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老普林尼笔下的赛里斯与蚕（1世纪）[57]
1世纪时罗马人就已进口大量丝绸。作为那个时代知识最渊博的人，老普林尼记下了他所了解的丝绸产地赛里斯。很多人把赛里斯译作中国，因为他们认定赛里斯一定在中国。但老普林尼及其同时代人认为赛里斯在世界的边缘。和《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一样，他们对这片神秘的土地所知甚少。普林尼搞不懂制作丝绸的工艺，记录了两种迥异的制作方法。这两种方法分别是什么？哪一种如实反映了中国人的丝绸工艺？
赛里斯
（越过一大片无人区之后）最先遇到的人被称作赛里斯人，因其森林中出产的毛织物而闻名。他们把叶子浸泡在水中，之后梳下叶子上的白色绒毛，这样就给了我们的妇女一项双重任务，即把线解开再织起来。罗马贵妇公开炫耀的透明服装竟需要如此多的劳力，牵涉到地球上如此遥远的地方。赛里斯人虽然性格温和，但又像野兽一样回避与其他人类交往，只是等着别人来找他们做贸易。
蚕
这些昆虫中有一类的繁殖方式非常不同。其幼虫比较大，有两只向外突出、形状特别的触角，会变成毛虫。毛虫变成蚕茧，蚕茧又变成蛹后，在六个月内进化成蚕蛾。这类昆虫像蜘蛛一样织网，可以产出一种用于制作奢侈女装的材料——“丝绸”（bombycina）。抽出蚕丝并以之纺线的技术，最早是由科斯岛[58]的普拉提亚（Platea）之女潘菲勒（Pamphile）发明的。她发现了丝绸服装的美，它让女人穿着衣服也能展现裸体的魅力。这项荣誉毫无疑问应归于她。
也有人说蚕是科斯岛土生的。在那里，雨水打落柏树、松树、白蜡树和栎树的花。来自大地的水汽在这些掉落的花朵中创造出生命。据说这些生命一开始是没有绒毛的小蝴蝶。之后为了御寒，蝴蝶身上长出一丛丛粗毛，再用粗粝的足刮下掉落在树叶上的绒毛，从而给自己披上厚厚的外衣。它们不断用足部梳理绒毛并将之压成球状，再从中拉出丝线挂在树枝间，像梳头发一样将其梳细，最后把这些绒毛卷起来包住身体，做成一个巢。它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被人收走放在陶罐中，再被置于暖处用糠养着。不久，待它们全身长满一种特殊的绒毛后，它们被送至下一道工序：先用水把开始形成的茧弄得软而柔韧，再用芦苇做的纺锤从中抽出丝线。实际上，男人们在夏天也不羞于穿上这种材质的衣服，因为它极其轻薄。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如此堕落，别说皮质胸甲，就连一件衣服也嫌沉。但目前，亚述蚕丝的制品只有妇女在使用。
注释
[1]Jonathan M.Bloom，“Silk Road or Paper Road?”Silk Road 3，no.2（December 2005）：21-26，电子版：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vol3num2/5_ bloom.php。
[2]Jonathan M.Bloom，Paper before Print：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1.
[3]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54页。
[4]李希霍芬基于托勒密和马里努斯的记载用红线画出主干道，用蓝线标出中国地理学家的记载。地图见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500页的对页。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D.Reimer，1877）.
[5]Tamara Chin2008年2月21日在耶鲁做了一场题为“1877年：丝绸之路的发明”的报告，并计划将其结果发表。参见Daniel C.Waugh，“Richthofen’s ‘Silk Roads’：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Silk Road 5，no.1（Summer 2007）：1-10。该文网上可下载，网址为：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 vol5num1/srjournal_v5n1.pdf。
[6]Times of London，December 24，30，1948；Tamara Chin，私下交流，2011年9月6日。
[7]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Charles Blackmore，Crossing the Desert of Death：Through the Fearsome Taklamakan（London：John Murray，2000），59，61，64，104，图14的标题。
[9]Peter Hopkirk，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The Search for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4），45-46；Rudolf Hoernle，“Remarks on Birch Bark MS”，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April 1891）：54-65.
[10]Sven Hedin，My Life as an Explorer，trans.Alfhild Huebsch（New York：Kodansha，1996），177.
[11]Hedin，My Life，188.
[12]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70页（厄内斯特的信件及剪报），79—83页（斯坦因申请拨款）。
[13]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2—5页。 另见，E. E.Kuzmina，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ed.Victor H.Mai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119页，书中强调新疆与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之间的接触。
[14]J.P.Mallory and Victor H.Mair，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New York：Thames & Hudson，2000），179-181.
