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成王羲之好吃，喜欢美食。那真是大错特错了！“服食养性”，吃的当然不会是鸡鸭鱼肉，而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五石散”。魏晋名士好服“五石散”，尽人皆知。作为当时名士中的翘楚，王羲之自然不会错过服食的热潮。不仅“服食”，还要“养性”。吃了“五石散”，石发之后燥热难耐，熙攘酷热的建康（今南京）肯定是待不住的，因此才会跑到会稽（今浙江绍兴附近）躲阴凉。
“五石散”不仅药性暴烈，还有壮阳的功用。然而物极必反，用燥烈之物催动阳火，好比干锅熬汤，实在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一次两次可能效果显著，时间长了不但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还会打乱人体的内分泌平衡，导致雌激素异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魏晋时期男子好阴柔、喜红妆以及胡须稀少的古怪现象。
白面、无须、好服食，这三样加在一起，定能雕琢出一个玉一样的的人儿。“伪娘”王羲之的外貌还原，基本可信。
“伪娘”天成：婉若游龙
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辈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又擅长书画。他的启蒙老师正是号称“过江书画第一”的王廙，才情一时无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王羲之当然染满书卷气，对书法更是情有独钟。他少年时就从父亲处得到了《笔论》，对书法的意境体会有了脱胎换骨的提高。王羲之为了练字洗笔，把整整一池清水染成了墨色，传为千古美谈。
后来，王羲之拜了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烁为师。卫夫人是钟繇的门下高徒，隶书独具风韵。她把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倾囊相授，全心全意教导王羲之。天分、刻苦以及名师提点，成就了一代书圣王羲之。
卫夫人的书法风格柔美，“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受老师的影响，王羲之早年的字风格姿媚，富有女性气质。尽管后来经过不断地沉淀总结，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但这股姿媚之气却是刻骨铭心难以尽消的。
书法的本质是书法执笔者的情绪，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正像《笔论》中所说的那样，“书者，散也”。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表现人的心理状态是书法家成功的要诀。“见字如见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一笔一画都传递着书写者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一望便知。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最为混乱艰难的岁月。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权臣相互攻伐，为君者醉生梦死，为臣者朝不保夕。魏晋名士们放浪形骸的出世之举看似飘逸，实际却浸透着无奈和苦涩。但从王羲之的字里，我们看不到多少的愤懑忧愁，倒是可以感受到一丝阴柔之气。那是隐藏在铁画银钩间的娇媚风范，是浓墨粉纸上的一抹俏皮颜色。王羲之的性格特征具有明显的女性倾向，难怪后人在评述他的书法时，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了。这两句话出自曹植的《洛神赋》，是曹植描绘心中女神绝美姿态时所用的赞扬之语。这一“翩”一“婉”正好概括出王羲之的特点。“翩”如傅粉公子，“婉”若采桑女郎，形神兼备，不愧为风华绝代一“伪娘”！
闲话魏晋：乱世出“伪娘”
经历了两汉的盛世和三国的战乱之后，魏晋时代显得空前光怪陆离。司马氏窃得曹魏天下，虽然也曾励精图治，无奈先天不足，乏贤臣少明主。朝中大臣擅长清谈服食的“名士”辈出，能够匡扶社稷的却寥寥无几。战祸兵燹像走马灯一般上演，政权更替如同过家家一般儿戏。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原本属于汉族的中原故地尽落异族之手。祖先之地沦陷，对于传统的以“孝义”为核心的儒家理教的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加上动荡的局势，让魏晋时期的社会呈现出一种畸形病态的行状。《荀子》有云：“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这也正是魏晋时代乱世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大背景下，男子像女人一样剃须傅粉、放浪形骸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当时的人对于这种审美还进行病态的吹捧，以至于男人皆以“效妇人状”为美，孔武有力的阳刚之气反倒成了笑柄。
另外，魏晋时期男宠得宠专权也使这种混乱的“情趣”雪上加霜。中国男宠现象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所记载。卫灵公就曾宠幸弥子瑕，西汉哀帝更弄出个“断袖之癖”的“佳话”。到了魏晋时，这股男宠之风越刮越盛。
