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3)

例如，在巴比伦，祭司宣称马尔都克神是宇宙的主宰。旧的宗教赞美诗和仪式都被“修正”，以剔除那些与祭司论调不一致的所有内容。例如，苏美尔赞美诗提及国王神性的段落都被完全删除了。但是在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清洗之后，进一步的篡改就终止了，一批大多起源于古代苏美尔的宗教文献，历经亚述统治而几乎未有任何更改。这种宗教的古老性和权威性无疑给人深刻印象，但是它为这一时期伟大的世界主义帝国中漂泊不定的个人提供的安慰太少。

埃及宗教的演变比较剧烈。驱逐了入侵的希克索斯人之后，埃及人踏上向亚洲扩张的帝国征程，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尼罗河流域之外遇到的奇特的外国方式。将尼罗河和法老视为宇宙中心的旧观念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外部世界。公元前14世纪，一群改革家和宗教激进分子由此兴起，他们认为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传统众神都是虚假的。对改革者来说，只有无处不在的、恩泽众生的光辉的太阳神阿吞，与像太阳一般仁爱并——至少理论上——也无所不在的法老，【68】神祇具有真正的神性。当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登上王位时，他支持这些观点，将自己改名为埃赫纳吞，并开始利用法老的所有传统权力，废除了埃及的旧仪式和神祇。这引起了祭司和保守主义者的反抗，所以埃赫那吞去世后，信仰阿吞神的人遭到残酷迫害，就像从前埃及旧宗教形式信仰者所遭到的短暂迫害一样。因此，埃及人放弃了改造宗教传统、以适应与遥远民族的接触而带来的新现实的全部努力。各种事务都奉行严格的保守主义，古代知识因其古老性而被点滴珍惜，这些变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越古老越好，因此在艺术领域，例如雕塑家会复制古王国时期的作品，且技巧纯熟，以致现代学者常常不能确定哪个作品是公元前三千纪的，哪个是2000年后制造的！

古代中东政治史加强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公元前1100年后，埃及政权退缩到狭窄的尼罗河谷，其天然屏障甚至使亚述望而却步，并使波斯对其的控制难以持久稳定。总之，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埃及都与外部世界隔绝了，正是由于这种做法，直到罗马时代，埃及还能够保留它古老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早期犹太教

公元前一千纪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而是在两个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但是不与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当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在手边发现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会的神话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和传统，这两种做法都不太令人满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进的宗教启示倒成为可能。69在这两个地方，严肃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赖现成的、自成体系的、极其古老的教义体系，而开始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问题。

在这场重新确定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的斗争中，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记录在希伯来经典中的犹太教传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现代犹太教，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圣经》传统把希伯莱人追溯到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肥沃新月地带，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莱人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征服；但是没有埃及文献这么说。《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吞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莱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习惯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地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莱人是刚从沙漠中而来，只有少数人（也许12个部落中的一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而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71】另一方面，当希伯莱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所证明。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抗腓力士人和其他相邻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莱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由于文明的侵袭而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

个别先知强烈感受到上帝后权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抨击社会不公，这些诗歌都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了，先知运动由此改变了方向。在这些爱好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约公元前750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先知改造了耶和华的宗教，赋予耶和华无边的力量，而是不仅仅把他当作入侵迦南地时期的部落战神。与此同时，他们宣称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惩罚作恶者，也随时宽恕及时忏悔的罪人。

耶和华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实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来先知比较容易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为一种不妥协的一神教。中东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变成一神教的信徙，而是保留他们的传统信仰，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莱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72】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耶和华崇拜所取得的制度化形式也对后来宗教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要希伯莱人享有政治独立，以圣殿仪式为中心的耶和华崇拜就会在都城实行。大卫的儿子和继承人所罗门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61—约前922年在位），圣殿崇拜仪式达到顶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新圣殿。所罗门死（约公元前922年）后，希伯莱人的政治力量削弱了，王国分裂成两部分：北部的以色列定都撒马利亚，而南部较小的犹太国则仍然定都耶路撒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征服时，它的权贵家族都被驱逐了，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也把同样的命运带到犹太王国。

从以色列流亡出来的人丧失了他们的民族认同（10个“失落的部落”），并与中东其他人口融合了。因此，在北部王国，耶和华的宗教只幸存于普通农民中间。这种宗教的信徒后来被称为“撒马利亚人”。继承了更丰富的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蔑视撒马利亚人，认为他们把真正的宗教与迷信混同起来。

被从犹太王国驱逐出来的人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耶路撒冷被征服（公元前587年）前不久，犹太人力图纯洁对耶和华的崇拜。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宗教文献被编写成《旧约》，内容几乎与今天所知道的一样。因此，当犹太王国的权贵家族被流放于巴比伦、远离耶和华的圣殿时，他们至少拥有圣经以供阅读和研究。每周信徒集会时，教师（拉比）以讲解圣经取代圣殿仪式，这变成后来我们所说的犹太教的核心仪式。甚至当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允许流放者返回耶路撒冷（只有少数人真正返回）后，修复了的圣殿中的仪式也没有取代地方性的每周集会和阅读圣经。大多数犹太人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许多人仍然杂居在遥远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但是他们保留了全部的信仰，【73】通过思索圣经中上帝的承诺而增强信念。

