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文学视野中的“城—乡”关系（下）

——80年代以来的小说书写

新时期以来，随着制度层面的城乡交往壁垒逐渐被破除，八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作为国家战略提上日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融等也日益频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即出现了少量直接面对“左”的思潮、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51]以农民的吃饭、生活等基本问题，来回应、反思“左”的思潮。作家一方面是贴着时代写作，另一方面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从政治、革命主题转向日常生活观照，先前那种追求单一的工业化而造成的反城市化的后遗症将得以缓解，城市对乡村的排斥和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开始逐渐消除，乡村和城市的决然对立将走向缓和。可以说，文学及时地参与和见证了这一社会发展和思想史变迁的历史。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城—乡”的起点，也是中国文学“城—乡”关系书写的新内容。

一

城乡融合既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又是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前的必经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城乡流动政策有调整。1984年中央出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户口粮到集镇落户”[52]。但是由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城市和农村在生活方式上还有很大的差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农村还明显落后于城市，又如教育、交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很明显。因而，在农村，物质生活得不到真正的提高，城市和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交往”仍在试探当中。因此，中国城乡的发展，必须是以提高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53]，即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城乡文化、空间的融合。

文学创作不仅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具有相对自足的想象、揭示、建构功能。现实主义作品《陈奂生上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就是及时反映典型的“城—乡”关系的文本。陈奂生之所以进城，是因为手上有了“余粮”，他通过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可以结余一些粮食和米面，再通过自家的清油自制“油绳”，去县城卖掉，换来必需的生活用品。从商品的“交换”意义来看，陈奂生的进城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的农民进城了。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进城者自主的商品交换意识，其次则是农民进城后表现出的相对自信，再次是他的进城是合法行为。他进城是因为与城里人做生意，是一种自主买卖，而不是有求于城里人，当然也不是“诓骗”城里人。可以说，陈奂生是“城—乡”关系书写中一个具有新意的进城形象，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城市与乡村的隔绝，以及城市现代文化对乡村自在生活所造成的“挤压”，乡村的弱势仍然使空间流动和经济交往变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弱者体验”。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炫目的城市对于刚刚进城的农民带来的眩晕感和城市文明病对农民造成的身心伤害，是进城书写的贯穿性主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待遇和工业、城市、工人待遇同时获得提高，但城乡矛盾、城乡冲突仍然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由于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的容纳远远超出了农村，即城市相对于乡村而言，在吸纳剩余劳动力时显现出的“主体”地位明显，向城而去、“城市在高处”的生活方向和价值观念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农民的乡土文化自信，进城（跳农门）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主导观念。可以说，“陈奂生上城”是新时期农民进城的一个时代隐喻。在高晓声笔下，尽管新时期初期的进城农民有了生活资料的盈余，但是面对城市时，他们的“悠悠”心态，逐渐转为一种弱势体验。在《陈奂生上城》中，当陈奂生（因县委吴书记照顾）被安排到县委招待所时，他是激动的，也是感恩的。但当他知道在这样一个高级的招待所住一晚需要自己花五元钱时，他的内心却是复杂的。当陈奂生心疼地交出五元钱、离退房还有一点时间时，他便开始使劲地折腾，目的就是要将那五元钱以“折腾”的方式“消费”殆尽。在《陈奂生上城》里，高晓声写出了农民精神深处的“阿Q性”。倘若从农民进城史的角度看，陈奂生无疑中国文学进城农民形象的深化。

与高晓声所写的陈奂生相似，路遥在写城乡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农村的人心剧变时，也写了乡下人进城的炫目感。但路遥与高晓声的不同是，他写出了农民进城的自足与自觉，这又是对高晓声的进城主题的开拓，而《陈奂生上城》仍不无“流浪汉叙事”游历和好奇。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第一次进黄原城——这是在他的砖厂已经办出成绩之后。因为当时农民进城是受政策限制的，所以，孙少安在村里开了介绍信后坐车进城。进城之后，孙少安对地级城市黄原城的感觉就“乱了方向”，“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都是相反的——”黄原城对孙少安来说，与其说是意味着城市文明，毋宁说是陌生与恐慌，甚至某种神秘。城市道路、宾馆、楼房等新的空间与自己与生俱来的双水村简直成了两个世界。在表现“城—乡”关系时，路遥的真切在当时少有人企及，这源于一个对土地有真切的情感，又有一种极力否定乡土社会落后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内心搏斗的情感判断。倘若没有真实而痛切的乡土情感和城市向往，是很难写出这样的“进城”体验的。路遥始终认定自己是有“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54]。

