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内讧不断(1)

1951年1月4日，汉城（今韩国首尔）再次沦陷。共产党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将美国军队阻隔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破坏了联合国军的整条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率领20万人（半数为朝鲜当地人）对抗40万中朝军队，结果“落荒而逃，自食恶果”，使得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情绪低落。

联合国军战线倒没被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兵力，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迅速集结军队，紧紧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国春节前夕，朝鲜的进攻势头已过。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联合国军开始反击。2月底，第八集团军被打回汉城郊区。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占领汉城。两个星期后，两支大军再一次在三八线上展开对峙，又回到三个月前的原点——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说又回到9个月前战争爆发之际的原点。

美国的这一代人仍在为“二战”取得的胜利激动不已，又因近来顺利登陆仁川的奇迹而冲昏头脑，他们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这种僵持的局面。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休止的战争）就像异教邪说，听来令人生厌。《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表示，要拒绝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说那是“政治哄骗”，是“致命的谬论”。“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府不愿入侵中国东北不屑一顾，认为它们是在“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认为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几乎等于叛国。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不同寻常的改变。12月，33个师的中国军人开始涌入麦克阿瑟的防护网。两名孤立派曾公开表示要对朝鲜的远征军置之不理。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表的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做好你们自己分内的事，只在家园遭到威胁时再干涉。”12月17日，前总统胡佛声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与共产党军队进行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军队不会永远处于上风，但美国空军和海军可以控制海洋，保卫美国。他告诫美国人要安分守己，同时要喂饱“世界上饥饿的人民”，以及贯彻他解决国家危机不变的政策——平衡预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变化。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像起初那样孤独，也不是仅限于西半球。他想“一边以英国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台湾[1]、菲律宾群岛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接替胡佛担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塔夫脱在参议院亦做出同样的让步。塔夫脱表示，如果这些地区遭受袭击而又能成功防卫，那么对于这些“民主岛屿”应予以保护。胡佛–塔夫脱主义，也可称作美国堡垒主义或大陆主义，在新年到来之际，已被提议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另一个选择。在国会的这次讨论中，选择哪一个为最佳方案是主要议题。记者们纷纷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拨款建立4个师，这是杜鲁门曾向北约做出的保证。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国会从未批准给欧洲一支地面部队的方案，我们也不应该不明就里地同意该计划。”三天后，参议员惠里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反对在制定正式的国会政策前，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2月15日，共和党大部分议员签署声明，赞同胡佛的大陆主义。塔夫脱的对手们一心把他说成故意阻挠议案通过者。然而，他们不曾明白且塔夫脱也忽视的是，在塔夫脱身后支持他的是由宪法赋予发动战争权力的国会，并非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脱宣布，他“已准备妥当，可与总统……或多数派政党人士讨论并制订出方案，以获得美国民众的一致赞同和不断支持”。但杜鲁门并不打算与他人分享自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而日渐扩大的总统权力。

按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来看，这次辩论最显著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先决条件，但这些在20年后早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了。无论是政治雄辩家还是国会都提倡“自由世界”——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世界”包括蒋介石盘踞的中国台湾、李承晚的韩国、保大的南越、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属阿尔及利亚、受军事独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殖民地。大陆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认为，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益的。双方无论谁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他们不会组织游行和抗议，甚至连讨论都不会有。所有辩论者都认为共产主义是庞大而单一的，有一个中央系统指导着他们从中国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红色活动，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然后对所有的“自由世界”产生影响。当时，这种信念出奇地获得了一致支持，杜鲁门总统因此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中南半岛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其在时间上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我们把它们视作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单单是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其目的在于增强大部分亚洲人民已平息的排外情绪。英国盟军和欧洲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旨在阻碍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

此次讨论在以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以杜鲁门–艾奇逊为首的民主党人之间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但这还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和道格拉斯也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在国会不支持的情况下，总统不得派遣士兵出国。另外，共和党参议员洛奇和诺兰则认为，参议院在原则上已支持北约，因此杜鲁门能派出军队以实施计划。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最后，一位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位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对所谓的“集体安全”的必要性高谈阔论，但其主张与罗斯福–杜鲁门政策保持一致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被认为难以超脱战争之外，而艾森豪威尔则不同。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西欧军事防御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国会说，除了“重新武装保卫西欧”，别无他法。他说，在欧洲人中，反对斯大林的呼声高涨，他建议美国取得北约的领导权，主张更多的美国武装力量进驻欧洲，而国会也不应限制其日后的增援力量。

