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金权至上、邪恶公行、人欲横流、道德滑坡的地球上，炎黄子孙真该认真想一想，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应如何好好珍惜、继承并大加发扬。只有在经济飞跃发展、国力迅速提升的同时，用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世界作表率，树立指向未来、令人敬佩的道德文明榜样，那时候，才能真正奏响“大国崛起”的宏伟乐章。
六、《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
《周易》是周朝的筮书，但西、东周合共长达八百年（约公元前一一二二或前一〇四六至前七七一；前七七〇至前二五六），到底《周易》写成于什么时候？又是何人所著？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易经》，这也是个必须先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关于《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传统说法是：八卦、六十四卦卦形符号是由传说时代的伏羲（即包牺）氏所作，而卦爻辞则成于周文王之手（也有人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关于这问题，近世以来歧见纷出，争论甚烈。大致上分为三大派：一派认为《易经》成书于商末周初（这派接近传统观点，在人数上至今仍占绝对优势）；一派认为成于西周后期；还有一派则主张成于春秋战国。学者对此各持一说，互不相下。
但其实，我们只要不盲目地信古或疑古，又尽可能详细占有资料，把各方理据充分梳理，做客观深入的比较研究，要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也并非太难的事。
（一）《周易》的成书与流播
我意认为，周初原有一本《周易》，乃参照夏之《连山》、商之《归藏》等同类典籍编纂而成，故卦名、用语、述事或有部分相似之处。到了西周后期，由于时代以及语言的发展，原本《周易》显得佶屈聱牙、艰涩难读（就如《尚书》中周武王、成王时代的篇章那样），不便于实占的应用，于是有关人士（大约是主管卜筮之官）便在古本《周易》的基础上增损改写，注入新的资料、观念和哲理，用当时新兴且十分流行的艺术体式——韵文，撰成今传本《周易》（《易经》），其卦爻辞称为“繇辞”，也就是歌谣体筮辞之意。由此可见，《周易》从草创到写定，原是一本藏于周室、主要用来占筮的官方重要著述。
到西周灭亡，王室播迁，政教礼乐流散于诸侯国，于是才见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六七二）》所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那样的情景出现。随后，此书的影响不断扩大，从上层阶级推向中下层，结合民间原有的一些占筮活动，社会上便逐渐出现一体多元或称同源异流的多种筮书与筮术（如上述包山楚简卜筮简、马王堆汉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以及汲冢竹书《易繇阴阳卦》之类），而正宗定本《易经》的原貌则幸赖战国楚竹书《周易》基本得以保存。同类的传本当时曾引起孔子极大的兴趣，成为他晚年学习、钻研的重要对象，于是产生了夫子“五十以学《易》”、“韦编三绝”种种美谈，并由此开创出不重占筮，而“以德义为先”、研求哲理为主的儒家一派易学。成于春秋末至战国的《易传》便是这派学说的菁华所萃。
（二）《周易》的作者
除少数文字出入外，楚竹书本《周易》和今传本并无二致，可证今本《易经》乃得古定本的真传。它的形制或带有夏、商时代同类著作的影迹，但主要内容（包括卦名义、卦序安排与卦爻辞等）则肯定始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以厉王末年的“共和”时期可能性最大，即前九世纪中叶左右）。其始创者为谁暂时无法考究，但最后编定者应是周王朝主管卜筮的官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原创或最后编定之人，都必然是“国师”级的大智慧者。
如要作大胆的推断，我认为，按身份地位、学养、才情、器识、胸襟品格及所处时代作综合考虑，能符合此条件，担当起著成（或主持编定）《周易》之大任者，非“共和”时期（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姬）虎莫属。他是三朝元老，曾切谏“厉王弭谤”于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便是其名言），复佐“宣王中兴”于后；在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今山西霍县）”期间，他甘以亲子为代，保存了太子静（后即位为周宣王）的性命，才开创出周朝一度“中兴”的局面。他品格超群，才华卓越，关切民瘼，目光远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曾率军平定淮夷，见《诗经·大雅·江汉》）、哲学家，同时又是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诗经·大雅·民劳》便是召公虎的名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便是其开篇的名句）。他言行、著作的思想倾向，与《周易》的内涵息息相通，而在“共和”时代，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因此，我认为，只有召穆公虎，才是最具资格、条件，成为最后著成（或主持编定）以韵文写就、具备百科全书体制、且充满崇高治国理念的《周易》之人。
（三）关于《周易》成书年代的证据
我推定《周易》著成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从内容看。《易经》提及的都是东周以前的事，而没有东周或东周以后的事；其中较多的是周初、早周甚至殷商的人、物、故事。例如高宗伐鬼方（《既济·九三》）、季历伐鬼方（《未济·九四》）、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为依（殷）迁国（《益·六四》）、康侯用锡马蕃庶（《晋》），以及可能是王亥丧牛羊于易（《大壮·六五》、《旅·上九》）；另外，还有“利西南”（《蹇》、《解》、《坤》）之语、“大国”殷之称（《未济·九四》）等等。但是，《易经》里也同样载有并非周初，而是西周中、后期的重要史实及其他数据。较明显的例如：
1.《升》卦的“南征”，以及《明夷》卦的“明夷，（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明夷，夷）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六四》）等卦爻辞实暗藏着有关昭、穆王“南征”的史事。