[15]J.P.Mallory and D.Q.Adams，The Oxford Introduction to Proto-Indo-European and the Proto-Indo-European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460-463.
[16]Elizabeth Wayland Barber，Mummies of Ürümchi（New York：W.W.Norton，1999）.
[17]笔者曾写过关于交河遗址的文章，但其中有些错误。最遗憾的是笔者把定居开始的年代搞错了，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2000—前1800年，见“Religious Life in a Silk Road Community：Niya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ed.John Lagerwe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1:279-3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年交河墓地调查与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8—46页；Victor H.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Ördek’s Necropolis”，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34，nos.3-4（2006）：273-318。
[18]Sergei I.Rudenko，Frozen 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trans.M.W.Thomps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115，图55（铜镜），彩图 178（凤绢）。
[19]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4页。关于阿拉沟的现场报告，见《文物》1981年第1期，17—22页。丝绸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165页，图0427。
[20]关于张骞出使的最早记录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123以及班固的《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61，2687—2698页。本书引用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版正史，台湾“中研院”的汉籍电子资料库中有电子版：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何四维说《史记》中的记载可能已经佚失，现在《史记》中张骞的部分是后来根据《汉书》的记载补全的。见A.F.P.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 125 B.C.-A.D.23；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Leiden：E.J.Brill，1979），15-25。他翻译的《汉书·张骞传》在207—238页。
[21]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4页。关于阿拉沟的现场报告，见《文物》1981年第1期，17—22页。丝绸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165页，图0427。
[22]悬泉发现于1987年，发掘于1990年和1991年，出土了很多文书，目前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45页，遗址确切位置的地图见第5页，竹简数量见第11页。
[23]何双全：《双玉兰堂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30页。
[24]Joseph Needham，ed.，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1，Paper and Printing，by Tsien Tsuen-hsui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40；Han shu 97b：3991.
[25]Nicola Di Cosmo，“Ancient City-States of the Tarim Basin”， i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ed.Mogens Herman Hansen（Copenhagen：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2000），393-409.
[26]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0页。
[27]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50页对II 90DXT0213③:6A号简进行了录文和解说。
[28]Lothar von Falkenhausen，“The E Jun Qi Metal Tallies：Inscribed Texts and Ritual Contexts”，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ed.Martin Ker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79-123；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2页。
[2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77—80页，I 0112③: 113-131号简。
[30]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55—158页。
[31]记载见于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118，2920页。Manfred G.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 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 Welt：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m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vol.2，part 9.2，ed.Hildegard Temporini（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78），853-855nn848-850，其中讨论了学者对于这则记载的很多怀疑。
[32]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604-1361.至于他为何相信《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成书于公元70年以前，见755页注478。
[33]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91.
[34]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The Triple System of Orography in Ptolemy’s Xinjiang”， in Exegisti Monumenta：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ed.Werner Sundermann，Almut Hintze，and François de Blois（Wiesbaden，Germany：Harrassowitz，2009），527-535.
[35]笔者于2006年6月12日参观了杭州丝绸博物馆，并看到了这件来自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丝绸残片。
[36]英文中关于中国织物最完备的研究是Joseph Needham，ed.，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9，Textile Technology：Spinning and Reeling，by Dieter Kuh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72。
[37]Pliny the Elder，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trans.John Bostock and H.T.Riley（London：H.G.Bohn，1855-1857），6.20（赛里斯和穿丝绸的罗马女人，以及对其他进口商品的反对）； 6.26（向印度出口钱币）；11.26-27（科斯丝）。 电子版：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2.0137。
[38]I.L.Good，J.M.Kenoyer，and R.H.Meadow，“New Evidence for Early Silk in the Indus Civilization”， Archaeometry 51，no.3（2009）：457-466.
[39]Irene Good，“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 Antiquity 69（1995）：959-968.
