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插播：

不久前，威廉实验室的助理开始称呼威廉“爱因斯坦”，对此威廉似乎满心欢喜。我觉得威廉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爱因斯坦，但我理解那姑娘的意思。威廉留着一把花白、浓密的大胡子，但这把胡子多少经过修剪，而且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那头发虽然剪过，但根根直立。他个子很高，穿着非常讲究。他没有我印象中爱因斯坦所显露的那略带痴狂的神色。威廉脸上经常像戴着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具，他鲜少有仰头开怀大笑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那样笑了。他的眼睛是棕色的，依旧很大；上了年纪，不是每个人的眼睛都能像年轻时那么大，但威廉的眼睛是。

话说回来——

每天早晨，威廉在他位于河滨路的宽敞的公寓里起床。想象一下——他掀开松软、套着深蓝色全棉被罩的被子，走进浴室，他的妻子仍在他们的加阔大床上熟睡。每天早晨，他会浑身僵硬。但他锻炼、做运动，他走到外面的客厅，仰面躺在那块黑红拼色的大地毯上，上方是那盏古董枝形吊灯，他像骑自行车般在空中蹬腿，然后往不同方向拉伸双腿。接着他挪到窗旁那张栗红色的大椅子上，从那扇窗可以眺望哈德孙河对岸，他会坐在那儿用他的手提电脑看新闻。在某个时刻，埃丝特尔会从卧室里出来，睡眼惺忪地朝他挥手，接着她会叫醒他们的女儿——十岁的布里奇特，等威廉冲完澡后，他们三人在厨房的圆桌旁吃早餐。威廉喜欢这套固定的惯例，他的女儿是个话匣子，这点亦让他乐在其中。他曾说，听她讲话仿佛在听一只鸟儿叽叽喳喳，她的母亲也是个话匣子。

离开公寓后，他步行穿过中央公园，然后坐地铁往下城方向，在第十四街下车，接着走完剩下的路，抵达纽约大学。虽然他注意到他的脚步赶不上那些与他擦身而过的年轻人，但他仍享受每天这段步行的时光。那些年轻人或提着装在袋子里的食物，或推着有两个娃的婴儿车，或穿着弹力紧身裤、戴着耳机，把他们的瑜伽垫用一条橡皮带绑住、挎在肩上。令他欣慰的是他可以超过许多人——那个用助行器的老翁，一名拄着拐杖的妇女，或甚至恰是一位与他同龄但行动比他缓慢的人——这让他觉得自己健康、有活力，在往来不绝的车流中几乎没有东西能伤及他。他为自己每天走一万多步而感自豪。

威廉觉得（几乎）没有东西能伤及他，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个。

有些日子，在这晨间的步行途中，他会思忖，天哪，我有可能跟那人一样！那边，那个坐着轮椅、在中央公园晨光下的人，长椅上有名护工，正在手机上打字，轮椅里的男人，头向前垂至胸口；或者他有可能跟那个人一样！一条胳膊因中风而弯着、无法伸直，步履不稳。但威廉转念会觉得：不，我和那些人不一样。

他和那些人不一样。如我先前所言，他个子很高，未因年纪而发福（仅有一点肚腩，穿着衣服时基本看不出来），他没有秃头，虽然现在头发白了，但仍浓密，这就是他——威廉。他还有妻子，是他的第三任太太，比他小二十二岁。这点非同小可。

但在夜里，他常出现惊悸。

这是有一天早上威廉告诉我的——在不到两年前，当时我们在上东区碰面喝咖啡。我们在一家位于第九十一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相交路口的小餐馆见面。威廉有很多钱，他也捐出去很多，其中一个捐赠对象是一家为青少年开设的医院，离我的住处不远。过去，他在那儿有晨会时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会在这个街角喝杯咖啡，小聚一下。那天——时间是三月，再过几个月将是威廉的七十寿辰——我们坐在这间小餐馆角落的一张桌旁。餐馆的窗户上涂绘了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三叶草，我觉得——我的确这么觉得——威廉看上去比平时疲惫。我经常认为威廉上了年纪后样貌更好。那满头的银发使他气质出众，他把头发留得比以前略长一点，那些头发微微竖起，不紧贴头皮，与他垂下的大胡子相得益彰。他的颧骨越发突出，他的眼睛依旧乌黑，那样有一丁点怪异，因为他会全神贯注地看着你——表情温和——但另一方面，他的目光不时具备短暂的穿透力。至于他用那目光看穿的是什么，我从不知晓。

