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2)

但是当骑马变得普遍时，它的军事影响就像早先战车发明的后果一样。通过跨上马背，手持弓箭，游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组织精良、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都更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草原发动游击突袭变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样机动、纪律更严明或人数更多的骑兵才有希望阻挡这种袭击。亚述不能提供这种骑兵。他们的故乡缺乏充足的草料，并非饲养马匹的好地方。因此，亚述的马匹仍然比较稀少，仍限于尊贵的统治者和贵族，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而利用这种草原新力量对中东发动广泛袭击。成功的骑兵袭击鼓舞后方的叛乱。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伦人、向东出击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国家。胜利者瓜分了果实：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乡，【59】他们的马匹满载战利品；米底人和巴比伦人与新兴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领土。

胜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争夺。特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斗争，在此过程中，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波斯帝国（公元前559—前330年）

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新征服者——波斯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从东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中东几乎全部被统一了。他的后继者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波斯帝国。波斯通过雇用边境牧马民族部落，防止更遥远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从而防守重要的草原边境。当这种措施难以实行时，居鲁士和大流士先后率领波斯本土大军远征草原地区，虽然不能打败草原的骑兵，也希望借机威慑他们。居鲁士就是在一场这样的边疆战争中丧命，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欧洲时，一直到达今天俄国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乡。

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犹太人返回了。与此同时，他恢复或承认埃及和巴比伦古老的祭司阶层的的权威，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他的政权。但是当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大流士发现，当地的信仰和祭司的抱复会成为滋生反叛的沃土时，就收回了这种特权。因此，居鲁士的后继者抛弃了他实行的放任政策，【61】亚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术很快便被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争取地方独立地位的斗争屡屡受挫，中东各民族对高高在上的外来政治强权的反抗越来越弱。但是，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乱所消灭，而是被地处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所灭。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考虑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在长期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地突出。其中第一个发展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帝国的技术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不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直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王侯、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缴纳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军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威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62】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需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

在公元前一千纪，这些政府原则并不新鲜。但是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把它们应用于比以前更广大的领土，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较大领土的统治者相对较小竞争者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这种帝国优势的背后是军事管理的重大改进。例如，亚述发展了接近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建立了常备军事单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个成功的军官有望根据上级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得到晋升。这种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彻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几乎连年的战役使帝国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战斗状态，能够轻易地战胜任何地方性的仓促反叛，并震慑来自遥远边境另一边的大多数威胁。

在阿卡德的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维持一支常备军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用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物资无法大规模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地方，以便足够维持。但是将武装人员分散到能找到粮食的全国各地，则面临中央政权解体的风险。萨尔贡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轮番抢掠来维持军队，解决这个难题。汉谟拉比则让军队驻扎在庄园上，并力图通过仔细登记每个人的军役义务而征调平常的劳役。在亚述和波斯统治下，这一古老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交通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而有所缓解。帝国宫廷现在能够为自己征收足够的粮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王卫队。帝国全部军队不可能时刻被置于时腋之地，他们在战役间隙分散到全国各地，【63】当需要的时候，再征调服役。但是随着国王卫队规模扩大和职业化的加强——直至组成一万人的波斯“不死队”，帝国中央政权取得了对任何普通对手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样一支国王卫队的存在迫使即使遥远的行省也得服从帝国的征兵要求，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压倒性的报复行为。只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军队，如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游击骑兵、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入侵波斯的组织精良的马其顿军队，才能打破这样的帝国政权通常享有的军事优势。

亚述和波斯政治—军事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里，这种基本权力工具的发展——如常备军辅以为了某些战役而征召的半职业化民军——的确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军队都建立在古代亚述和波斯首先实行的管理原则基础之上。

职业常备军兴起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这使物资能够以足够的规模集中，年复一年地维持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系统的道路建设也有助于此。亚述军队经常修筑适合车轮运输工具行走的驿道。这促进了军队后勤供应，也极大加速了军队到达帝国遥远边境的行军速度。驿道还降低了和平时期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成本，加快了流动的速度。

此外，关于商人权利和特权的一系列法律和习惯规定，促进了较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与彼此疏运与不信任的人群之间的贸易。公元前两千纪巴比伦的法律已经考虑了商人的需要，在帝国的鼎盛时期，亚述和波斯都继续给予商人重要的法律保护。例如，商人免除军役。商人和工匠居住的重要城市享有惊人广泛的自治权，以换取它们的货币租税。更重要的是，驿道——原则上，【64】如果不总是实际上——由帝国政府管制。因此，帝国官员命令地方守卫军队或者手边的分遣部队，惩罚企图打劫过往商队的任何地方强盗。地区之间的商人和帝国军队由此有意无意地结成了联盟，互相支持。他们组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古代中东社会的主要增长点。

