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元气象”之文学表达

一 文人对大元气象之铺张

元人对自己时代的自豪感，大致来自两个方面：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是时代自信心的基础。在元代之前，称强盛者必言汉唐。《旧唐书·地理志》言其疆域，说：“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陁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4]与此相比，《元史·地理志》的表述，气势上就大不同：“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15]汉、唐、宋疲于宿边，元百馀年无边患，这带给元代文人强烈的大而强的感觉，于是他们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铺张渲染这种大而强之感。人们最熟悉的，是贯云石的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16]散曲中还有马致远的[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大元洪福与天齐！”[17]这“大”包含了多方面的内涵。元人展示其盛大气象的仪式，无过于诈马宴。每年六月吉日，在上都西郊草地行宫举行，有王公贵族数千人参加，大宴三日，元人周伯琦《诈马行》诗序说：

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馀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18]

盛大仪式，展示盛大国势，要求盛大之文来表现。所以，元代诗文中有不少写诈马宴的作品，对这一盛大仪式，加以记叙渲染。如贡师泰《上都诈马大燕五首》之二：“百年典礼威仪盛，一代衣冠意气豪。”写其豪盛，之五：“清凉上国胜瑶池，四海梯航燕一时。岂谓朝廷夸盛大，要同民物乐雍熙。当筵受几存周礼，拔剑论功陋汉仪。此日从官多献赋，何人为诵武公诗。”[19]说如此大型盛宴，目的不是夸耀国力盛大，而是崇尚德业，展示和乐升平，与民同乐，享雍熙之盛，像《诗经·郑风·缁衣》那样，颂扬王公大臣之盛德。草原民族的盛大典礼，在这些人的作品里，已经涂上了中原文化的色彩。

大都在当时，是“世界诸城，无能与比”[20]的大城市，当时文人，“一至京师，获观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绵亘，都邑之雄大，宫殿之壮丽，与夫中朝巨公之恢廓严重。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21]。元代文人游大都，瞻仰大都，往往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歌咏大都，成为元代诗文的重要内容。只《大都赋》，流传至今的就有李洧孙、黄文仲两人之作。黄文仲的《大都赋》和传统的都城赋一样，也是设为主客问答的形式。首先是客问，由大都所在之燕地说起，“窃闻燕之为壤，古曰幽州……名踪胜迹，万岁千秋，子能举之否乎？”客的这种认识，被主人所鄙夷，说今之大都，是“天下大都”，哪是昔日燕地所可比：“主人抚掌而笑曰：固哉客之问也。……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宇宙千龄而启运，帝王一出而应符。山川改观，民物易居。开天拓地，自作制度。岂辙人之轨而蹑人之跗？”客又对“大都”之名提出怀疑，为何称为“大”：自古没有以“大”名都者，“今名以‘大’，夸孰甚焉？”主人回答，批评客没有见识，“主人变乎色曰：尔言过矣。岂谓鸿之翮而犹鹏之翮，蜥之鳞亦犹龙之鳞耶？大之为义，无匹无伦。非我皇上之德，畴克当之”。之所以称作大都，首先是皇上之德，可以当“大”之义。然后重点说，大都之大是建立在大元之大基础上的，历数前代统一王朝，秦汉晋隋唐，但都不过“西至乎玉关，东至于辽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得从者失横，有此者无彼”[22]，而我大元，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

大哉天朝，万古一时。渌江成血，唐不能师，今我吏之，辽阳高丽；银城如铁，宋不能窥，今我臣之，回鹘河西；汉立铜柱，马无南蹄，今我置府，交占云黎；秦筑长城，土止北陲，今我故境，阴山仇池。鴃舌螺发，黧面雕题，献獒效马，贡象进犀，络绎乎国门之道，不出户而八蛮九夷。谓之大都，不亦宜乎？[23]

大都之大，源于大元之大，而大元之大，乃由于德之大，功之大：“惟其有大德之大，故能成大元之功。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24]大德、大功、大元、大都，总之是“大”，体现混元一气的大元气象。

