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内讧不断(4)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一度寂寂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重返大学校园；核心工程师则移居阿尔伯克基，那里有一个新的工厂，即将启动一条装配线生产核武器；老科技园区内的实验室设备已被拆除，道路维修工作已然搁置，建筑物也逐渐腐朽。戴维·利连撒尔视察后，报告华盛顿说：“我们发现了大量健康隐患和火灾隐患，这会损害士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洛斯阿拉莫斯逐渐衰落并最终成为鬼镇，但20世纪50年代初，某些东西竟使之幸免于难。一夜之间，街道变成了柏油大道，一座医院建了起来，接着学校和图书馆也建起来了，围绕中央林荫路建立了一些商店、剧院和社区中心，体育场正破土动工，运动员纷纷被招进一家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灰复燃的繁荣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皮肤黝黑、眉毛浓密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狂热地制造威力更大的爆炸热核武器，其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将他称为“氢弹总设计师”，真是毫不为过。

氢弹在杀伤力方面已然登峰造极，其破坏力是1945年投放的原子弹的25倍乃至1000倍。原子弹的能量源于核裂变，分裂铀原子；氢弹的能量源于核聚变，聚合氢原子，这也是太阳发光的过程。在极高的温度下，才能实现聚变，因此氢弹又叫热核武器。人们早已从理论上得出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后，原子物理学家对谈论这种可能性都敬而远之。假设的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一直以来，《原子科学家通报》都隐晦地提及“超级弹”，但从未加以定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了解“超级弹”越好。

特勒不赞同这一看法。1942年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位物理学家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特勒便是其中之一。他永远不会忘记随后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和出其不意的精神”。但令他失望的是，考虑热核武器可能性的问题在1943年被中止了。因为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因此首先要解决裂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后，大家认为就该停手了。但此时，特勒已经将想象中的“超级弹”看作自己的“孩子”，同事们也乐意将这个宝贝留给他。

战胜日本后，特勒说如果可以进行热核试验，他就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得到否定回答后，他便前往芝加哥大学核研究院任职。第二年，他再次谈到“超级弹”，并宣称这个威力更大的炸弹在两年内就会研制成功。他当时是少数派，而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连考虑制作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可特勒却看不出何错之有。他指出，他们之所以制造出广岛那枚原子弹，是因为他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制造原子弹。现在，据传苏联科学家正在研制热核武器。难道斯大林就比希特勒更可靠、更清醒吗？

1949年9月23日，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这一消息成为美国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转折点。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发展聚变炸弹最终战胜了一切反对意见。首先，他们发现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探讨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欧·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支持特勒，他们三人成为科学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脑特勒的最强反对声则来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这三人是美国科学界响当当的三巨头。因此，即使双方在别的方面势均力敌，反对派也应该轻易就稳操胜券，开始时也确实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权衡是否该支持研制热核武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投放一枚氢弹，该城市80%~90%的人会立即死亡。因此，他们对此持否定意见。除道德理由外，氢弹制造昂贵而复杂，这也会使阿尔伯克基生产原子弹的速度减缓。而且，即使证明氢弹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氢弹的苏联目标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这两座城市用裂变物质就能毁灭。

这是普遍认知取得的胜利，但只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与美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成盟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理事之一（其余4位为反对派）。他们还争取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认为美国的威望应归功于美国科技的优势，如果苏联制造出第一枚氢弹，美国将大失颜面。1950年1月13日，奥马·布雷德利决定支持“超级弹”研发计划，其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哪怕是暂时得到好处。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布雷德利做出承诺后4天，支持氢弹制造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从伦敦传来——福克斯被指控叛国。人们难以断言福克斯究竟知晓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学界最高级别的会议，因此美国政府在心情上正处于过度反应的状态。1月31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组成的三人特别小组在行政大楼开会，再次讨论了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对意见的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便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研发氢弹或“超级弹”。

许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奥本海默作为代表说道：“从一些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粗俗、幽默、夸张等方式也不能将其消除，物理学家知道什么是罪恶，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原子科学家通报》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个时钟[8]，指针指向11点52分，现在指针已指向11点57分了。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汉斯·贝特的带领下，12位资深物理学家发表声明，指责杜鲁门的决议。他们表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炸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炸弹已不再是战争武器，而是毁掉整个人类的手段。其使用违背了一切道德标准，违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无疑问，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贝特的愤怒只是短暂的。不到5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对反对者的决心是一次考验，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新方案对科学家好奇心的挑战。朝鲜战争动摇了贝特，他认为爱国主义要求他摒弃自己对氢弹的反对意见，并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极大精力是成功研制氢弹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当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几位优秀的同伴发表讲话。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此次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内容如下：

