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勒庞《乌合之众》的得失(2)

一组有现实意义的因素，给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解读赋予了意义，同样它也可以为我们的解读带来意义。这需要我们发掘出书中很多比它的字面含义更多的东西。读者不仅要留心勒庞多有论述的问题，还要留心他有时在不经意间表露的思想，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中自己过去没有留心的某些方面。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假如读者想从书中获得一些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吵着自己不信服的人们（其实他们被严格的要求约束着）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的话。

《乌合之众》里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其中很多是潜藏在字里行间，而这也是它得以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的原因。这种影响力也在于它的主要论点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一部分，它们大多数还是和我们同在，也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点。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人类被描绘成了很容易受到操纵、不明所以地情愿受骗上当的人。不过这明显是一幅半成品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被控制，一定有一些人在控制着。所以从本质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作实现个人目的的方法。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时候往往太会自我欺骗，他能够有理有据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把美德否定。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致使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观点的诞生，认为人类在社会的引导下特别容易变得很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那些不太奏效的暴力和压迫的帮凶，蒙骗自己的同胞。人不但不理性而且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没有常态，或者是利用理性却做丧尽天良的事情。他不但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不是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的时代起，这个标题明显强调的是控制者，一直到《乌合之众》的时代，这个标题转向了强调被控制者，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作家，都不断地有这样的形象设计出来。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它才开始引人注意且延续到现在，人类是完美的理性动物这一形象，即使没有被消灭，也被它破坏。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厌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穷困潦倒的小说家，都写过很多的书和顺应潮流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是其中之一罢了。1895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突破性力作《癔病的研究》发表的时候，这是个值得赞扬的巧合。它们的同时出现，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造成对人类非理性进行强调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有可能在同一时期都出现。

也许有人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固执地认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它毕竟没有对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将人心抓住进行说明。回头看下19世纪50年代，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那个两人文学小组，对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他们从没满足，一起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受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在他们看来的那些粗野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称自己的这项任务是“社会革命”，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包括龚古尔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对眼前的“道德卫生状况”都是诚惶诚恐，对未来的日子也是疑惑不定。他们的预言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泰纳就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有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的表现。

关于群众不久就要发生的统治，还有着比这些含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这些足够证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勒庞思想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思想，而且其中很多思想法国人塔尔德也同样表述过。只要是两三个人几乎同时有着相同的思想，就一定会出现谁是思想先驱的争论。这场长久不断的争论也是勒庞多次别有用心地重复他15年前就群体的“模仿”和“感情传染”问题说过的话的原因。他与西盖勒多次进行着或是公开或是旁敲侧击的争吵，这是勒庞的典型风格，西盖勒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学》中率性而愤怒地称自己是先驱，并说勒庞的《乌合之众》“显然大部分都是在抄袭我的著作”；在《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又突发奇想，抱怨勒庞“对群体心理进行讨论时利用了我的观点，却对我一字不说”，又说，“我一点也没有正话反说的意思，我认为我的观点被采纳却没有提我的名字，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我们当然没有兴趣对这些一度激昂的优先权声明做出宣判，事后的判决是属于那些有知识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专家来做。在西盖勒和勒庞以及较小的程度上与塔尔德之间的争吵，对我们来说意义在于，许多人同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并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独立存在，这证明了这些思想出现的必然性，因为文化遗产中已经为它积累起了知识前提，还因为受着社会引导的兴趣，已经把思想家们的注意力向能够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转移了。

有充足的证据，而不是捕风捉影，我们就可以认为，勒庞的著作有很多是对当时文化气氛的反映。回忆一下17世纪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吧，在20世纪怀特海使它复活之前，它一直悄无声息。形成一种舆论气氛的思想，符合了人们的趣味，这不是出于偶然。它们能够得到普及的原因是，深层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这个结构由于各种压力和紧张关系已在咯咯作响，或是因为严重的震荡和变化让一些人们接受的思想重新有了意义，或让一些和当前没关的思想变得并不恰当（它们还会固执地表现自己，因为并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被社会结构所决定，还包括同样的结构压力对该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所带来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思想的创造性和普及这种思想，都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具体而言，我认为，那些让勒庞的言论和思想得以迅速普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对他提出那些思想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的事件。同样是这些事件，让他的听众和勒庞产生了共鸣。

