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内讧不断(3)

战争是残酷、黯淡无光又令人沮丧的。为了让它充满活力，李奇微的参谋给此处的地形取了带着家乡味道的名字——“堪萨斯–怀俄明”、“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演变成各种怪异的叫法：杉林急流战役、阿特尔镇战役等。“二战”时期那些干脆响亮的口号如火炬、北极犬、霸王、铁砧、巨龙、冰山等已经过时不用了。既然不能消除战争的恐惧，军队的新闻发言人便使用这些委婉的说法，好像战场名字完全被美国化就能隐藏恐惧一样。但正如那些无所不在的连环画和感恩节时战壕中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的名字只能让士兵更怀念家乡。

美国国内的人们不再关注战事。俄勒冈一家报社的编辑怀疑根本没人阅读报纸了，他们一连两天登载了同一个战争故事：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排版、同样的标题，甚至同样的位置——就在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根本没人发现这条重复的新闻。埃里克·戈德曼报道，在内布拉斯加的黑斯廷斯，一名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大腿受伤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了城，盯着第二大道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里简直是繁荣兴盛啊”。

这里繁荣兴盛，全美亦如此。美国在海外作战，但国内未遭受侵略和攻击，人们珍爱的一切都未遭受威胁。不像吉卜林笔下的在远地作战的19世纪的英国士兵，美国士兵根本不觉得自己在为帝国荣誉奉献。他们作战的唯一目的是换取另一片土地的和平，参加的是一场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7]，这真是不好。随后，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切纳发表自己的观点：“美国自1950年朝鲜战争起，便建立了令人迷惑、道德败坏的信条。那时，我就质疑这些信条，如今，我越来越怀疑它们了。这错误的信条就是：我们可以用左手参加一场战争，让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随便去死；而右手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让有幸留在国内的人尽情狂欢，挣大把的钞票。”

遇到这种情形，为麦克阿瑟欢呼似乎成为沮丧的人们的一条出路。这也许还会激励政府努力寻求和平，并且急需愿为此奉献之人的力量。停战是一件敏感的事。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正式承认朝鲜和中国的地位。中国人一直坚称，三八线附近的军队全是志愿军，因此不受中国军纪约束。苏联则否认对此次冲突负有任何责任。美国国务院小心谨慎地商讨着中国台湾、中南半岛以及在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的地位等边缘问题。事实上，正在进行的讨论也会增加战场上的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需要通过厮杀来改变处境。最后，根本没有可靠的中间人寻求和平。谨慎行事必不可少。经验证明，联合国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即使是中立国，尤其是印度，也会走漏风声。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有意提一些使美国蒙羞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在离开国务院休假期间，从普林斯顿致电雅各布·马利克，希望双方使用俄语进行非正式会谈。5月31日，首次会谈于马利克在长岛的避暑山庄中进行。开头有点儿不顺利，但之后就进入了一系列冗长的讨论，只有到马利克认为有必要“慎重考虑”，即与莫斯科方面商讨时，讨论才停止。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主动谈判，这些他们都照做了，但早期的结果仍令人失望。中国人依旧带着诸多怀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更为机智且自谦。他说服双方于7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的古镇开城进行谈判，但有关议程的争吵也随之而来。初秋时节，谈判地点搬到了板门店。但这也无济于事，谈判仍不时中断。朝鲜人的行动使战争拖延了两年，即将进入第三年。艾奇逊曾讽刺说，美国人好战的热情再也“无法降到更低了”。

如今，冷战的温度已降低到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小说、戏剧、电影、杂志里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报纸的连载文章中更必不可少（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讲述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曾当了9年的共产党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有50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个故事）；广播和电视上也不断播放着这样的局势；辛辛那提的棒球红队曾一度更名；社会科学的老师如果不骂这些“共产主义奴隶”的邪恶罪行，就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那些反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得到了最高的演讲费用，列举厌恶共产主义及其跟随者或“左”倾分子的理由，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们还因此被授予了美国最高的奖项。

甚至连美国小姐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近10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救生员。1951年年底，他的小说已售出1300万册。身体结实、留着平头、声言瞧不起“长发”的33岁的米奇·斯皮兰于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审判者》，其主角名叫迈克·哈默。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快枪手》、《以牙还牙》、《孤独之夜》和《大屠杀》相继问世，被看作美国国家特性中自发组织民团、暴力维持治安的最新代表。迈克·哈默不仅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私家侦探，更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该人物为其创作者带来了每本5万美元的利润。1951年出版的《孤独之夜》卖出了300万册，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以这样沾沾自喜的思考结束的：

今夜，我杀的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我冷血地向他们射击，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他们是共产党人，老李。他们是红色杂种，早就该死了……他们从未想过有像我一样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都像马粪一样，软弱而愚昧。

迈克背后影射的人物被称作“新麦卡锡”或“另一个麦卡锡”，又或是无名的改革者，他们有勇气揭发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由此遭到不忠诚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憎恨。如果该系列的书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劫富济贫的雅各宾党人，但大部分时间里，斯皮兰的描写并不连贯。书中的某些段落晦涩难懂，使不合逻辑的推论也不易被发现。在《猎艳者》里，迈克悼念一位麦卡锡式的人物里奥·纳普时说：“共产党人并不能经受住强大的攻势。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只是一群脏兮兮的农民，为了夺取控制权而杀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群大呼小叫的笨蛋，优等人出现后，他们就会明白自己小人物的身份而仓皇逃窜。”作者考虑迈克和共产党农民间的分歧而陷入沉思时，这种等级优越感无处不在：