《魏志》就曾经记载过一个叫孔桂的男子，此人“性便妍，晓博弈蹋鞠，太祖爱之”。枭雄曹操是何等人物，尚且为了一个男宠神魂颠倒，其他人就更不需赘言了。更有甚者，晋时张翰还写出了“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这样的诗句，公然向男性求爱！这等怪事世间少见，在当时却是常态，不能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当时，男宠之风不仅仅是皇家贵族的游戏，富豪人家也趋之若鹜。“风流相放，唯色是尚”。而且还以蓄养娈童作为炫耀财富的资本，相互攀比。晋朝富商石崇同王恺斗富，就常常以娈童作为赌注，输赢往往以娈童数百人为单位计算，甚是豪迈。难怪《晋书·五行志》要说：“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生多怨旷。”言之凿凿，可见当时男宠的盛行程度了。
正因为如此，魏晋的众多美男才会沦为“伪娘”。虽然浮华光鲜，人以为美，但说到底都是一种动荡时代的畸形造物，有悖人伦。
链接一：被“移植”的洗砚池
说到“洗砚池”，人们就会想到王羲之。的确，王羲之早年学书法，勤奋刻苦，为洗笔将一池清水生生洗成了一潭浓墨，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这口洗笔砚的池子也得以名垂千古，成为名胜。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另外一处“洗砚池”——常州洗砚池，它的经历更为曲折离奇。
常州洗砚池的主人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大师苏轼，坐落于苏轼的故宅藤花旧馆。得益于宋代的园林技艺，这处池子被假山环绕，玲珑剔透，透着无尽的山水灵秀。清代诗人赵翼曾说，洗砚池“系白石凿成，底旁有小孔，去其楔，水立涸。以新水溢之，容十五六石许，积水盛夏不败”。
清代的乾隆皇帝喜欢书画，收藏颇丰。对于苏轼这位宋代巨擘，可谓青睐有加，很是推崇。他南下巡游江南，要途经常州。得知这一消息，当地的官员挖空心思想要给皇帝一个惊喜，给自己的升迁增加砝码。这时有人想到了苏轼的洗砚池。如果能让乾隆皇帝“偶然”发现苏轼的遗迹，肯定龙颜大悦，说不定还会留下墨宝！这可是难得的政治资本，一众官员不由得心花怒放。
但问题来了：这座洗砚池位于藤花旧馆，并不在乾隆皇帝出巡的必经之路上。而皇帝的出行路线，并非一介常州知府能够决定的。眼看着到嘴的肥肉化为乌有，大伙难免愁容满面。焦头烂额之际，有人想出了一个“天才”的办法：既然搬不动皇帝，那就把洗砚池搬过来好了。于是，常州官员赶在乾隆到达之前，将洗砚池从藤花旧馆挖掘出来，搬迁至舣舟亭下。当乾隆途经常州时，看到舣舟亭下还有一方苏轼当年的洗砚池，喜不自禁，果然挥毫写下“风流苏髯仙，遥年此系艇。遗迹至今传，以人不以境”的诗句。
乾隆欣欣然归去，并不知道自己被下属狠狠地蒙了一把。而这常州洗砚池，也就因此得了一回“移植”的待遇，换了一处所在“颐养天年”了。
链接二：入木三分传千古，一字千金照翰林
王羲之一生留下众多的传说和故事，这其中比较有名的要算“入木三分”了。据说，当时皇帝让王羲之在木板上写一篇祝词用于祭祀。当工匠拿到王羲之的初稿准备雕刻的时候，发现墨迹深深沁入木板之中，足足削去了三分才见底。
“力透纸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信的，而单凭笔力做到“入木三分”就有点夸张了。不过凡事都要仔细斟酌才能得到结论，下面我们就来较较真，看看“入木三分”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真有此事。
分，是一个长度计量单位，是寸的十分之一。而一寸，又是一尺的十分之一。古代的尺长度同现代的市尺是有差别的。在晋代，一尺大约相当于25厘米。换言之，一分的长度，大概等于2.5毫米。那么，“三分”，也就等于7.5毫米了，看起来并非什么特别惊人的数字。但可别小看这区区的7.5毫米，因为这大概是85张标准的A4打印纸的厚度！
王羲之需要“力透”85张A4纸，才有可能做到“入木三分”。笔墨不同于刀斧，字迹侵彻木板靠的是墨汁本身的渗透性，而非执笔者的手劲儿。除非晋人开发出颗粒极细、达到分子级别的特种墨汁，否则“入木三分”只能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而已。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羲之作品的价值。人们常用“千金”来形容东西的价值之高，分量之重。王羲之的字就可称得上“一字千金”。
前几年，书圣王羲之作品《草书平安帖》曾经以3亿零8百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拍卖成交，创下古代书画的又一新纪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王羲之作品”其实并非他的真迹，都是后人的摹本。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最早见于北宋著名丛帖《绛帖》，后经《宣和书谱》著录，当时共有9行，后被一分为二，这次以天价拍出的为前半部，一共4行，41字。换算下来，平均一个字大概价值人民币750万元。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千金”大概值多少钱。所谓“千金”，就是黄金千两。古时候的“两”跟现今的计量单位是有一定差别的，大概等于1/32公斤。这样算下来，“千两”约为31.25公斤。
根据现在的黄金牌价计算，每公斤黄金价值约为人民币32万元。黄金千两的价值，约等于1千万元人民币。
这么一算，王羲之的一个字，即使是摹本也能值七百金，如果是真迹的话，那其价值恐怕就远远不止千金了吧。
链接三：王羲之的政治婚姻
