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律所的办公室里研究案卷材料，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我好奇地打开门，一位中年男子情绪激动地站在走廊里，跟主任争辩什么。主任陪着笑脸，好不容易才把中年男子给劝走。
那位男子走后，主任脸色变得非常难看，问我：“王律师来了没有？”王律师就是跟我一个办公室的那位资深女律师。我说：“她上午来过一趟，拿了点材料就出去了。”主任说：“你马上给她打电话，说我找她，让她尽快过来。”
我赶紧给王律师打电话。没一会儿，王律师便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所里，直奔主任办公室。主任暴跳如雷，对着王律师大喊大叫，隔着几间办公室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原来，那位男子的弟弟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家里人慕名找到王律师，希望能够通过她的努力保住一条命。王律师收了一笔不菲的律师费，最终被告人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在整个办案期间，王律师除了开庭，只去看守所会见过一次被告人，而且开庭时的时候也没怎么发言，家属很不满意。宣判后，被告人从看守所带出话来，说要见王律师，但是半个月过去了，王律师还没去看守所会见。家属忍无可忍，找到所里要求退费。
王律师的收入占到全所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且她老公又在市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主任对王律师一向敬重有加，“大姐”长“大姐”短，这一次却毫不留情，令我感到非常意外。
那位男子再也没有来过所里，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最终是如何处理的。那段时间王律师的脸色一直很难看，我小心翼翼，尽量不招惹到她，更不敢打听事情的进展。从这开始我就知道，作为律师，我们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公检法和对方当事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当事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何况当事人与律师只是短暂的利益联盟，远远说不上是“堡垒”。在办理了多起案件之后，我在网上发出感慨：“律师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当事人”。有人告诉我，在一位美国律师的著作里面，扉页上就印着这么一句话。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律师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我见过很多当事人“前恭后倨”，办理委托手续的时候点头哈腰或者泪眼婆娑，甚至下跪磕头；一旦案件出现状况，就对自己的律师翻脸无情，口出恶言。这里面既有律师自己的原因，也有当事人的原因。
有些律师在谈案子的时候，为了拿下这笔业务，不顾案件事实情况，也不考虑自身的能力高低，夸海口、拍胸脯，似乎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救星。不少当事人被这样的高谈阔论给唬住了，对律师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但是，等到案件结果出来，与律师当初承诺的完全不一样，当事人感觉到自己被律师耍了一道，不但花费巨大，还耽误了自己的事情。这种时候，当事人难免心中有气，找律师算账，甚至到律师事务所或律协去投诉。
我认识的一位律师，同行们甚至公检法都私下称他为“三没律师”。这位律师的收费很高，但是业内的口碑却很糟糕。“三没”来自这位律师的口头禅。接案子的时候，哪怕是天大的事情，他都敢信誓旦旦地对当事人说：“没问题！”当案子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当事人表示担忧，他大手一挥：“没关系！”等到案子最后的结果出来，当事人找到他问怎么办时，他却摇摇头说：“没办法……”
有一次，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和我一块吃饭，谈起这位“三没律师”。老板放下筷子，目露凶光地对我说：“这狗日的，坑得我好惨啊。有次我开车看到他在路上走，我真恨不得踩一脚油门，撞死他！”听到这句话，我的脊背顿时冒出一阵阵的冷汗。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告诫自己，接受委托一定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能吹牛。即使是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也不可对当事人说得太满。一切皆有变数，不能为了挣点钱，让自己今后走在马路上都不安全。即使当事人不会真的这么去做，为了多挣点律师费而吹牛夸海口，这个钱挣得也不光彩，不舒坦。这跟骗子没什么区别。
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这条底线。很多时候，当事人用热辣辣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我认可您，您只要保证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赢，收多少律师费您尽管开口！”我还是不做任何承诺。很多当事人为此遗憾地转身而去，一些大案、要案与我失之交臂。我也无怨无悔。有些时候当事人投诉律师，却是当事人的问题。不得不承认，人的素质是有差异的。有些当事人确实不地道。有求于律师的时候，他们请律师吃饭，送律师礼物，与律师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一旦案子处理完毕，如果比较理想，可能问题不大。案件结果不理想，有些当事人翻脸不认人，开始把自己的律师当成了仇敌，让律师头疼不已。这种当事人并不在少数。我一向小心谨慎，勤勉尽责，但是在刚入行的时候，也难免中枪。
我办理的一个盗窃案，被告人涉嫌盗窃摩托车，归案后也承认了犯罪事实。但是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并大声喊冤，说是有刑讯逼供，当庭要求家属给他聘请最好的辩护律师。他的妻子为此特意找到我。我介入之后，认真查阅了案件的证据材料，发现证据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会见时被告人告诉我，他之所以在口供里承认盗窃，是因为公安在审讯的时候打得他受不了。
他告诉我，其实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因为他在笔录上签名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心眼，他本来叫“于建华”，他故意写成了“干建华”，把“于”下面的那一勾给省掉了，变成了“干”字。他说：“我不是干建华，所以我不承认那个笔录。”
我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点伤脑筋啊。但是，他这点小花招，法院会怎么看待呢？充其量也不过是证据上的小瑕疵，影响不到整个案子的定性。我更关注的是案件中存在的其他一些疑点。起诉书指控：案发那天清晨六七点钟，于建华骑着电动车在街上逛，发现一家旅社的大门是虚掩的，推门进去，看见楼梯口停着一辆没有上锁的摩托车。他推着摩托车出门，这时正好失主上厕所出来，发现摩托车不见了，下楼追赶，看到于建华推着车已经走出五六十米远，失主喊来同伴一起帮忙，同时报警，抓获了于建华。除了失主及其朋友的证言外，还有当时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的证言。
于建华说，他当时只是骑车路过旅社，莫名其妙地被里面窜出来的几个人暴打了一顿，还抢走了他身上的几百元现金。打完之后还诬陷他偷车并报警。审讯他的警察曾经被他投诉过，这次是栽赃陷害他。
我特意对作证的两名清洁工进行调查。她们的证言前后矛盾，而且她们当时所处的位置看不到旅社大门。等她们过去的时候，失主和他的朋友正围住于建华，她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双方发生争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