在这个意义上看，“城—乡”关系便是新时期以来“农裔作家”城乡集体经验表达。可以说，“城—乡”关系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最为巨大的社会结构存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依此，“城—乡”关系书写也再次成为文学表现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语码。作为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想象与建构，高晓声、路遥、贾平凹、铁凝等一大批作家开始以饱满的笔触回应中国社会出现的制度变革，“城—乡”关系书写已成为时代解冻的“春之声”，为此后的“城—乡”关系书写释放了强烈的信号。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制度层面的城乡流动壁垒不断被拆除，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一体化已成为时代巨变的风向标。“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换、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城乡空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最为巨大的社会结构存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文化结构。”[55]1980年，高晓声发表了《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56]开启了80年代以来“农民进城”叙事的先例，而后，1982年，路遥发表了《人生》（《收获》），铁凝发表了《哦，香雪》（《青年文学》）。1988年夏，路遥写完了100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全景展示的方式描写了西部乡土正在发生的巨变。这一系列作品，一方面回应了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又以饱满的笔触描写了城乡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描写乡下人进城寻找前途的小说中，路遥最具有自觉意识，甚至可以说，其作品对乡村与城市关系的影响从《人生》《平凡的世界》发表至今，其综合影响力超出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作品。反过来看，这种影响又深刻地促进了“城—乡”关系的壁垒逐渐被拆除的进程和力度。路遥《人生》里所写的高加林进城，可以算作80年代以来的第一波进城潮，甚至让我们惊奇地看到，路遥竟然写出了一个二十年之后中国的普遍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的城市化，或者说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且这个问题在二十年之后更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这到底是路遥创作的偶然，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路遥倾其毕生精力，关心“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57]以及由此引发的能够贯穿中国社会人心裂变的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高加林的进城，及其中道而终的市民化，与后来进城务工人员的进城不同，因为他上过学，而后成为体制认可的城里人，暂时实现了他强烈的进城梦想；后二十年的农民进入城市讨生活，是刘高兴，出苦力或出卖身体。高加林是可能进城变成城里人的，但是刘高兴这样的人在现今的城乡关系中却难以变成城里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是典型的城乡过渡时期农民市民化的人物形象，也是“进城后的高加林”形象的补充，在精神层面能与田晓霞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但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农民式的生活方式，万事不求人，很少主动与城市（人）交往，无论从社会空间归属感，还是心理空间认同感来看，他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处于进入城市、改变命运的“中途”。而高加林的城市化，要比孙少平更艰难，他所面对的，不是工作意义上人际关系，而是进城后巨大的道德压力。《人生》发表后，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高加林为了进城，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城市姑娘黄亚萍相好，把淳朴、善良的农家姑娘巧珍“闪在了半路上”。有人把高加林比作“于连”，即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索内尔，引出了道德困惑的问题，即如果个人的选择具有“合目的性”，那么，手段是否可以不完全正当。换言之，高加林以自己的爱情的牺牲来获得物质生活的改善，或者，当物质与精神不可两全时，以放弃一个来成全另一个，是否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子承父业，可以放弃浪漫的爱情，而在《人生》中，高加林显得更矛盾，他既要逃离“面朝黄土”的生活，又珍惜与刘巧珍之间淳朴的爱情，更想得到黄亚萍浪漫的爱情。但是，他梦想的城市生活，只能放弃与刘巧珍的爱情。他们可以与孙少安和田润叶的爱情相比较，田润叶因为被父亲田福堂安排到县城上学，又到城里工作，这使得她与孙少安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孙少安为了撑起那一个“烂包”的家，悲痛而压抑地放弃了田润叶，从而造成了二人（特别是田润叶）长期的痛苦和爱情悲剧。如此来看，高加林、孙少平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社会的悲剧，是进城而不能，进城而不得，进城而不安的一代农村青年的精神传记。