那天在小餐馆，当我问他“近来如何呀，威廉？”时，我预计他会一如既往、用反讽的口气说“嗨，我好得很，谢谢你，露西”。但这天早上，他只说：“我还行。”他穿了一件黑色长大衣，在坐下前，他把大衣脱了，对折搭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的西装是定制的，自认识埃丝特尔以来，他一直穿定制的西装，所以肩膀处十分服帖；那套西装是深灰色，搭配他浅蓝的衬衫和红领带。他神情严肃，双臂交叉抱于胸前，这是他的惯常动作。“你气色不错。”我说。他说“谢谢”。（这些年来，我们每次见面，我想威廉从未夸过我气色好或样子漂亮，甚至连一句“看起来身体无恙”也没有，说真的，我总希望他能讲点这种话。）他为我俩点了咖啡，他一边轻轻拽拉他的胡子，一边飞快地扫视店堂。他讲了一会儿我们女儿的事——他担心小女儿贝卡在恼他，有一天他只是打电话想和她聊一聊，电话里她对他隐隐有几分不客气。我告诉他，他能做的只有给她空间，她正在适应她的婚姻生活。我们像那样谈了片晌，然后威廉看着我说：“芭嘟，我想跟你讲点事。”他把身子向前一倾，“最近我半夜老有可怕的惊悸”。

当他用了过去对我的爱称时，这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他难得用了心思，每当他那样叫我时，我总是有所触动。

我说：“你指的是噩梦吗？”

他侧过头，仿佛思索了一下，然后说：“不。我醒着。是在黑暗中，有东西朝我走来。”他还补充道：“我以前从未遇过这样的事。但很吓人，露西。真的吓死我了。”

威廉又倾身，放下他的咖啡杯。

我端视他，接着我问道：“你有没有在吃什么别的药？”

他略露不悦之色地说：“没有。”

于是我说：“那么，试试吃点安眠药。”

他回道：“我从不吃安眠药。”这点我不感到意外。但他说他的妻子吃；埃丝特尔服用各式各样的药丸，他已经不想去搞清她晚上服下的那把东西是什么了。“现在我要吃药啦。”她会快活地说，半个小时后她就睡着了。他说他不介意妻子服药，但他自己用不着。然而，四个小时后他常会醒来，惊悸也开始频繁出现。

“跟我讲讲看。”我说。

他讲了，一边讲，一边偶尔瞥我一眼，仿佛他仍深陷在这些惊悸中。

惊悸一：这类惊悸难以描述，但与他的母亲有点关系。他的母亲——名叫凯瑟琳——早在很久、很久前已经过世，但在这类夜惊中，他竟感觉到她在旁边，可她的存在并不令人愉快，这点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是爱她的。威廉是独子，他始终深晓母亲（私下里）对他霸道的爱。

他醒着躺在床上，身旁是熟睡的妻子——那天他这么对我讲，我听了心里颇不是滋味——为从这惊悸中平复心情，他会想到我。他会思忖，此时此刻，我在另外某个地方活着——我还活着——这让他感到安慰。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走投无路，他边说边把勺子搁在咖啡杯的杯托上——虽然他绝不会想要在半夜这么做，但他知道，万一他走投无路，我会接听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存在能给他最大的慰藉，这样他可以重新入睡。

“当然，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

威廉翻了个白眼，“我知道可以。我就是那个意思。”他说。

另一种惊悸：这类惊悸与德国及他的父亲有关，威廉的父亲在他十四岁时去世。他的父亲是二战时的德国战犯，被遣送至缅因州的土豆地里劳动，他在那儿认识了威廉的母亲；当时她已嫁给那座土豆农场的场主。他的父亲曾为纳粹而战，这可能一直是威廉心中最大的阴影，有时威廉会在夜里想起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产生惊悸——他的眼前会十分清楚地浮现集中营。我们有一次去德国时参观过集中营——那些向人施放毒气的房间会浮现在他的眼前，然后他将不得不起来，走到客厅里，开灯，坐在沙发上，眺望窗外的河，不管如何想我或想任何别的事，都无助于平复这惊悸。这类惊悸不如与他母亲有关的那些惊悸出现得频繁，但每次袭来时，情况甚是严重。

