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而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所代表的草原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立足草原文化考察元代文学的新变、独特性，以及元代对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元代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等问题，是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重要课题。

“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草原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从最早的距今约7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呼和浩特东郊大窑石器制造场，到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华老祖母”；从遥远的先秦，到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建立和更迭，再到“五胡十六国”，与两宋并立的辽、金朝，可以说，在有文字记录以来，历经千余年，北方草原民族在一次次的政权更迭中，实现了民族的融合、迁徙，实现了胡汉文化的碰撞、交流，无论对草原文化，还是对汉文化来说，历史都在这一次次碰撞、交流中不断发展改变和推演，吴团英认为：“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2]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形成中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吴团英先生曾这样评述过草原文化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3]

就草原文化而言，当历史发展到由蒙古族肇建的一统政权元朝时，胡汉一家、华夷一体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也从文化类型的角度，第一次真正将草原文化在社会、政治层面推到最高，也第一次因蒙古统治者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得其所代表的草原文化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关系、文人心态、文学艺术等产生全方位的、深层次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内部的华夷之间，还远远影响到了亚欧其他国家，并对明清时期也产生深远影响。

在元代海宇混一、华夷一体的一统政权下，元代统治者在政治上不仅实行两都巡幸制，还不同程度地接纳儒学、推行汉文化政策，如科举制的推行，在多族文人圈的各种文化活动中，进行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既让我们看到了元代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自身的变化、发展，也彰显出元代社会处处体现的大气包容，体现了那个社会时代的大元气象。这种包容、气象集中体现在“海宇混一”之盛、“王化大行”，在文化和文学上体现为多元一体的文化和谐。这些都是唐宋、明清所没有的社会气象和文人精神。无疑，这与草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华夷一体的大元气象、和谐精神，对元代文人、元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成就了元代独特的文坛、独特的文人、独特的文学创作，也成就了元代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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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团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 吴团英：《新与升华：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研究》，巴特尔主编《草原文化与文学艺术论丛》第4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3] 吴团英：《草原文化讲演录》，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