在80年代以来的“城—乡”关系书写语境中，进城是社会变革与个体生命精神相联系的命题。在作家笔下，一代人因物质贫困和精神的压抑，成为他们进城路上自我认知的最大的障碍。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恰恰是城市化带来的。乡村熟人社会让他们固守道德伦理，指责高加林的背信弃义，而城市的流动性恰恰是利益、机会驱动机制，也是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一种表征。这一系列问题，并非自路遥始，《海上花列传》《骆驼祥子》等进城小说早有呈现。路遥的意义在于，他竭力塑造一个“强大的灵魂”，即使失败了，“意识和灵魂应该继续攀登”的抗争精神。其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他塑造的乡村社会的个体如果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并讲述他们怎样反抗，怎样让自己活得有尊严，在很大程度上写出了一代中国农村青年与贫穷和屈辱拼搏的生命历程。可以说，在这个语境中，人格主题与中国农民进城主题血肉相连。孙少平和孙少安两兄弟，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县城，他们都不甘贫穷，试图用一切可以改变贫穷的方式来改变命运。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细致地从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个公社，一个县，乃至一个省，由小到大，因小见大，以广阔的全景视角讲述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艰难变革，并以几对年轻人的婚姻、家庭、命运的变化展现了中国社会过渡、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和农村改变贫穷，逐渐获得尊严的历史。不无可惜的是，这种尊严感的获得、人格的建立尚未完成，中国的城乡转型已经进入关键期，诸多问题没能寻得究竟，就已经转向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乡村突围。所以，路遥的意义就不仅是他写出了一代人在困境中的努力，而且揭示了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必须反思的现实问题，即贫困本身必然造成精神的困境。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叙述中，乡村在城市面前并不具有这种落后、自卑性，因为乡村具有生产性，是自在的，城市仅仅是商品交流流散地，同时在精神上，乡村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承载地，而城市中的商人，在重农抑商的文化语境中并没有更多道德优越感。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中，这种城乡关系书写必须面对城乡关系现实，城市成了现代化的表征，乡村成了落后愚昧的象征，乡民也失去了精神意义上的自信和自足。高加林、孙少平们一旦进入到这样的现代化的话语叙述中，在城乡关系中无论怎样都会败下阵来。他们的道德纯洁化和高尚化，都会是一种自我的假象，而身处其中“奋斗者”，要么认同城市，竭力挤进城市，要么陷入漂泊无根，成为城市边缘的游离者。诚如张明廉先生所言：“在我们走向现代、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化是相当引人注意的一个显著趋势。不单大、中城市在扩张，小城镇也在发展，特别是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城市，寻找他们新的家园。但乡土仍然‘包围’着城市，只是城市成为乡土中国触手可及的一个现实诱惑，已经进城的在这里左冲右突，正在进城的在途中艰难跋涉，没有进城的同样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裂变。”[58]这种裂变，农裔作家能够感同身受，但他们却始料未及。这里所言乡土“包围”着城市，既是地理空间意义的，也是社会空间意义的，更是心理空间意义的。从自然地理空间上看，由于乡土的裂变，“当下文学所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仍然在乡土中国，大多数小说家在面对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的选择时，仍偏重在乡土叙事上；当然，这是与20世纪前半叶，同时也是与20世纪50—60年代的乡土叙事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叙事”，[59]而在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上看，“除相当‘前沿’的部分地域的一批作家外，在某些都市叙事中……或显或隐地处在乡土叙事视角上的某种微妙的情绪与心理。……对特定地域文化情景中生活样态与人心世相的观照与想像，是在获得一种因开放而更加宏阔的视野后对自身认识的一种清醒”[60]。可以说，乡土、地域、城乡关系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更重要的文学表述领域，比如高晓声、路遥的进城叙事、寻根小说的传统（乡土）文化发掘、新写实小说中以历史的、现实的进城难题观照等，呈现了丰富而独特的“城—乡”关系景观。