据古史与金文记载，西周昭王、穆王、夷王、厉王、宣王时都曾大举“南征”（“南狩”也是南征）。而昭王更“南征而不复”，丧生于汉水之滨；由于死因扑朔迷离，长期成为疑案，以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可以振振有词地用来作为征伐楚国的借口：“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但当地人是知道真相的，所以楚使也能理直气壮、不卑不亢地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见《左传·僖公四年》）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综合现存各项数据，经去伪存真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合理的答案：
原来当年昭王率大军南征荆楚，在北返渡过汉水时，突逢灾变（似为强烈地震或特大飓风），天昏地暗，野兔奔窜，雉鸡惊飞狂鸣，浮桥坍塌，六师尽丧，昭王亦不幸掉落江中，为鳄鱼所噬，一命呜呼。为保面子，朝廷没有把真实情况告知天下，以致出现“遇大兕“、”逢白雉“乃至类似传奇小说情节的因”胶舟“水解而溺毙等种种不同传闻。［《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按，此似为“地光”之类的大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变前兆。）又《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通”陨“，坠落。）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即周昭王。闻一多认为雉乃“兕”之误，见《楚辞校补》。）］
因此后来穆王南伐，途经江汉时，便通过大规模的狩猎行动为“父王”泄愤报复──捕杀一批鳄鱼，令其陈尸江面（《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七年，大起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鼍，即扬子鳄。其实是杀鳄浮尸，被讹传为“驾鼋鼍为梁”。梁，桥）；又弋射鸣雉，挖心以祭（古人迷信“鸟占”，认定当日的雉鸡飞鸣带来不祥之兆，遂迁怒于鸣雉）。这便是《明夷》卦所曲折反映的一段西周中期的重大史实。（按，“明夷”，即鸣雉，高亨先生已有此见；“大首”，指活跃于江汉流域的扬子鳄，头特大而身小，故称。其用代称而不用本名，那显然是为昭、穆王讳，为周室讳，故特意含混其词，隐约其事。）而《升》卦则记述了周王一次登祭岐山，为南征虔诚祈求福佑之事，整个过程夜以继日，隆重之至，若非准备亲征，断然不会如此。
2.《比》卦：“不宁方来，后夫凶。”（译：不驯服的方国来朝，迟到的凶险。）所指实为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古本竹书纪年》）那惊心动魄的血腥一幕。这里再度隐约其词，无非也是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已（齐为太公望之后，与周王室历代通婚）。
3.《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爻辞也很值得留意，它极可能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日因厉王无道，被国人起义推翻，流亡彘地，朝中无主，遂由众诸侯推举周公、召公与共伯（名和）执掌朝政，而以年高德劭的共伯为首，史称“共和行政”。直到厉王去世，周、召二公拥立太子静即位为宣王（前八二七），共伯和归国，才结束了那一历史阶段。《乾·用九》称“群龙无首”为“吉”兆，正反映了“共和”时期的特殊政治色彩。
4.《比》、《否》、《临》、《观》、《井》、《革》诸卦表达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理念和施政大计，主要是：行仁政，反苛政；用贤良，除奸佞；去旧图新，及时变革；集思广益，视民进退，即深入了解国情、民意，据之制定相应政策。……这些，便是“共和”时期之秉国者在汲取时局与历史经验的重大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试图与民更始，刷新敝政，以延续并巩固西周王朝统治的新思维、新路向、新方略（至于能实行多少是另一回事）。
以上是《易经》成书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有力证据。
第二，从语言形式看，《易经》既含有西周早期的特点，也颇多西周中、晚期的语言特点。后者如：
1.连词“而”的出现。甲骨文无此虚词，西周早期金文亦未见，要到西周后期才面世，但尚较罕用，至春秋时始流行。《易经》共有五例：“不克讼，归而逋”（《讼·九二》），“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九五》），“盥而不荐”（《观》），“舍车而徒”（《贲·初九》），“不鼓缶而歌”（《离·九三》）。
2.词尾“如”、“若”、“然”的使用。《易经》共有二十一例，如“乘马班如”（《屯·六二》），“出涕沱若”（《离·六五》），“履错然”（《离·初九》）等等。
3.以“享”代“祭”。由商代到西周初，祭祀一般称“祭”不称“享”，到西周中叶后才多用“享”字。《易经》有“利用享祀”（《困·九二》）等六例，而“祭”仅一见。
4.以“其”代“厥”。由商代到西周初，第三人称（含远指）代词均用“厥”，不用“其”，至西周中晚期才渐用“其”字。而《易经》之第三人称代词几全用“其”（共一百例），用“厥”仅得一例。
5.叠词、叠音词与双声叠韵词数量甚多。叠词、叠音词共二十二例，如“谦谦”、“翩翩”等等。双声叠韵词共二十九例，如“屯邅”（双声）、“盘桓”（叠韵）、“赍咨”（双声兼叠韵）等等。
6.齐言（以二、三、四言为多）、排比、对偶句的大量出现与频密应用。如《蒙》卦之“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剥·上九》之“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不早于西周中、后期的语言现象。
第三，也是最能突显《易经》语体之时代特征的，就是普遍用韵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诗文本非一向有韵，“押韵”这种同中见异、具回环复叠之美的艺术形式实萌芽于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十至八世纪），它与同采声、韵复叠形式的叠音词以及双声叠韵词的产生、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而这些发展和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又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散文用韵是受诗歌影响，所以出现自较诗歌为迟。据现有数据，商、周甲骨文，西周初期金文以及《尚书》等文献中属于周武王、成王时代的作品，都还没有韵语。西周中期略有一些，但形式不太工整。直到西周晚期金文如厉王《钟》、宣王时《虢季子白盘》和《尚书》后期作品（如《洪范》等）才多见较纯熟的韵语。总之，散文的韵律化、诗化，在西周中期始初见端倪；至西周末有相当发展，但尚欠成熟；而到了春秋战国方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