还有一种：这种惊悸和死亡有关。它牵涉的是离去的感觉，他会觉得自己快要离开人世，而他不相信有任何来生，所以在某些夜晚，他的内心会因此充满一种恐惧。但通常他会继续躺在床上，只有偶尔几次，他起身，走进客厅，坐在窗旁那张栗红色的大椅子上看书——他爱读传记——直到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入睡为止。

“你有这样的惊悸多久了？”我问。我们所在的那家小餐馆在当地已有年头，每天这个时候都坐满了客人。我们的咖啡上来后，服务员丢了四张白色餐巾纸在桌上。

威廉望向窗外，似乎正在注视一位拄着助行器的老妇，那助行器带着一个座椅，她行动缓慢，驼着背，风吹起她身后的外套。“几个月，我想。”他说。

“你的意思是，你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这些惊悸？”

当时他看着我，他的眉毛在乌黑的眼睛上方变得粗浓，他说：“我想是的。”少顷，他往椅背上一靠说：“想必是因为我老了。”

“有可能。”我说。但我怀疑事情并非如此。威廉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对我们的女儿来说也是。我试探性地说：“你想找个人聊聊这些事吗？”

“天哪，不要。”他说。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我料到他大概会有此反应。“可确实很吓人。”他补充道。

“哎，威利”，我说，我用了许久以前对他的昵称，“我实在感到遗憾。”

“我真后悔我们那次去德国旅行。”他说。他拿起一张餐巾纸，擦了擦鼻子。接着伸手——像他经常的那样，几乎条件反射般——捋了一把胡子。“我最后悔的是我们去了达豪。我的脑中不停浮现那些——那些焚尸炉。”他一边补充，一边拿目光扫视我，“你很明智，没有进去。”

我惊讶于威廉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去德国时，我没有走进那些毒气室和焚尸炉。我不进去是因为在那时，我就非常了解自己，知道不该进去，所以我没进去。威廉的母亲前一年过世了，我们的两个女儿一个九岁、一个十岁，正一同参加为期两周的夏令营，所以我们飞到德国——我唯一的要求是我们乘坐不同的航班，我生怕我们同时在空难中丧生，两个女儿因此变成孤儿，事后看来是庸人自扰，我们大有可能在汽车从旁边呼啸而过时双双丧命于德国的高速公路——我们去那儿是为了尽可能查明有关威廉父亲的事，我前面说了，他在威廉十四岁时去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死因是腹膜炎。他在接受摘除肠息肉的手术时出现穿孔而身亡。早在几年前，威廉得到一大笔遗产，所以那年夏天我们前往德国。原来他的祖父靠战争发了财，当威廉年满三十五岁时，他从一个信托账户继承了那笔钱，这事令威廉苦恼不已，因此我们一起飞去那儿，看望那位老人，他年事已高，我们还见到了威廉的两位姑妈，她们给我感觉客气而冷淡。那位老人，也就是他的祖父，有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次旅行，我们俩都不开心。

“你知道吗？”我说，“我相信你夜惊的事会慢慢过去的。它只是某种阶段性的现象——它会自行消失。”

威廉再度看了看我说：“真正令我烦扰的是那些因凯瑟琳而起的惊悸。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威廉提到他的母亲时总直呼其名，我完全不记得他有过喊她“妈妈”的时候。接着他把餐巾纸放到桌上，站起身。“我得走了”，他说，“每次见到你都很高兴，芭嘟。”

我说：“威廉！你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

“许多年前。”他说。他弯腰亲了我一下，他的脸颊碰上去冷冰冰的。他的胡子正好轻轻扎到我的脸颊。

我转头往窗外扫了他一眼，他正疾步朝地铁走去；他不像往常那样身子笔挺。看到他那副模样，我有一点伤心。但我习以为常——每次见过他后，我几乎都有那样的感受。

白天，威廉去他的实验室上班。他是寄生生物学家，在纽约大学教了许多年微生物学；他们仍让他保留实验室，并配了一名学生助理；他不再教课。对于不教课这件事：他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怀念——这是他最近告诉我的。原来以前他每次站在讲台上都战战兢兢，直到停止教课后他才明白这回事。

这事为何触动我？我猜是因为我从不知道，而且因为他也从不知道。

所以现在他每天上午十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他写论文、做研究，指导在他实验室工作的助理。偶尔——一年几次吧，我想——他参加会议，将他的论文宣读给其他同领域的科学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