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册中的乱法之士

追述侠文学的源头，不得不从《史记》开始。《史记》既是史学经典，亦为文学杰作。就史学而言，“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信史家之极则也”[18]。在这样一部史书中，为游侠这一群体立传，自然意义非凡。《游侠列传》序中，司马迁说明了原因。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在韩非子那里，二者都是讥讽的对象。然而如今，儒已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而侠之声名，却往往湮没在历史中。因此作为史家，他有义务将他们列入史传，使之名垂后世。同时，司马迁也指出了这一群体值得颂扬之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事实上为侠确立了行为典范及道德准则。此外，司马迁还指出了这一群体诞生的必然性：“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危难险阻，是人人都会遭遇的。即便舜、伊尹、姜尚、管仲、孔子这样的往圣先贤，也有陷入困境、无法自解的时候，更何况遭逢乱世的普通人呢？这就探究到“侠”诞生的社会根源。因为时代动荡，法制缺失、官方救助不完善，人们才会祈求“法”之外的私力救助。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漫长的时间里，侠无法被禁绝，而始终有着生存、活动的空间。可以说，司马迁为游侠立传的行为，以及在《游侠列传》中的相关论述，厘清了侠的定义，探究了侠的成因，标举了侠的价值，为侠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文学性而言，《史记》行文“雄深雅健”，[19]堪比司马相如、扬雄等文学名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记录游侠事迹的两篇类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代表作，是秦汉文学史上的名篇。这一是因为司马迁“有所激”而作，对笔下人物具备很深的情感；二则是因为游侠刺客等人，并非帝王将相，其事迹更具传奇性，也留下更多塑造空间。因此司马迁在这两篇类传中，以史实为主，兼采当时见闻、民间传说，行文也多具文学性，生动传神地塑造了郭解、剧孟、朱家、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等豪侠的形象，为后人留下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群侠图，并影响到后世侠文学的题材、叙事、人物塑造等多方面。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20]总之，汉长安一带侠风炽烈的现实，促使了史传文学中任侠主题的出现。司马迁首度为游侠立传，成为后世诗人、小说家、戏曲家在创作侠文学时不断摄取的灵感源泉。

《汉书》沿袭《史记》体例，设有《游侠传》一篇。先照录朱家、剧孟、郭解等人言行，后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事迹。然而班固对于游侠的看法，已与司马迁有较大分歧。他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21]，又在《游侠传》中，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对侠这一群体颇多非议。班固认为，侠是“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产物。自战国四公子开始，“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在班固眼中，上自卿相之侠，下至布衣之侠，都是秩序的破坏者、国家的罪人：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22]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认为游侠阶层最大的罪过，不是以武犯禁，也不是杀人越货，而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即打破了现有等级制度，僭越了只有朝廷或天子才享有的“杀生”之权。如此，无论个人道德、行为有没有可取之处，都是罪不容诛的，杀身亡宗也是罪有应得。

我们可以看到，班固与司马迁在对待游侠的态度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封建礼法制度强化的表现。其实结合自汉景时开始，政府对游侠大力镇压的社会背景来看，班固对游侠的看法才代表了当时正统与主流。司马迁则是一个另类，他选择了为当朝诛杀的游侠立传，字里行间包含了对个体身世的感慨，以及对正统秩序的挑战。有感而发，不平则鸣，因此能文以气使，酣畅淋漓，这也是《史记》中《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文学性远远强于《汉书》的原因。

《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汉景帝、武帝采取的高压政策，使得游侠风气衰落，不再为史家重视。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迄郭解”，原因为：“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23]民族的尚武之风，也随之消亡。孙铁刚也有类似观点：“在景武之世的滥刑、滥杀之下，游侠之流根本无活动的余地，游侠的地位一蹶不振。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24]其实，武力镇压消除不了侠产生的社会根源，任侠之风也并未因政府禁绝而真正消失。司马迁记载，郭解等豪侠被诛灭后，仍然“为侠者极众”。班固则称，“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并对侠风屡禁不止，感到无可奈何：“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25]可见西汉时期，游侠群体虽然受到限制打压，却远未到被赶尽杀绝的地步。政策稍有松懈，游侠们便纷纷复出，充盈于都邑乡曲。其真正不受史家重视的原因，乃是由于其“不轨于正义”的行为及具有反叛性的价值观。出于维护正统思想的考虑，史家不再将游侠当作独立的类别立传。尚武任侠作为个人品质的一部分，仍不时散见于正史中。如《后汉书·张堪廉范传》“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阸，有足壮者”[26]；《后汉书·王昌传》“时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善”[27]；《后汉书·隗嚣传》“季父崔，素豪侠，能得众”，“遵少豪侠，有才辩”[28]；《后汉书·窦融传》“窦融始以豪侠为名，拔起风尘之中”[29]等。此外，根据学者考证，《后汉书·独行列传》对《游侠传》有接续意义，但也以儒家伦理观对游侠精神进行了改造：

在《独行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是代表正统文化的史官在“义”的名目下，对侠人、侠行主流化的择取和改造，使侠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融合到王朝政治中而有更加正面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有意识的加工，原始侠文化中“以武乱禁”的快意恩仇内容大大淡化，使得人们从《史记》之《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所获得的经典印象趋向淡漠。[30]

正如儒家曾以历史史实，对“黄帝四面”“夔一足”等早期神话进行了大量改造一样，儒家也在改造、消解侠者与生俱来的反抗性。此后正史记录中“振危急，赴险阸”者，从侠客转换为义士。符合儒家道德的“义”，取代了以武犯禁的“侠”。侠从一个独立的阶层，转化成为个人气质或行为的一个方面，失去了单独立传的价值。或许这才是游侠作为独立群体，湮没于正史的原因。

虽然如此，侠的社会根源及民众基础并未消失。正史不载的前提下，文学世界就成为侠客们驰骋之地。两汉时期侠之行迹主要见于史传，而东汉以后，侠客形象则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府诗、志怪小说，唐代咏侠诗、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这些作品的存在，正彰显了人们对游侠精神的向往，对其行为的艺术想象式颂扬。它们构成了后世所谓“侠文学”的主体。而作为游侠精神首倡者，史传文学尤其是《史记》中的相关篇目，始终为其他文学样式提供着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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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98页。

[2]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866页。

[3]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98—2999页。

[4]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九年》，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383页。

[6] （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刘长传》，第2138页。

[7]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2384页。

[8]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1页。

[9] （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

[10]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642页。

[11]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3704页。

[12]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四，第603页。

[13]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五十二，第762页。

[14]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整理本，第966页。与《汉书·游侠传》原文略有差异。

[15]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酷吏传》，第3674页。

[16]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酷吏传》，第3673页。

[17]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2738页。

[18]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

[19] （唐）韩愈《答刘正夫书》：“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中华书局2019年整理本，第924页。

[20] （清）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三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三，凤凰出版社2016年整理本，第29—30页。

[21]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2738页。

[22]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游侠传》，第3699页。

[2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1页。

[24] 孙铁刚：《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第2期。

[25]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游侠传》，第3699页。

[2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一《张堪廉范传》，第1104页。

[2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二《王昌传》，第491页。

[2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3、528页。

[2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9页。

[30] 杨颖：《〈后汉书·独行列传〉与正史中的〈游侠列传〉传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