因此，宗教与地域分离了。在大多数外部事务中，犹太人能够像周围其他民族一样生活，说各种语言，穿着和举止也五花八门，但他们都保留了对耶和华的忠实信仰。总之，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脱离了。犹太教不再依靠祭司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仪式，或要求信徒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并遵守几乎统一的习俗，而是只要在任何可供少数耶和华崇拜者集会研究和思考圣经的地方，犹太教的信仰就能够得到发展。

流放者也使犹太教信仰的感情基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先知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一直强调未来错误将得到纠正的预言。但是流放巴比伦的经历赋予未来更重要的意义。犹太人被迫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横行人间？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惩罚他忠实的仆人？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理论。有些人，如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强调必须更谨慎地遵守圣经所揭示的上帝旨意，因为现实的苦难显然是由于上帝对过去的缺点感到不悦。但是其他人，特别是伟大的诗人以赛亚，则发展出另一种思想：上帝正在净化他的子民，考验他们的耐心，检查他们的坚韧，以便在世界走到尽头、所有不公将被最终铲除的大“审判日”时，赐福于坚持下来的人。对于那些受到这一美景鼓舞的人来说，现实中所遭受的苦难越大，那么“审判日”似乎就来的更快，小心依照圣经记载的上帝启示而行动就更为重要。

由于圣经不同段落的许多观点似乎相互矛盾，而且圣经的指示不能解答许多个人问题，所以拉比们不得不时常发挥独创性，把圣经应用于日常生活。以此，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几乎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这样一种信仰和道德规范就像古代中东凋谢的文化景观中的一束亮光，中东的大城市中大量充斥着的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价值，【74】却没有获得任何适合城市环境的真正信仰或新道德规范。因此，在大城市里，其他的信仰衰落了，只有犹太教繁荣发展，在动荡而艰难的时代里，更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灵之中。

直到公元前500年之后很久，圣经的内容才被编定，直到公元后几个世纪，拉比们对圣经的注释才固定下来。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犹太教特有的重要性和独特的生命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琐罗亚斯德教

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的遥远东部，公元前6世纪，另一场宗教运动变得举足轻重。与作为唯一伟大的先知产物的犹太教的发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与琐罗亚斯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琐罗亚斯德蔑视和抨击民族传统，力图革新各种事物。虽然现代印度的拜火教徒把他们的宗教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但是这种联系非常模糊。例如，拜火教所保存的宗教文献就很难确定哪些可被归于琐罗亚斯德本人。这些宗教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伽他》（the Gathas）是用波斯语的草书形式写成，许多段落至今仍然不为现代学者所理解。

因此，很难了解琐罗亚斯德的详细教义。关于他在何时何地传教也存在激烈争议。唯一无可争辩的重大事实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卒于公元前486年）的一些铭文中引用了琐罗亚斯德的话语。这表明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大流士时代，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很可能只是一部刚刚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力图解释和整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当波斯人开始帝国征程之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自我。

琐罗亚斯德的启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扬至高无上、虚无漂渺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荣耀。马兹达注定与邪恶主神阿里曼争夺宇宙。每个好人的职责显然是站在“光明”一边，遵守由先知琐罗亚斯德传达的阿胡拉·马兹达的指示。【75】这些就涉及适当的崇拜仪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对待他人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回报，琐罗亚斯德许诺此世的兴旺和来世的永生。他似乎还认为，世界的末日将在预定的时节来临，到那时，阿胡拉·马兹达将带来由金属融化而成的净化洪水，吞噬恶人，彰显自己的胜利。到那时，神圣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将永远沉浸于他们的胜利喜悦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从未变成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宫廷人员完全接受先知的教义。例如，薛西斯（卒于公元前465年）之后，波斯君主们留下的铭文所提及的神和观念就与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现代学者所重构的任何教义）相悖。因此，即使在波斯宫廷内，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也没有长期盛行。但是波斯人在居鲁士统治下取得、并在大流士统治下得以巩固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了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后来犹太教的一些特点——如天使的观念和恶人将入炼狱的观点——或直接借鉴自琐罗亚斯德教，或受到其教义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没能像犹太教及其两个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改造世界。但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的确值得与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的教义一起，被视作某种严肃而积极的势力，试图为古代中东大一统世界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提供宗教指导和秩序。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对恶的解释比任何严格的一神教都有说服力。因此，间接起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主义出现在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传统之中；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几乎没有幸存下来，除了后来印度拜火教群体中面目全非的形式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