诸生，默然自伤，自此希复见诸侄矣”[71]，逐渐形成了“懦弱不习世事”“悒郁侘傺终其身，不获见其开口一笑”[72]的个性，加之屡受家衅滋扰，最终抑郁致疾以死，“病脾经年，医者谓积郁所致，非药石可疗也。遂以明年八月十六日，卒年四十六”[73]。

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否获得功名，都并未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兄弟叔侄相亲友善，这种情谊保持终生：“每岁时伏腊，或予远归，弟辈必来集，携茗碗，促坐剧谈，相慰劳为乐。”[74]“戊申夏，东从广陵归，携鲥鱼、樱桃脯诸物，治具邀伯叔暨从祖、从弟辈饮酒谈笑。”[75]这样真挚友爱的情感使彼此早已心神相通，以至于能在对方临去世前获得心灵感应，赶回见最后一面。如，计东对叔父计台的离世早有所感，“殁之前半月，东从座主宋中允公在嘉善，梦中赋诗有‘明月满床多涕泪’之句，因固请于座主归视叔病。叔曰：‘我当中秋后一夕死。’死时果月明如昼，东哭不能止”[76]。对计本亦然：“予亦出游，至武塘，忽心动思归。夜半谏草见梦，曰：‘兄急归，我行矣。’予至家六日而殁。”[77]而叔父、从弟亦对计东信任有加，将身家后世嘱托于他。计台将儿女的婚姻大事托于计东，计东亦将对叔父的感情延续投注到其子女身上，操持完丧葬事宜，还亲为子侄操办婚事：“叔娶王氏，生子男一人，蕃；女一人，俱未婚嫁，以属东。东为蕃娶妇李氏，即我母从弟女；女嫁陈文庄公族子正心。”[78]计本则将后事一一托付于计东，并嘱其为自己撰文立传。计东不负所托，不仅亲写传文，还遍请好友亦是当时的散文名家汪琬、姜宸英、魏禧为弟撰写墓志铭：“其以后事属予也，语最多，其末句曰：‘乞兄一篇文章，为身后计。’呜呼！予文章足不朽弟乎？然哀其遗言，不敢辞，故于殁后四十九日，雪夜大风寒中，呵冻炙砚，为立传，将以乞当世能文章家如汪钝翁、姜西溟、魏叔子为志其墓，以不朽我弟。”[79]

明朝灭亡的劫难对计氏一族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战争纷乱致使他们不得不四处避难、流离失所，家道亦日益败落。当然，计氏家族的衰败与族内子弟多次分家割产也大有关系。其实，对传承数十世乃至百世的世族读书之家来说，一朝一代的灭亡与家族荣辱兴衰相较起来，并不是那么被重视。尤其晚明心学的出现，“国家”观念已逐渐淡化，文人的责任不再限于治国平天下。诚如顾炎武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80]文人们更为在意的是“亡天下”与否。而面对朝代的更迭，如何能在劫难中保住家族、保护家人，才是他们更为关心和在意的。于是，计氏一族在入清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整，重新投入到了新一轮的科举考试中来，计台、计东、计本等计氏子弟都相继应试清廷，试图再次通过读书应举振兴家族。对于他们来说，振兴家族总是充满期待和希望的。诚如计东所言，“努力振衰宗”[81]不仅是他的责任，也是每一位计氏子弟的义务。经过数年的努力，计东终于在顺治十四年（1657）考中举人，得以告慰先人。相信彼时的他一定是开怀欣慰的，或许，振兴家族能在他身上得以实现。然而，他十年的应考生涯坎坷曲折，最终还是被夺去举人身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灰心绝望，后半生十余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另辟他径，四处游食，依人做幕，希冀能得人重用而获得高位，振兴家族。令人欣慰的是，此际的子侄辈已渐成立，计东便将希望投注到他们身上。

自古以来，子嗣生育不绝，才能保证家族世代繁衍不息，古人历来尤其重视子嗣，多子多孙、儿孙满堂被视为福气的象征。而计氏一族繁衍至计东一辈，亦是多赖子嗣传承。计东伯父育有五子一女，叔父计台则有一子一女。而父计名亦有一子一女[82]，计东居长，以致他深以为憾，自感“生无同产”[83]，在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同宗兄弟的羡慕之情：“谏草兄弟三人，齿相次，小时济济林立，予羨之。”[84]故在其成婚后，也如祖父、伯父一样除发妻外还另娶一妾，有二子：长准，次默。一女嫁吴兆宽子吴计焘，计东所云“予腊月失一爱女”[85]，不知即是此女抑或另有一女。然不幸的是，长子准十五岁因病早逝，次子默亦仅有一子元坊，可谓是门庭衰薄。无论如何，彼时的计东除自身努力振衰宗外，亦将希望放在爱子准、默和从子炳身上。