写上都雄大气势的诗文也很多，如陈孚《开平即事》：“百万貔貅拥御闲，滦江如带绿回环。势超大地山河上，人在中天日月间。金阙觚稜龙虎气，玉阶阊阖鹭鸳班”，“天开地辟帝王州”[25]，写出帝都气象。

元代的大气象，也体现在士气士风上，元人也以此自傲。苏天爵还特别对比了宋、元士人之精神气魄，其《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说：

尝闻故老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呜呼！士气不振如此，欲其国之兴也难矣哉！今国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数百里，銮舆岁往清暑，百司皆分曹从行，朝士以得侍清燕，乐于扈从，殊无依依离别之情也。……余于是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也。[26]

这“大”，还包括“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元代士人“乐于扈从”的，很多都是“吴越之士”，时代不同，精神气魄也就不同。士风体现着国势气运，有国势气运之盛，才有一代之大气象；有此大气象，才有士风之盛。

与此相适应，文学中也追求大气象。元人认为，“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又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27]。盛时作者，自应展现盛时景象。大元舆地之广，旷古未有；气运之盛，超越往古；文运之盛，也超越往古。诗当然也因之而盛。元人戴良说：

气运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诗之变化，亦每与之相为于无穷。……魏晋而降，三光五岳之气分，而浮靡卑弱之辞，遂不能以复古。……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刘禹锡谓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岂不信然欤？[28]

天下分裂，气运衰靡。发而为文，只能是“浮靡卑弱之辞”。大元四海为一，华夷一统，气运盛，文运也盛，其盛之程度，是“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

二 “混一海宇之盛”与“王化大行”

元代有一部书，名《圣武开天记》，记成吉思汗征战之事。其书不传，其具体内容，我们无法知其详。但其以“开天”名书，可见其气魄，可见元人这种往古未曾有之自我体认。元代还有一部书，叫《大元大一统志》，其内容，大约同于以往的全国舆地总志，到元代，改用“大一统志”命名，突出表现元人“疆理无外之大”的强烈自豪。王士点在其所著《秘书监志》卷四《纂修》条如此说：“至元乙酉，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29]修撰此书，“以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盛”[30]。著名文人许有壬心目中的“大一统”，就不仅仅是版图概念了，他说：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然三代而下，统之一者，可考焉：汉拓地虽远，而攻取有正谲，叛服有通塞，况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统，议者病之。……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31]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按照这样的理解，所谓“大一统”，一方面是疆域空前广大，有“混一海宇之盛”，另一方面是“王化大行”，无远不被。这所谓“化”，当然是以中华化四夷，最终实现华夷一统，六合同风，建立与空前广大疆域相适应的大元文化。这是元代文人的一种追求。当然，在元代，文化的建设一直是一大欠缺，“王化”难与“武功”相称。

建立文化大一统，需要含纳四方的心胸和气魄。当时人提出过“大中州”观念：南宋祈请使家铉翁，宋亡羁留北方，看到元好问所编《中州集》，见书中所收，不限于中州一地之人，由此感受了元好问含纳四方的胸怀，大为感动，写了一篇《题中州诗集后》，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元好问，说元好问心中的中州，决非地理意义上之中州：“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32]传统意义上“齐鲁汴洛”之中原，是中州，生长于中原的“一代人物”，是中州人物，而“生于四方，奋于遐外”之人，也同样是“中州人物”。他阐释文化意义上的中州概念：“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他认为，元好问有天下一家的胸怀，他就此加以阐发，从文化观念上，提出大中州、大中原的概念，这“中州”，不以地域论，而以“道统文脉”论，道统文脉所在，即中州所在。“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33]地无南北，也不分中原四夷，都应该像元好问那样，做“天下士”。