塔夫脱抗议道，这样会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难以捉摸”，但辩论就此结束，他失败了。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艾森豪威尔拥有艾奇逊不具备的东西——“国内的政治支持”。此外，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麦卡锡进入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国务院最缺少的东西”。惠里的决议案被否决了。4月4日，国会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个师到欧洲驻扎。国会告诫总统，没有“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如今已无法阻止杜鲁门了。

这是共和党人过得极为艰辛的一个冬天。他们18年没有执政了，并未意识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聚集，而只看见更加灰暗的前景。当时，麦卡锡是党内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马里兰州铲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动。共和党内无足轻重的约翰·马歇尔·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竞选对手。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竞选前夜，这份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户人家的门口。报上是麦卡锡编造的攻击泰丁斯的卑劣谎言，封面上是一张移花接木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正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万张选票而落选，在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战无不胜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么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竞选后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环顾参议院的同事，问道：“丧钟为谁而鸣？”然后冷冷地回答：“为君而鸣。”

接下来的一个月，华盛顿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发生的一件事，显示出林肯政党的堕落程度之深。在知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33岁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发现醉醺醺的麦卡锡正在男厕所殴打皮尔森。麦卡锡用皮带抽打这位专栏作家的脸，讥笑道：“迪克（尼克松的昵称），这一下是为你打的。”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如果用膝盖使劲顶一个人的睾丸，血会不会从他的眼珠子里冒出来。”尼克松上前一步说：“让我这个贵格会信徒来阻止这场架吧。”他拉着麦卡锡的胳膊说：“走吧，乔（麦卡锡的昵称），该回家了。”麦卡锡说：“不，让他先走，我可不会背对着这个人。”皮尔森离开后，麦卡锡告诉尼克松，他不记得把车停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时，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寻找车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则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车后，麦卡锡便急驰而去。对麦卡锡来说，最好是醒醒酒再开车，就像对共和党的士气来说，最好是别的共和党人获得千万选民的拥戴。但共和党别无选择，很多年前党内就已经没有偶像了。

接着，春天来了，一切都变了。4月11日，杜鲁门为他们带来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让大辩论演变为更大的辩论，触发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日到12年后达拉斯事件[2]之间，美国最让人大动感情的震荡。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广泛爱戴，但人气并非衡量将军好坏的标准。论功绩，同时代的将军无人能及麦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麦克阿瑟担任驻法彩虹师师长，当时38岁的他是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他率领美国陆军与日军作战，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治理战后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许多美国民众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学会了也实践了军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当不好副司令。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在中国军队参战后的那个冬天，麦克阿瑟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已丧失战斗热情。据曾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后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高级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顿少将的说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1月以军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麦克阿瑟：“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克阿瑟失去了自信，并逐渐对下属军官和军队失去信心……但当他犯下不服从总司令命令的错误时（这一点证据确凿），参谋长联席会议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大部分华盛顿人怀疑总统是否有勇气训斥麦克阿瑟。4月11日，《华盛顿邮报》早报的标题为“国会获悉，总统不会召回麦克阿瑟，但仍会训斥他”。

当时，美国上下都知道了两人之间的争论。威克岛战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却。12月初，麦克阿瑟开始在报纸上中伤总统，将言辞激烈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以及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表示：“我本应该即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然而，杜鲁门只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未经华盛顿同意，“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政策的言论，不得召开记者会或公开讲话”。圣诞节后，总统写信给麦克阿瑟，对其才能大加赞赏，同时委婉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谨慎行事”。为确保麦克阿瑟明白这一命令，联席会议的两名首长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楼将信交到麦克阿瑟手里，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他们会做出说明。麦克阿瑟说不需要。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麦克阿瑟不见任何记者。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麦克阿瑟“蓄意破坏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动，这是对总司令的公然反抗”。

杜鲁门认为该停战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声明宣布这一消息，并抄送给联合国中的每一个美国盟国以作参阅，参谋长联席会议将文件秘密送到东京。令他们诧异和害怕的是，麦克阿瑟竟然通知报社，并宣布他已准备好按自己的条件与交战方进行谈判。这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却又一事无成。麦克阿瑟提出的建议是全歼中国军队，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存问题上讨价还价。”中国重申了自己对胜利的信念。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已然失败，只留下气急败坏的总统。随后，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让我别无选择，我无法再容忍他不服从命令。”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杜鲁门忍无可忍——麦克阿瑟给国会议员乔·马丁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