长子计准（1647—1662），字念祖。幼慧而能文章，好儒先之学。有“神童”之目，颇具乃父之风。计东对长子一直颇为爱惜，寄予厚望。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十五的计准不负众望补为诸生。计东自是喜不自禁，深慰门风振济有人，让他得以暂时忘记因奏销案诖误而失去功名所带来的痛楚。然而，计准却不幸在第二年冬殇于痘，“壬寅岁将尽，我丧贤长子”[86]。计东自是悲伤难禁，“起居寝食，则有缠绵愤恻之声；岁时媵腊，则有涕泣憔悴不能忍之色”[87]。这种悔恨和悲伤一直伴随着计东，抑郁终生，岁止五十二当与此有莫大关联。在长子去世四年后，计东于寓所旁构思子亭，并以此为主题遍请名士大夫作文题诗以纪。

次子计默，字希深，号菉村。自幼濡染家学，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应举。自计名起便手书“蛰庵”二字赐予计东，以龙蛇之喻教导子孙。计默谨承父训，用心科举，惜终未有所成，仅通过纳捐得附贡生，时人深以为憾：“吴江计氏，自改亭卓厉词坛，诗文虽美而弗甚著哲嗣。”[88]父亲去世，计默“不幸未壮而孤，日奔走四方，笔耕以养其祖母、母、夫人”[89]。然不忘诗书传家之训，“生平惨淡经营以自惬，可不悖先人论文之旨者”[90]，诗文卓绝一时，为诗“风格高老，章法句法悉从杜，出其大旨。每饭不忘其亲，不以交游易其寝膳之思，不以驰逐缓其晨昏之慕。发乎情，见乎词，俨然《南郂》《百华》遗意”[91]；为文则“闳深浑朴，结构缜密，位置停匀，辞简洁而气磅礴，真得曾神髓，而不徒形似者”[92],“指斥世俗文士模拟剽窃之习，至为峻厉，深中当时病痛。故其所为诗文，率自出机杼，不相因袭”[93]。尤其晚年著作“静细古淡，有少陵晚年风概，而出入于长庆诸公，本唐人气骨而兼宋元人隽永”[94]。计默“尝游京师，执牛耳，踔踸于珠盘玉敦间，传为盛事”[95]，虽然才力不及其父，但识议或能与之一较高下。他对父计东也是推崇有加且颇为自豪的：“先子《改亭集》固汪、魏诸君子推为文豪，争相传写者也。单行于世久矣，似无借巨公表章。”[96]许是受父影响过深的缘故，计默在科场不顺的情形下，也如父亲一样选择了四处游食为客，作为养亲安身之道。对于这样的选择，他也遇到了和父亲一样的难题，有时连至亲之人也不能理解，曾寄家书表达不满：“家人书至，责余厌贫久客，且独子，不应远馆。”[97]计默自是有苦难言，自辩“由来吾道安荼苦，岂有中年怨窭贫？弹铗冯谖聊作客，登楼三餐且依人。深闺错料狂夫意，归判溪阳理钓纶”[98]。不仅家人有所不满，也有友人不解他“曷为久游而不归”[99]。实际上，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是基于对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且综合考量自身“既文弱，不能胼胝力作。又近士，无笔耕地，不能不越千里职记室，遥寄薪俸以供其亲”[100]。所幸尚有友人对他抱以深切的理解，尤其从其诗文见出所流露的怀亲自伤之思，“希深之客尤非得已。母老矣，无以为养也。以远游为负米，以离忧为在侧，篇中屡写其所难言有伤心者”[101]。当然，也正得益于四处游走，计默所作文章得新城王士禛、长洲叶封推举奖掖，得以名满艺林，声誉遍天下。

