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7)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于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予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修身”以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有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中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针对此论，毛泽东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值得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