去他妈的臭皮囊，让他们和他们的哲学通通见鬼去吧！死亡和毁灭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唯一能做的事，他们了解暴力和死亡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在野外作战中上演，撕毁除他们以外的一切东西。

之后，大概是为了区别干净正派的美国人与以死亡和暴力为宗旨的信徒，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用一支塞满泥土的枪杀她，会发生什么事：

枪管会像橘子一样爆开，火药全都会顺着你可爱的喉咙灌进去。如果你想验尸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儿，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必须把小刀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餐盘里，再用尖嘴钳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头盖骨夹出来。

她恶心作呕，而他却继续说：

最惨的要数脖子了，你想想啊，头都没有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重要神经中枢不在了，脖子一会儿就开始不断喷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

再次呕吐后，她说：“你真恶心。”然而，他还是没有当时的连环画恶心。为了讨好改革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连环画也会表现出一本正经的信条。1951年的某连环画封面上写着：“本刊致力于预防犯罪和颠覆行为。我们希望美国青少年能从中了解犯罪和叛国的真面目——悲伤、黑暗、傻瓜的绝路以及眼泪。”但杂志内容教会他们的不止如此。写实的图片上画着被绑着双腕吊起的黑人尸体；男孩们将烧红的铁棒插到不忠的女孩的双腿之间；女孩也不甘示弱，用碎冰锥刺进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把它放下，不，不要！啊，啊，啊……”）。这样的主题不断出现，还有强奸、谋杀、踩踏孩子的脸和喝异性的血（“当她咬他的脖颈时，他感觉像是一种炙热的毒液通过静脉麻痹他的每一块肌肉——他能意识到结果是什么”）。女妖的特征则是喜欢把受害者捆起来，鞭打至死。如何伤害别人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解剖图显示出人身体的各个部位，从“用手指戳或拇指抠眼睛”到“用脚后跟踩别人的脚背”，旁边还附有解释文字：“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这些图供受训的政府特务使用，让他们了解人体特征以及使用什么来伤害这些部位。”有些场景让目不识丁的人们都能理解迈克·哈默主义，在插图中附有以下信息：

魔鬼，现在你们知道了吧，知道在午夜的月光下，在废弃的城市中心球场，一场棒球比赛正在进行的原因了吧。仔细地看着，看看这场奇怪的棒球比赛！一条条长长的腐烂的人的肠子充当垒线，肺和肝是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怀特医生，弯着腰，用带着污秽的头皮打扫心脏，大声叫道：“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走向本垒，挥动着死人的胳膊和腿，他选中一只后，便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将头颅扔过来。接球手将死尸捆在胸前当作护胸，场内球手都戴着死人手做的手套，还有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以及其他的装备——都是用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画的老读者知道肢解赫比的、邪恶的老怀特医生是敌人的间谍，也并不感到奇怪。这一集中，邪恶力量获胜。大部分情况下，连环画描写的经常是共产党人被处以极刑，如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吊在忠诚的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杠上——“旅途的道路极易磨损轮胎。”“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可是毁容最好的办法了！”“是啊，就算是斯大林也认不出这摊肉！”这里的说教一清二楚。在对抗自由世界的敌人时，有秩序的社会显得十分无助，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敢于违犯法律的凶残的人身上。毋庸置疑，他们是野蛮凶残的，但显而易见，我们十分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不赞同麦卡锡的方式，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正确的做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将共产党人拖到煤气厂后面，拧断他们的脖子。普通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像麦卡锡一样，对美国的政策早已深恶痛绝。美国的政策与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背道而驰，有违传统。没有获胜的朝鲜战争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曾经受到的教育是，美国应避免纠缠不清的盟友关系，可如今国家却希望他们忘记这一切。美国军队已成为北约的中流砥柱，1952年年底，美军已拥有50个师和4000架战机。为完善全球的军事基地，一笔前所未有的国民收入被投入军事装备的制造中。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机构月月都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前几年遭受过经济大萧条后，如今美国似乎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而所有账单都转嫁给了美国的纳税人，这让他们日渐不满。

他们能向哪里寻求援助呢？他们唯一信赖的同盟者站在了日渐减少的战前孤立派行列。老一代“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方向表示担忧。范登堡看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给妻子写信道：“真难以置信，计划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无疑会让他成为地球上的头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因为计划提到“我们有提供军费帮助西欧国家军事建设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义务只会让战争更加无法收拾，而不会得到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弗雷斯特·唐奈谴责集体安全的概念会将美国卷入其他国家战争“道义上的承诺”。

20年后再看这番话，会发现它是很有预见性的，但当时人们并不这样觉得。那些曾因称赞慕尼黑而臭名昭著的老家伙似乎是对的。政界中几乎没人意识到，1945年8月6日，国际政策的一切结构开始崩溃。那天扔下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了革命性行动。而外交关系和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的概念，如今也像70岁老将军头脑中的军营小调那样，既过时又毫不相干。只有人们相信有必要动用陆军和海军时，陆军和海军才有价值。如果一系列的行动被看作不可思议，那么一切基于此的假设都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原子弹时代，军事手段仍可能解决小国间或小国与大国间的争端，但对于大国间的争端则一无是处。英国一位军事分析家约翰·斯莱瑟爵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战争作为实际推行政策的工具（我们这一代曾经历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艾诺拉·盖伊”号飞到广岛、“伟大艺师”驶向长崎，表明超级大国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画都要恐怖上千倍，迄今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原子弹规模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