会上出现了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大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制造热核武器的全新探索途径……大家进行了计算，主要是贝特、特勒、费米等几位博士在计算，奥本海默也十分积极……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这也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大家热情高涨，现在某种东西已经成功在望了。

同一星期，格雷承诺将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资建造美国第一个氢弹工厂。直到13年后，电影人物斯特兰齐勒夫博士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梦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发射台上，一按键便可使用。

首先，必须要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难题。制造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相当复杂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无法用常规方式推导。要制造这个复杂的设备，每一步都需要惊人的计算量以得出精确数据，从而测定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部件的影响。因为这些反应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内连续发生的，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人类的大脑却无法应付。1951年的计算机也没帮上大忙。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哈佛大学设计的计算机尽管有500英里的电线和300万个电接头，速度也远远不够。虽然计算机不断改良，但其中性能最好的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27个单词。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幻无常。暴风雨会让它们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火，电路出错，而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术人员整夜整夜地坐在出问题的计算机前，在一个问题上花费数月时间，而其他设计组的专家则只能束手等待结果。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机组员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时轮流值班。科技区的进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决定打破这个瓶颈。诺依曼考虑到“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便将他们的目标称作“魔鬼的武器”，然后无情地、不顾一切地开始研究。20世纪30年代时，诺依曼在数学界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喜欢制作机器人和机械玩具，而如今对“超级弹”做出的永久贡献又将是另一种超级玩具。它可以容纳和记忆4万比特的软件（计算机对输出数据的叫法），并在一天之内算完三个月的方程式，诺依曼将其命名为“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该设备申请专利且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注册而无法更名后，他的同事才发现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为MANIAC（疯子）。

在“疯子”的帮助下，他们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制作完成了重达65吨的氢弹。在“堪萨斯–怀俄明战线”和“大酒杯”的时代，将它叫作“迈克”也不足为奇。“迈克”被运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放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的一间小屋内，屋内还放着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像机、β射线光谱摄制仪、装有铀和重氢的容器和其他核设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只都后退40英里，只有一队志愿者做最后准备。他们也撤离后，便在船上使用扩音系统开始倒数，引爆炸弹。黎明时分，数到零的时候，“迈克”便立刻成为第一枚人造炸弹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员们看着巨大的火球升空达5英里，随后出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呈淡紫色、蓝色、灰绿色，上升25英里后进入平流层，而下面的埃卢盖拉布小岛燃烧起来，一分为二后便沉没了。

潜水员随后在海底发现一个1英里长、175英尺[9]深的峡谷。科学家们计算出，炸弹形成的直径4英里的火球会使斯波坎或旧金山的所有商业区、圣路易斯或匹兹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曼哈顿自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当时海军安保十分稀松，书信检查员没有在意此类信件，它们使人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称“至少10个太阳”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载在当地报纸上，现在整个世界都知晓这个实验及其可怕的后果了。9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了。”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追踪到放射性物质，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试验其第一枚原子弹，其特点是可怕的Z字形云朵。核俱乐部的成员逐渐增加。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预见的噩梦终于变为现实，到处都笼罩着恐怖。爱因斯坦告诉记者：“全体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情况随之产生：完美的武器必须由完美的工具运载。20世纪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动化技术还没有完全脱离人为因素。建设美国核工厂的责任将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承担。该司令部有27万人，驾驶着B–29轰炸机不断在全球穿梭，确保即使美国被毁灭，他们还能进行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每名飞行员都要携带着比“二战”联合空军突袭时扔下的还要多的炸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将军高举宣传牌，宣布“和平是我们的事业”，并将爆炸声称作“自由之声”，将年度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大赛”。演习中，将由配备雷达的火车记录谁击中什么目标。但将军和飞行员也是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久就会被淘汰。

取代他们的偏偏是来自第三帝国那硝烟未散的废墟中的实验室。在“二战”交战国中，只有德国预见了喷气式火箭的军事用途。设计过V–1和V–2型导弹的科学家成了抢手货，战略司令部的战略家们不断上门取经。如果使用火箭推进，原子弹不用半个小时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极。战略司令部曾考虑使用火箭，但认为其不太精确就放弃了。原子弹的误差幅度不能超过2‰，这意味着如果射程是5000英里就会出现10英里的偏差，但对氢弹来讲，这个偏差却无所谓。埃卢盖拉布小岛的沉没使大家对问题有了全新而残酷的看法。按《财富》杂志恐怖的说法：“由于毁灭性热原子弹头中的量子跃进，炸弹会在离目标中心8~10英里的范围内爆炸，这一点在军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尘埃会降落在广大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