[40]Lothar von Falkenhausen，“Die Seiden mit Chinesischen Inschriften”， in 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Neue und alte Funde，ed.Andreas Schmidt-Colinet，Annemarie Stauffer，and Khaled Al-As’ad（Mainz，Germany：Philipp von Zabern，2000）；书评见 Victor H.Mair，Bibliotheca Orientalis 58，nos.3-4（2001）：467-470。通过与中国出土织物的比对，von Falkenhausen将目录中521号样品的年代定在公元50—150年之间。521号样品于一座年代为公元40年的墓葬中出土，这是西方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绸之一。两件织物肯定都制于帕尔米拉被萨珊王朝攻破的273年之前。另参见von Falkenhausen’s “Inconsequential Incomprehensions：Some Instances of Chinese Writing in Alien Contexts”， Res 35（1999）：42-69，特别是 44—52页。
[41]Anna Maria Muthesius，“The Impact of the Mediterranean Silk Trade on Western Europe Before 1200 A.D.”， in Textiles in Trade：Proceedings of the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Biennial Symposium, September 14-16, 1990, Washington, D.C.（Los Angeles：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1990），126-135，129页提到了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圣瑟法斯圣殿圣物匣中唯一的一件中国织物；Xinru Liu，Silk and Religion：An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Life and the Thought of People, AD 600-1200（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8。
[42]Pliny，Natural History，6.20.
[43]Trevor Murphy，Pliny the Elder’s Natural History：The Empire in the Encycloped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96-99（奢侈品），108-110（赛里斯）。
[44]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境内发现的金币列表见117—120页。
[45]Vimala Begley，“Arikamedu Reconsidered”，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7，no.4（1983）：461-481，esp.n82.
[46]拉西克不认为罗马人统计过这种数据。他认为普林尼是出于道德原因而夸大其词。（“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634-635）：“因此，罗马的官僚作风以及来自埃及的现存记载都显示老普林尼不可能得到罗马与东方年度贸易逆差的准确数字。”另见邢义田对该书的书评，《汉学研究》3.1（1985），331—341页及其续篇《汉学研究》15.1（1997），1—31页。其中邢义田表达了对汉与罗马贸易程度的深切怀疑。
[47]齐东方，私下交流，2006年6月。一个重要的例外见Anthony J.Barbieri-Low，“Roman Themes in a Group of Eastern Han Lacquer Vessels”， Orientations 32，no.5（2001）：52-58.
[48]Wu Zhen，“‘Hu’ Non-Chinese as They Appear i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Astana Graveyard at Turfan”， Sino-Platonic Papers 119（Summer 2002）：1-21.
[49]Charles Blackmore, Crossing the Desert of Death, 1995.
[50]Seven Hedin, My Life as an Explorer, 1925.
[51]赫定把他原来的营地称作“死亡营地”，因为那里死了两个他的人。
[52]《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
[53]《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条。
[54]Periplus，公元1世纪一位航海家写的关于红海及更远地方的游记。
[55]一种大叶植物，气味与肉桂类似，用于制作香油。
[56]尽管学者们已经确定了这一段落所提及的地点，但现代的地理位置无益于将希那的位置落实到现代地图上，因为希那处于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认知之外的世界。
[57]Pliny the Elder, The Natural History, c.77 CE.
[58]爱琴海东部一小岛，今属于希腊，离土耳其海岸仅4千米。
①据我所知，吐鲁番没有梵语写成的世俗文书。近年和田倒是出土了一件，不过还未发表。——译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注。）
②一种矿物，主要成分为氯化铵。
③Via Appia，古罗马时期建造的一条连接罗马与亚得里亚海海港布林迪西（Brindisi）的大路。
④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正式迁都君士坦丁堡。
⑤南道是塔里木盆地南缘之路，取道于阗。北道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之路，取道龟兹。后来又开辟了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成为新的北道，之前的北道就成了中道。
⑥作者对西域的理解比较独特。关于唐朝时西域的概念，可以参考：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113—119页。
⑦这一阶段英俄两国都在收购手稿，英国人收集的手稿被送至加尔各答，由霍恩雷解读。
⑧大谷光瑞实际上没有亲身参与过考察发掘。
⑨维吾尔语，意思是“水”。
⑩本译文由旅居瑞典的虞军直接从瑞典语译成汉语，并加了注释。
⑪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37节中耶稣讲的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唯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路过，不顾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之间的隔阂，动了慈心照应他，在离开时还自己出钱把犹太人送进了旅店。
⑫录文引自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49页。该文书共3行，小括号内的上标数字表示每行文字的开头。木简编号：II 90DXT0213③: 6A。
⑬录文中的 ［ ］ 为可辨认部分，……为残缺部分，（？）表示存疑部分，后同。——编注
⑭录文引自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155页。这组悬泉汉简共7枚，小括号内的上标数字表示每枚木简的开头。木简编号：II 90DXT0216②: 877-883。
⑮芝加哥大学近东系的博士生何彦霄根据希腊语原文对我的译文进行了修改。
⑯即今亚速海，在黑海东北，通过刻赤海峡与之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