字母文字

单一中央政权的优势日益突出，这具有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例如，商人、官吏和跨地区性事务的其他参与者都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后，他们找到了阿拉米语。他们还需要一种更简便的书写模式。在苏美尔神庙，书写技术自诞生起就被限制于少数有学问的人，他们必须在学校学习很长时间，才能掌握大量表示音节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用来表达口头语言的含义。但是公元前1300年前，书写技术的急剧简化使书写相当容易学会。而这反过来为社会更多人口识字提供了可能性。

更简化的书写方法似乎集中发生于地中海东部沿岸，从西奈半岛到托罗斯山区。这个地区位于分别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但是它没有培养男孩全面掌握这些复杂文字所需要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古老的正确性不感兴趣的、受过业余教育的书吏自由地使用简化的语言记录方式。他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以一个符号表示一个特定辅音读音的原则为基础的“字母”，后来大约30个符号就足以记录人类的语言。对该地区所说的闪米特语而言，元音不一定要拼写出来，因为在书写的辅音字母之间很容易插入正确的元音字母。即使今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省略元音。

字母文字起源的精确时间无法肯定。【65】大约到公元前1300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字母文字已经普遍使用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用于记录非常普通的商业交易的陶片表明，字母文字很快就相当广泛地应用于该地区的城市社会。当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书吏批判这种新的文字形式，直到基督纪元前不久，宗教场合一直沿用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但是对于普通事务，稍加改变就可以适应不同语言的字母文字，从它的发源地叙利亚四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更多的大众文献借助它可以长久保存。

字母文字发明的重要性堪与大致同时代铁器的引进相比。通过缩小贫富悬殊，铁制工具和武器使战争和社会民主化。正如前面已经解释的，通过把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匠纳入互利的交换关系，铁器也使文明第一次变成真正地方性的。同样，字母文字通过使普通人掌握基本的识字能力而使知识民主化。通过字母文字，以前只被由祭司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书吏组成的特殊群体垄断的、文明社会的高级知识传统，首次向俗人和普通人打开了大门。更为重要的是，字母文字使俗人和普通人更容易为文明共同体的文化遗产做贡献，因此大大地扩充和丰富了这种遗产的种类。例如，如果没有字母文字，一个像阿摩斯（或任何希伯来先知）那样卑微的牧羊人的言论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通过让更多人口更全面地参与文明的经济和知识活动，铁器和字母文字的影响将使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更稳固地确立。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城镇与乡村的差异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中东农民只是被动地、作为牺牲品而参与政治事务。同样，他们很少分享城市上层文化，而是顽固地坚持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憎恨严苛的税吏、【66】狡诈的商人和贪婪的地主，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与农民不同，在农民眼里，他们的存在似乎正是严重的不公正和邪恶的证明。

一神教的兴起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与农民阶级的疏运只是中东文化领袖们面临的问题之一。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祭司的虔诚和知识变得僵化呆板的旧思想和感情不足以解释世界主义时代新出现的事实。例如，埃及军队和外交官纵横驰骋于亚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时神圣法老的意志像神的旨意一样无处不在、高于常人的观念再也没有人相信了。当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向上游相继转移到巴比伦和尼尼微时，曾经繁荣的苏美尔各城邦走向衰落或完全荒芜了，把苏美尔当作世界中心的宗教诗歌和仪式、众神的关注焦点等，再也无法获得轻松而由衷的赞同了。对于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地区的小民族来说，这种眼前的现实与传统的信仰之间的矛盾甚至更尖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国军队和外来主人的摆布，这些外来者对当地祭司珍视的宗教神话、仪式和神祇知之甚少，漠不关心。

一般说来，这些矛盾引起了两种相反的反映。有人认为，由于人们不能恰当地履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引起神的不悦，这就解释了虔诚应有的回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此，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更忠实地遵循古代惯例，那么神就有望再次拨乱反正。顽固的保守思想和刻意的拟古主义——力图发现并复兴已经失传或遗忘的旧形式——是那些接受上述解释的人的相应做法。

其他人则认为，早期关于众神及神人关系的思想应该改变，甚至应该用新的神启加以取代。【67】但是即使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也经常主张恢复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的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保守的复古主义者心目中的真理和正确侍奉神的方法与现行宗教实践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冲突的话，他们也会变成革命者。事实上，那些对人类世界观造成深远改变的真正重要的运动把对美好（有时候是想象的）过去的向往与对新的神授权威的诉求结合起来了。

古代中东的知识和宗教变化逐渐趋向民族的、超验的一神教。但是只有犹太人得以坚持把这种趋势发展成合理的、明确的结果。尽管其他民族把一个神祇提高到其他神之上，扩大一些特定的神的权威，甚至提高为宇宙之神，但是他们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多神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