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方仲文。
从记事起，我的生命就被装裱在医院的白色画框里。先天性心肌炎、哮喘、免疫缺陷——这些病理名词像油彩中的铅灰，混进我的骨血。十三岁那年，我蜷在ICU病房，听着呼吸机单调的节拍，突然觉得人生像幅未干的油画，轻轻一蹭就会糊成一团混沌。
我逃了。带着一箱颜料和安眠药，躲进圣托里尼的家族旧宅。那口订制的松木棺材内壁裱着梵高《星月夜》的复制品，鸢尾花瓣的笔触恰好能盖住心律监测仪的导线。母亲找到我时，我正用手术刀削炭笔，监护仪的波形被我用丙烯涂鸦成克里特岛的浪涌——多么荒谬，连死亡都要追求美学仪式感。
换心手术后，我把自己钉进画布。学生会艺术部长、国际艺术双年展最年轻策展人…我用金箔般的光环修补残破的躯壳，直到十八岁那夜哮喘再度发作。医生指着CT片上的阴影说“像蒙克《呐喊》里的漩涡”。
直到那天在校园撞见她——黄昔弦，那个抱着建筑模型横冲直撞的姑娘。她蹲在自行车棚顶装太阳能板，马尾辫扫过生锈的钢筋，帆布鞋上沾满荧光颜料。阳光劈开云层时，她突然回头冲楼下喊：“方学长！你要不要来当我的承重墙？”
那一刻，我胸腔里那颗不属于自己的心脏，在濒死的苍白中撞出一抹钴蓝。原来有些色彩，连死亡都无法覆盖。
现在，我每天偷藏一颗她送的蜂蜜糖。当药液渗入静脉时，舌尖的甜会提醒我：或许我永远成不了帕特农神庙，但至少可以作她的脚手架，陪她一起触碰天空。
所以当你抬起埋在《希腊语中文简译》中的脑袋，好奇的问我：“方仲文，所以你为什么要陪我来希腊？你一定也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吧？”那个时刻，我又只能再一次对你撒谎了，我说：“我是来参加中欧油画双年展的比赛”。你翻开画布，惊诧地看到我画的向日葵，“陈琰姐说的没错，你的画里…仿佛有正常人看不见的色彩。”好在你没有发现，那副向日葵的一角并没有遮掩住底下你的肖像画绿色的裙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