只要多少了解一下勒庞度过其漫长一生的历史背景，就能知道他对群体中的个人的描述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读者具有的意义都非常巨大，以及他根本没有机会修改太多这些描述的原因。勒庞1841年出生，那个民众以为会很有革命精神的国王路易菲利普，竟然完完全全成了一个保守派，从而让乔装打扮的激进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得到了传播。当勒庞7岁的时候，巴黎打起了街垒战，最后国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义”的惨烈巷战后，路易波拿巴亲王成了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取代了国王。当时他还不能理解路易波拿巴是怎么巧妙地利用民众，将总统职位变成皇位，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高傲地统治着第二帝国。不过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勒庞对这位皇帝安抚民心的十年统治显然是赞同的，他是想避免民众的反叛，只想让巴黎民众在色当惨败后能够忘掉欧洲。1871年的公社期间，激进派、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伙人掌握了政权，虽然很短暂，但勒庞对此非常忧虑。对于这次反叛，马克思的心情也是自相矛盾，称它为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但却又认为它是预演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举行起义，是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序曲。作为一名成熟但并不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家，勒庞看到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审判、那些蜻蜓点水式的政府更迭，以及为了统治群众而借助于造谣惑众的努力（有时的确有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不久之后便要动笔的《乌合之众》很有帮助，勒庞亲眼看到了那个犹豫不决而又好战的煽动家布朗热将军迅速将潜在实力取得的过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如同“马背上的人”，骑着自己那匹名为“突尼斯”的战马走进了历史的舞台。

勒庞在全书中提到了两次布朗热，一次是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间接的暗示，英译本的译者因为拿不准读者是否已经忘记了那段历史，觉得加上一条指名道姓的注释很有必要。后面这个暗示表明，勒庞本人作为一个不能说提心吊胆但却心情低落的保守派，对群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在自己面前发生的事情的观察为基础的。勒庞这样写道：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做的事，同样也很容易大义凛然（这种有关矛盾心理的论述让弗洛伊德很是喜欢）。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可以血流成河（然后勒庞又补充了和我们的目的非常相符的话）。想对群体在这方面能做什么事情进行了解，不用回顾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在起义中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负有盛名的将军，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下一道命令，他们就肯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见本书第1卷第2章第1节）这个将军就是布朗热。这段布朗热插曲即使法国人还没忘记，美国人估计早就忘掉大半了，这和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时期一样，强大有力的煽动家因为最终没有把自己接手的政权合法化，通常每个国家受到广泛阅读的史籍都会将之遗忘。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那群政治乌合之众的崛起，包括那场占领法国政治舞台的布朗热主义的运动，它的规模就像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的那场将50年代前占领五年美国政治舞台的运动一样。（可笑的是，这两件事连细节竟然都非常相像，在政治上垮台的麦卡锡三年后落魄而死，因被控指叛国罪害怕被审判的布朗热逃离了法国，三年后同样自杀。

如此匆忙地谈论这些人和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它们相隔几代人，社会空间也非常遥远，所以猛一看很像是些无趣的历史类比。勒庞的《乌合之众》写的毕竟不是历史，他依托于历史，是试图把群体性格和行为中多次出现的相似之处找出来，它们只有在细节上的不同。虽然勒庞的思想经历中找不到证据表明，他首先将布朗热插曲提出来是想用归纳法把群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找出来，但是这段插曲的确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这一点和当时那些不假思索的法国人是完全不同的。

变成偶像的布朗热的这段短暂而暗淡的历史，读起来很像一部由勒庞创作的反映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剧本。但是，事件是发生在此书之前，所以更准确的假设是，勒庞总结了这个事件，不是布朗热和他的追随者对这部著作进行预演。作为勒庞关于群体行为的思想之根源和可能的依据，我们就不能忽略布朗热主义。

在经历了稳步提升之后，布朗热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进入了作战部，主要工作是给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制定一些秘密决策。他最开始得到广泛的支持是因为让军队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变，现在已不是习惯于艰苦条件的职业军队，是以一些暂时变成军人的普通文官为基础的。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多面人物，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方式。第三共和国很多大众心情不满，认为他是让他们不满的主要根源——政权小丑的领袖。布朗热本身没有政治信仰，所以他能够而且也确实答应满足许多政治派别相互对立的利益。他同意与戴鲁莱德的爱国者同盟，要用武力来执行他们的沙文主义主张，要洗民族耻辱把德国人赶回莱茵河；对于波拿巴主义者，他答应要恢复帝国，对于给予他花销的保皇党，他同意把君主制恢复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群体，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温和的共和派和持不同意见的激进派，他都能让每一派都把他当作“他们的人”一样看待。这些群体因为共同反对政权而暂时结合在一起，都把布朗热当成他们事业的领袖，哪怕他本人只有将军的事业，实际上别的任何事业都不支持。整个民族群体的种种矛盾，在领袖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