三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如何更好地保持传统的社会文明和现代社会秩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对平衡，是新世纪[61]众多学科思考的重要问题。一大批实力派作家的乡土书写，担当“时代书记官”的角色，较为全面地书写了中国乡村社会在新世纪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如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社会秩序动荡、乡村经济困窘、乡村自然生态破毁、乡村文化衰败、乡村伦理变异、农民精神价值焦虑等问题，也在文学发展的内在标准方面，如情感立场、价值判断、书写领域、典型塑造、叙事方式、语言运用、意象营造、情节模式等方面，不断地展现出一些新的美学特点。这一审美观照逐渐跨越了对静态的乡土社会的审美批判，更多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关系。这里有对异质化的空间变迁的把捉，也有对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二元结构的理性辨析，更有对乡村文化伦理和城市文化精神走向交往融合的切身观照。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从符号化到具象化。倘若说，新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中，人际关系的“结成”，不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乡土生活空间为背景，而是以新旧道德、世事伦常为抽象的概括，以确证乡土文化的衰朽，这种典型化的塑造、高度抽象的概括中，包含着作者鲜明的审美判断，它是现代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利器，那么，新世纪初，被称命名为“新乡土小说”的书写类型将小说叙事空间向城市甚至荒野扩延，出现了“城中村”空间叙事、农民市民化转型叙事、“候鸟”迁移叙事及其动态的审美空间和“交往叙事”形态。新世纪文学立足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乡村变革，作家开始以“交往”的眼光将乡村看成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空间，这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乡土文学”揭示的静态的历史空间，而是对乡土文学乃至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相对封闭的想象空间的重要突破，从而逐渐形成了文学世纪转型过程中新的审美形态和审美经验。也就是说，新世纪初的乡土叙事和“城—乡”关系叙事的审美表现方式开始从“想象化”转向“经验化”。比如，在新文学传统中想象化的“符号乡村”中，启蒙文学视野中的“乡土文学”中的社会空间，比如鲁迅的鲁镇、未庄、贺家坳、卫家山，或者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的故乡小镇、山地农村等，其间并没有具体的日常乡村生活，也较少深入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没有与乡土社会生产、劳作方式直接相关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进一步而言，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书写缺乏因乡村生产劳动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观照。所以，在乡村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看人物关系，其背景是“挂图式”的，人物形象也是白描化的，人物关系也是抽象化的，所以叙事带有鲜明的写意成分，人物关系的社会化、时代化、命运化过程展开不够充分。尽管20世纪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与新世纪“新乡土小说”具有“同源关系”，比如二者对农民、农村的现实观照，但是二者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乡土文学”叙事空间明显具有“符号化”特征。在新文学传统中，农村作为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民众和农民阶层的一个社会空间概念，仅仅是作家回忆的、想象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变动的、日常的农村世界。也就是说，在“乡土文学”的启蒙审美视阈中，乡村文化有天然的、基于土地意识的封闭与保守，城市文明被赋予先进、开放，易形成新文化、新道德。同时，“乡土小说”中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互动与交融，而仍然停留于单一空间的文化想象，甚至“乡土文学”作家提出“避开都市题材，专写边远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62]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审美价值判断。

相比较而言，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则显现出日常化、琐细化的“现实乡村”景象，在手法上趋于写实，在观念上更接近现实主义。[63]无论周大新《湖光山色》笔下的“回乡”青年面对乡村权力、乡村伦理底线溃败等的原生态人生世相的展示，还是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以剥茧抽丝、层层深入的叙事展开过程对“回乡”女性隐秘心理的发掘与揭示，或是李佩甫《城的灯》《羊的门》中以诗意乡村书写人心冷暖的“新乡土小说”，他们或以琐细化的情节带动叙事，或以日常化生活呈现乡村社会的隐在变迁，在新世纪小说审美中表现得非常独特。