计默有一子元坊，字维严，诸生，博览多闻，“幼禀庭训，读书务有用之学，不屑屑于一名一物，韵语亦然，诸体五古尤佳”[102]。作诗兼学唐宋，得力于韩愈、白居易、苏轼和陆游而自成一家，“硁硁自好，诗有源流”[103]，已臻古淡。著有《春山小草》。从子朱培，字传一，诸生。好学，重交游，有名于时。尝仿《韩诗外传》体，著有《尚书外传》《蓑笠亭诗钞》等。可见，计氏一门之内的文化传递方向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不离诗文传家的家学传统，尤其父子、祖孙等直系亲属之间，彼此相互影响程度较深，从中更能见出家学的传承与变化。计氏一族虽未能在科第上有所成就，以至渐次没落，但子孙后代仍坚持诗文传家，也可说是无愧先人、不辱家学了。

计氏后人也十分重视家学的传承，留心于族人文学作品的搜集和整理，许多族人的作品得以刊行于世。目今可知计氏族长计大章七十之觞时，宗族子弟中能文擅诗者皆各为诗与文以贺，汇为《家庆集》，可见计氏人文之盛。计东《改亭诗集》得子计默积极奔走，得王廷扬出资刊刻，《改亭文集》则得友人宋荦资助。五十余年后，屡经蟫蠹侵蚀，多已散佚，又得族子计泰、从孙计瑸及仝侄计嘉禾之力，合为《改亭诗文集》流传至今。计东诗文集版本情况略考如下。

《不共书》4卷：明崇祯十七年计氏枕戈草堂刻本，周永年序，清江标批点并跋，国家图书馆藏。

《甫里集》6卷：清康熙五年刻本，汪琬助刻，江西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日本大阪图书馆等藏，均缺第四卷。卷首有王崇简书、汪琬序，集中有王士禛、王崇简、汪琬、宋实颖、魏裔介、陈祚明、屈大均、徐作肃、姜宸英、刘体仁等名家评点。

《计甫草诗》1卷：清康熙福清魏氏枕江堂刻《皇清百名家诗》本，《丛书综录》、南京图书馆、日本人文图书馆藏。

《改亭文抄》1卷：清抄本，日本国立国念图书馆藏；清乾隆六十年刻《国朝二十四家文抄》本，《丛书综录》收。

《改亭文录》3卷：道光十九年瑞州凤仪书院刻《国朝文录》本，《丛书综录》收；咸丰元年终南山馆刻国朝文录本，《丛书综录》收；光绪二十六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国朝文录本，《丛书综录》收。

《改亭诗文集》（计东从孙计瑸据宋刻、王刻重校合刊为此本）具体包括：

《改亭文集》16卷：由江苏巡抚宋荦出资刊刻、汪琬选辑《甫里集》《汝颖集》《竹林集》《中州集》诸集而成，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有宋荦、汪琬序，尤侗作传，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南开图书馆、复旦图书馆等藏；清乾隆十三年吴江计氏读书乐园重刻本，计东从孙计瑸刻，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藏；清刻本，中科院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藏。

《改亭诗集》6卷：初名《狂山吟》，其子计默编为《改亭诗集》6卷，分体编年，清熙四十七年王廷扬助刻，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清乾隆十三年吴江计氏读书乐园重刻本，从孙计瑸重刻，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中科院文研所、历史所，北京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安徽师大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等藏。（中科院藏本有邓之诚跋）

《天尺楼纪年草》（一说《天尺楼纪年诗》）1卷：皆顺治五年计东25岁居忧服阕时所作，吴□作序，版刻未详。集有《拟五君咏》，黄裳谓“此集罕传，计改亭集中未刻入”，惜今未见。

此外，有《狂山集》《广陵集》《关塞集》等，未见著录，存疑待考。《广说铃》一卷、《名家英华》、《读庄日记》均被认为是计东著作，存疑待考。另词作今不传，参与评点《南溪词》《蓉渡词》《香严词》《棠村词》《春芜词》《锦瑟词》等，其中《棠村词》国家图书馆有藏，未见计东评点，故存疑。

此外，计氏其他后人如计默《菉村诗文集》稿多散佚，幸得道光朝之族裔计光忻搜辑编刻，为诗6卷、文6卷，于咸丰九年付刊，始有传本行世：“甫草先生为一代伟人，其文章气节固已彪炳于世。而菉村能传家学，徒以奔走衣食槖笔远游卖文养母，其至行更有过人者，乃生既无所遇，殁复遗稿零落，若非二田搜辑而付诸梓，人不且沦于灰烬，终至淹没不彰乎？”[104]计光炘又自刻《守甓斋诗文集》等。而计大章、计元勋、计名、计元坊、计朱培等人的作品则以保管不力，惜未能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