“东床快婿”是王羲之的早年逸闻。当时，太尉郗鉴想给爱女郗璇寻一门亲事。郗璇是郗鉴的掌上明珠，自幼研习书法，号称“女中笔仙”，是当时一等一的才女。给这样的女儿选女婿，自然不能从一般的凡夫俗子中间挑选。于是，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府上选婿。王导也大方得很，把家中子弟都招到东厢房，任其挑选。闻讯后，所有的王氏子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等着被挑选。只有一人不上心。此人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不但不上心，还摆出一副破罐破摔的架势，袒胸露腹躺在东床上，全然没有贵族公子的风范。不料，选婿的门生偏就相中了这个坦腹之人，回报郗鉴之后得到了太尉的首肯。于是，王羲之同郗璇结为连理，恩爱有加。“东床快婿”也成为一段佳话，被人传诵。
然而，看似浪漫的天作之合背后，却有着诸多令人费解之处。郗鉴选婿为何让门生出面？郗王两家在联姻这件事情上为何显得如此轻率？王羲之又为何要故意坦腹东床？这一切背后，其实都掩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纵使一代书圣，也难逃成为别人棋子的命运。
郗鉴的发迹之路，是依靠王氏一族的鲜血铺就的。在晋明帝时，王导和王敦兄弟二人权倾朝野。王导在朝主政，王敦拥兵在外，这引起了晋元帝的猜忌和恐慌。于是，他一面架空王导的权力，一面偷偷部署军队准备征伐王敦。王敦得知这个消息，决定先下手为强，遂以替王导申冤为名，起兵作乱。在京师的王导吓得四处托人上书表示忠诚，同兄弟划清界限。不仅如此，王导还用计使王敦陷于被动，最后使王敦含恨而死。而当时，征伐王敦的军队中，就有郗鉴的身影。
经过这场手足相残，王导重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官运亨通；而郗鉴讨逆有功，也平步青云，一路升至太尉。等到晋成帝继位时，郗鉴和王导已经共掌朝政，成为分庭抗敌的两股势力了。王导出身琅琊王氏，在江南根深叶茂，是非常有实力的大氏族；而郗鉴凭借军功上位，在朝中势力并不雄厚，跟王氏还有旧仇。为了寻求政治上的联合，保存各自势力，联姻就成了双方的首选。
因此，郗鉴才会授权门生去王家“选婿”——实际上，根本不用挑选，只要是王氏子弟，谁都可以。而深知事情原委的王导自然不能马虎，把家中全部适龄子弟集中起来，参加这场政治筹码交换。
王羲之是何等聪慧的人物，对于王导的用意应该是能猜出几分的。狂放的他当然不想参与这种丑戏，于是一反常态坦腹东床，希望遭到淘汰。谁知弄巧成拙，过于显眼，反而被选中。王羲之寄人篱下，莫敢不从，郁郁寡欢，最后英年早逝；倒是郗璇，笑看人生，一直活到九十岁才撒手人寰。所以说，才子佳人的戏码未必都是花前月下，暗地中的凄苦心酸，不是当事者是无法体会的。
链接四：王右军为何爱鹅？
王羲之爱鹅，曾经以抄写经书为条件从一个道士手中换取一群白鹅。王羲之曾经官拜右将军，人称“王右军”。因此，历史上又有“右军鹅”的说法。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王羲之爱鹅的原因众说纷纭。比较为人所知的说法，是王羲之通过观察鹅的姿态体会出书法执笔的意境和方法。但我们如果从书法本身和其发展轨迹看，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意思是他的执笔手法僵硬；但看王羲之的作品，无论是行书还是草书，运笔皆如有神助，流畅飘逸，丝毫不见僵死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推想，执笔手法跟书法水平好坏之间，未必就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再看支持“执笔说”的另一个“证据”。按照这种说法，鹅转动颈部的姿态同书法中“悬手”、“转腕”的手法非常相似，因此推论这两种执笔法就是王羲之通过观察“鹅颈”参悟出来的。看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细一琢磨就发现这种说辞漏洞百出。初唐的书法专著《书谱》中提到“书有三手”，意思是执笔的方法在当时只有3种；而到了贞观年间，执笔方法就发展成了7种。至于当代书法流行的执笔之法，大都继承明清。魏晋时期，并没有桌椅。因此写字是坐在地上的；到了明清，桌椅都已出现，而且高度不断增加，写字开始从坐姿转向站姿。姿势一变，发力点就不同，执笔手法也就变化了。因此，用后世的执笔之法去揣测千年之前的书法情景，实在是一厢情愿。
那么，王羲之养鹅如果不是为了书法，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答案是：一为修身，二为养性。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道教非常兴盛。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时并未衰落，反而在士人中很有市场。琅琊王氏世代信奉道教，为天师道世家。这一点从王氏一族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羲之、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个个都带有“之”字。
“之”这个字，在天师道中是一个重要的符号表征。鹅的形状同“之”非常相似，可以视作天师道的“吉祥物”。因此，作为修道之人的王羲之，爱鹅修身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养性，则又是另外一层含义了。王羲之晚年“雅好服食善性”，常吃丹石，鹅实为他所食之物。根据道教对于食物的认识，鹅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本草列为上品，“与服丹石人相宜”，是修行道教之人的理想食物。所以说，王羲之爱鹅，不光是把鹅拿来欣赏的，还会把鹅当作食材，大快朵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