新世纪小说的这一审美方式，既是与新文学传统中“乡土小说”资源的一种“对话”，又显现了“城—乡”关系现实语境中乡土经验的世纪流变。

第二，从静态审视到动态观照。这里的静态化，主要是指作家以某种固定的视点观察“过去的时空”的一种回忆性写作。在“五四”乡土文学作家审美观念中，乡土文化被想象为一种愚昧落后、狭隘保守的旧的文化形态，周作人所期望的“土气息”“泥滋味”，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反而不断强化了周作人所谓的“凌空的生活”。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鲜活的乡村生活，那些本应该通过文学细节能够呈现的乡村真实并没有得到丰富的展示。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乡土作家，“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们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64]但是这些乡土文学作家基本都是被鲁迅称为“侨寓文学”的作者，他们流寓北京多年，无论是写故乡贵州的蹇先艾，还是钟情于家乡榆关的裴文中，都是采用一种鲁迅意义上的“二十年之后回故乡”的精神还乡的审美眼光，他们用远距离的“长焦”视镜观察记忆中的故乡，以此来隐现作者记忆中的乡愁，所以，鲁迅也认为，这种“侨寓”的眼光，“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65]。也就是说，乡土文学关涉乡土的作品，也没有写出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融，而仍然停留于过去时态中一种单一空间的文化想象“专写边远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66]。在很长一段时间，乡村与城市的隔离未能被拆除。

侨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以静态的眼光来审视记忆中的乡村，一方面，出于将大都市与乡土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比，乡村的暗淡也显露无遗；另一方面，将乡村想象为静态的社会，是出于言说的方便，即将乡村确定为静态的靶心，作家（知识分子）则更容易“有的放矢”。事实上，静态不过是一种想象的状态，一种相对的存在状况，乡土社会时刻都在发生着裂变，只是这种变化没有城市和现代社会的变化迅速而已，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中所言：“我们把乡土社会看成一个静止的社会不过是为了方便，尤其是在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67]而这种因变化速率不同而引起的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叙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尽管有因剪辫子而引起的“风波”（鲁迅《风波》），也有因跪地求欢犯了道德上的错误被赶出未庄的阿Q的“进城”（鲁迅《阿Q正传》），更有因拒绝改嫁、以头撞香案的祥林嫂的“反抗”（鲁迅《祝福》），但是，在这些风波、进城、反抗的一系列叙述中，乡村的变与不变并没有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描写得以显现，其中新与旧、高与低，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对立的主题，主要是通过两组对立的人物来体现，尽管“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68]而乡土社会“熟人世界”中的邻里的、乡情的，以及日常的、劳作的乡土社会几乎是缺席的。

在新世纪以来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情形发生了变化，从静态审视到城乡交往的流动叙事，出现表现农民从熟人世界走向陌生世界之后的主体性焦虑和迷失的“城市异乡人书写”。“城市异乡人书写”，从广义的角度看，它是指农民进城叙事，从狭义的角度看，是指聚焦进城农民“在进城路上的迷茫与期待”和“进城后的城市认同”的叙事。这两类题材书写，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不倦的主题，有评论家说：“在乡土空间的开掘方面，城市异乡的书写是个亮点。”[69]如贾平凹的《高兴》、尤凤伟的《泥鳅》、王安忆的《富萍》、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我们的路》、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等等。这些作品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书写了农民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情感经历。那些进入城市的“他者”，遭遇了与乡村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城市文化不断地吞噬他们的乡村文化记忆。但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的身份，即便是努力认同城市价值观的人，如《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城市并不认同他，但作家试图通过他的尊严感的维护对他赋予更多的情感认同和道德同情。作家一方面描写了农民工艰难的物质生活，给予了他们人道主义的同情；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城乡意识形态”的超稳定结构形态，以及城乡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农民工的心理、情感和精神问题。这类作品拓展了乡土叙事的疆域，让读者看到了农民生活状态的另一种面相。