元明之际的叶子奇曾批评元政府政策之失误，是所谓“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是对元政府一些政治措施及其用意的概括。到元代后期，变得不够自信的元政府，在用人等方面更加排斥汉人和南人。但这两句话，却不能拿来解读元代文化。世祖时，以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34]。仁宗时行科举，设左、右榜，但左右榜所试内容，都是儒家经典，这是中原文化对元政权下所有人的推广。“九州同风”，是华夏之风。当时著名文人，不管是汉人还是色目人，都要求用中原语言统一四夷语言，署名范德机（梈）著的《木天禁语》记马御史（按即马祖常，官监察御史，色目人）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则便官样不凡。”[35]语言是文化的符合，语言的统一是文化统一最主要最显著的表征。

说马祖常是色目人，是今天研究者的看法。在当时，马祖常这些人的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当时人对他们的认识，都不是“夷”而是“华”。《元史·马祖常传》载，文宗皇帝曾有“中原硕儒唯祖常”之叹赏[36]。在苏天爵看来，“儒”是不分中外的。他为马祖常作墓志铭，铭辞说：“维天生才，无间中外。封殖乐育，治世攸赖。皇有中国，万方会同。”[37]“会同”的基础和纽带，是中原文化。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一统”观念。

“大元气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王化大行”“无远弗至”。元代文人为文德远被而自豪。西域之人，“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这是大元文德远被的有力证明。危素跋葛逻禄诗人廼贤《金台集》说：“昔在成周之世，采诗以观民风。……自豳、秦而西，未见有诗。”而在大元，远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葛逻禄氏之国，“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此足以见文化之洽，无远勿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38]大元朝疆域之广大，超越前古，“文化之洽”，也远达往古不及之地。戴良序丁鹤年诗集说：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其去邠、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39]

王化大行，以至于回回、吐蕃、康里、乃蛮、维吾尔、也里可温、唐兀、天竺之属都与中原一样“文轨日同”，才显示出大元气象。

元代文人追求在诗文中表现大元气象，陈旅在为苏天爵所辑《元文类》所作的序中说：

先民有言：“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大振。”……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隽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厖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孰谓斯文之兴，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40]

诗文中的大元气象是“厖蔚光壮”，这是他的表述。虞集对盛世文风的描述是“平易正大”“青天白日之舒徐”“名山大川之浩荡”[41]，都体现了大元气象。

大元气象在文学思想上的表现，也是大气包容，包容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五方嗜欲不同，言语亦异，惟性情越宇宙如一。……譬之大风之吹窍穴，唱于唱喁，各成一音。刁刁调调，各成一态。皆逍遥，皆天趣。”因而，不能“执一人之见，以律天下之诗”[42]，众体齐备，各种风格并存竞美，才能显示出大气象。

国家有“混一海宇之盛”，文明涵化则“王化大行”“无远弗至”，文人才有了与之相应的眼界与心胸。文人们自觉有责任用文字把这些都表现出来，如周伯琦所言：“昔司马迁游齐鲁吴越梁楚之间，周遍山川，遂奋发于文章，焜耀后世。今予所历，又在上谷、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馀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非我元统一之大，治平之久，则吾党逢掖章甫之流，安得传轺建节，拥侍乘舆，优游上下于其间哉！”于是自己也应该写作诗文，“以著其概，不惟使观者得以扩闻见，抑以志吾生之多幸”[43]。漠北草原，在前代是异域敌国，是高寒难耐之地。在前代中原和江南文人的想象中，是神秘而可怕的。宋使臣出使辽金，也曾至其地。元人扈从上都，与宋人所见同，但所感所思不同。漠北风物，只有到元人笔下，才得以展现其美好，这需要的是元人才有的观察玩赏心态。有此心态，才会有此作品。

明人李开先还认为，元代戏曲之所以达到极致，成为后世的楷模，也与元代国势气运有关，其《西野春游词序》说：

传奇戏文，虽分南北；套词小令，虽有短长。……然俱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何也？词肇于金而盛于元。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乐于心而声于口，长之为套，短之为令，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44]

“元不戍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它与草原文化有关，与元代国势有关，使元代很多方面与其他时代不同，元代文学也因此具有相应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