新世纪“城—乡”关系书写与新文学传统自身时代新变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新文学初期形成的“城市眼光—乡土批判”的乡土叙事传统，其思想根基建立在作家对乡土社会以血缘、家族为静态结构的审美判断。这一审美经验的改写发生在城乡关系壁垒被打破、城乡互动真正形成的过程中。这一变化是百年农民心灵史在新世纪的历史节点上的飞跃，也是新语境下文学自身审美表达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文化批判到日常生活观照。8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城乡分割制度的坚冰开始消融，城乡流动壁垒进一步被破除，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一体、新型城乡关系已成为时代巨变的风向标。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城乡互动关系成为城乡社会日常生活巨大的结构性存在，也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调整的文化心理结构。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为此后的“城—乡”关系书写发出了及时而准确的信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中的《塔铺》《一地鸡毛》等小说则以历史和现实中的“进城”“在城”难题，以“视点下移”（雷达语）和平视眼光表达了个体在面临凡俗生活构成的“泼烦人生”时的尴尬与无奈。同时，新时期初的乡土和市井题材，揭示了现代性对乡土文化的“拔根”引发的乡村伦理、民间道德的“溃败”问题。对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当下城市化背景下，城市与乡村尽管文化空间不同、生活方式各异，但是，他们仍然会面临共同的难题，具体到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往往都会回到最真实的存在，即在具体语境下，作为“人”的悲欢离合。但是，在“城—乡”关系书写中，一方面，城乡文化“界限”在整体上渐趋消失，另一方面，城乡文化的“混杂性”导致作家“价值观的混杂”，即“农裔作家”在城乡价值判断中的乡土情怀和乡村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城市物质的繁华与乡村精神的凋败以共时的形态并置，至新世纪，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在新世纪文学中，“城—乡”关系书写再度成为文学表现中国社会城市化、市民化的重要题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起来。”[70]这一时期，城乡社会转型的步伐进一步放快，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往也进一步深化。作家，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家对此投以热切的关注，但是，对于这一转型中陌生的乡土经验，他们表现出此前少有的无奈与焦虑，这种陌生的乡土经验，给当代作家的冲击是巨大的，即便是那些农裔作家也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因为即使在偏远落后的西北农村，这种变化也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巨大，似乎让人猝不及防。贾平凹曾感叹，“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有办法描绘”。[71]宁夏作家季栋梁也说：“每次下乡，都有一种落寞，甚至是迷失的感觉，不要说听到此起彼伏的情歌民谣，就是鸡鸣狗盗牛歌羊唱的情景也越来越稀罕了……曾经被我们描述过的乡村正在消失，留给我们的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守村落的老人和孩子落寞地坐在这巨大的空白里，无所适从。”[72]在确立价值判断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表达相似立场：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很明显，这种价值判断来自于个人的经验世界，而不是一种知识理性判断，但不无一种现实焦虑和制度期待。事实上，中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即使在久远的将来，中国真正实现了理想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乡土精神也仍会延续，况且我们现在还在“转型的路上”。近年来不少立志于开拓乡土叙事的小说作家正在努力探索，比如在城市化观念不断冲击和改变乡土观念的时代背景下，王跃文的《漫水》、郭文斌的《冬至》、李佩甫的《城的灯》，以及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等为数不少的乡村浪漫叙事，这种叙事手法和叙事对象仍然被读者看好，不是因为城市霓虹灯光闪烁，也不是城市人心扑朔迷离，以满足乡下人进城者的好奇与欲望，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一种自在和安逸，甚至一个乡村精神的乌托邦，且由于作品所营造的地域文化气息浓厚，显现出一种独立而自足的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审美场”。这种“亲和乡土”的浪漫叙事承续了传统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理想。应该说，这种写作并非作家的偶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契合了“城—乡”关系中文化守成中的现代乡愁。

城市与乡村的分野并不能完全推导出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对立或强弱，甚至我们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最终必然产生两种生存空间和文化形态的对话与交往。分野的力度越大，对话和交往的可能性越大，尽管这种状况并非我们想要看到的。换言之，正是因为这种分野，才导致了当下乡土文学发展的可能，也催生了乡土文学的新空间，比如乡村空间、城乡交互空间、城中村、村中城等新的叙事空间。当然它的主题会变化，场域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但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人文传统不会断裂、消亡。

所以，在梳理了新文学以来的上述书写成就和创作经验的同时，我们仍然注意到，当下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过程中，有关城乡中国的叙事和城市中国的想象仍有诸多不足。“乡土中国”的叙述主要是通过城市观照才得以映照，诚如严家炎所言：“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73]

总之，在真正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乡村社会仍是当下中国重要的生存空间的大语境下，乡土记忆仍将与现代中国社会结伴而行，或确切地说，它是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映照或者反驳。当下的中国，现代城市文化与乡村精神的对话该如何展开？告别乡村生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但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未能割断我们的文化记忆——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该如何找到归属感？倘若城市文化碎片还没有整合出完整有序的城市文明，矗立于我们心中的乡村精神、乡土世界以及人类的童年记忆会不会消失？它们将以怎样的方式与我们结伴而行？

---

[1]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

[2] 有论者认为，在1892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中已经出现了较为典型的农民进城的叙述内容。参见盛翠菊《百年“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7年，第10页。

[3] 对乡土文学思想根基和乡土审美经验的论述，参见张继红《论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

[4] 此乃蹇先艾乡土写作的宗旨，转引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5]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6] 守常（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7] 守常（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8] 蔡元培：《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

[9] 知识界就乡村问题和乡村建设方案出版了上百部专著，发表了数千篇论文，具体梳理和论述参见[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10] 这种意义和价值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1961年初版，中译本为1979年初版）的翻译引进后才逐渐被认可。

[11]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页。

[12] 此期间有关现代性、城市题材的书写的作家还有“西南联大”的后被称为“九叶派”诗人群以及路翎、胡风等，但这些成就多是在新时期以来才被真正认可。

[13] 邵宁宁：《城市化与文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进城”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4] 邵宁宁：《城市化与文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进城”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5] 参见郭文元《“识字”“讲卫生”：日常生活的现代化符号》，《乡村/革命与现代想象——40年代解放区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174、179—184页。

[16] 邵宁宁：《城市化与文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进城”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7] 当然文学区域还有上海“孤岛”“沦陷区”文学，但是，因其特殊的政治氛围，人口的流动并不频繁，特别是城（都市）/乡之间的交往甚至不能正常展开。

[18] 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2页。

[19]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20] 《青春之歌》的修订版，在1960年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林道静在定县为农民宣传革命思想，联系群众在当地与地主斗争的内容，而且成为杨沫强调的自己比较满意的“修改”版。

[21] 另外，在赵树理的小说《卖烟叶》《互作鉴定》都有对城市想往青年的书写，但其价值指向与柳青的判断基本一致。

[22] 徐德明、黄善明整理：《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3] 徐刚：《“工人新村”与城市空间的文学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24]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3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2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3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另外，在胡万春的电影剧本《钢铁世家》中，“工人新村的环境非常美丽，到处是碧绿苍翠的树木，以及鲜艳的花草，住宅周围，有小河、木桥，以及修剪得很好的花园，无数幢两层、三层、四层的楼房，都是红瓦黄墙，玻璃帘子闪闪发光……”更具有城市园林景观的意味。

[26] 文中对于平房的居住性特征以及房屋的内部空间布置的描写是缺省的。

[27] 徐刚：《“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文学空间的文学建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2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1427页。

[2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3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31] [美]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毛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7页。

[32] 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33] 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34]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

[35]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

[36]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

[37]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

[38] 批判观点可参见於可训、吴济时等编《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39]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论述“社会是一个沟通的网络”时的观点，转引自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1022页。

[40] 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41] 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42]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4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59页。

[44] 柳青：《创业史》（第1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33页。

[45] 引号中的语句均出自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1988年5月第13次印刷，未标明再版，但在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第258—259页。

[46] 柳青：《创业史》（第1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47] 柳青：《创业史》（第1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48] 相关社论是指《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人民日报》1953年12月3日第1版；《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新华月报》，1954年第1期。

[49]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50] 参见《文艺学习》1954年第4期。

[51] 比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作品较为典型。

[52] 《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内容，转引自周其仁《城乡中国》（下），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5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55] 张继红：《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

[56] 该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57]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58] 张明廉：《小说多元格局与陇原地域叙事——“陇军实力派·短篇小说特辑”笔谈》，《飞天》2005年第8期。

[59] 张明廉：《小说多元格局与陇原地域叙事——“陇军实力派·短篇小说特辑”笔谈》，《飞天》2005年第8期。

[60] 张明廉：《小说多元格局与陇原地域叙事——“陇军实力派·短篇小说特辑”笔谈》，《飞天》2005年第8期。

[61] 本书所用“新世纪”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并非仅指时间上的21世纪，所以有些表述上保留“新世纪”而不用21世纪。

[62] 此乃蹇先艾的写作宗旨，参见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63] 有关转型语境下，乡土中国既有的秩序、伦理面临的困境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细节化、日常化叙事方式关系的论述，参见李志孝《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6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65]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66] 此乃蹇先艾的写作宗旨，参见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6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9页。

[68]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0页。

[69] 李丹梦：《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关于〈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

[70]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71] 贾平凹等：《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

[72] 季栋梁：《恍惚 焦虑 困惑》（创作谈），《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

[7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