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勒庞《乌合之众》的得失(3)

政治事件一轮轮接踵而来：1886年巴士底狱纪念日，巴黎的群众在朗香高呼，他们支持将军，不要总统；在将军竞选取得胜利后，巴黎民族继续呼叫着要他进军爱丽舍宫；报纸对他也是言听计从，最开始是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报》，接着是维伊奥的《宇宙报》，再后来，其他一些报纸也都是异口同声，都成了宣传将军及其运动的报纸，在还没有对已经说过什么进行证实之前，便盼望着听听“他们在街上正说些什么”；献给“我们勇敢的将军布朗热”、“啊！复仇将军”和“希望将军”的赞美诗迅速增加，这些歌不但宣泄了群众的感情，而且也把他们的感情控制住了；很多玩具、机械工具，乃至——竟然偶像化到这种地步——烧酒，都用这位备受拥戴的领袖的名字命名，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被布朗热主义短暂而强烈地支配着，它几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雾月18日而大获全胜。对这些事情无需再更多地描述细节，它们只是勒庞《乌合之众》中的一页（当勒庞说那个无名将军“只要他一声令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他们为他的事业就会牺牲性命”时，文字里透漏出这些意思）。

布朗热故事余下的部分这本书里也有，只是将会用一些概括性的语言出现。特别恰当的记录是群体——尤其是巴黎，别的省也差不多——爱恨无常所造成的迅速变化的左右摇摆：布朗热今天还备受推崇，明天就成了犯人。勒庞在布朗热的迅速崛起中，也许找到了可以用于全书的一条公理，也就是根据名望的起源来说，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这和他从布朗热的突然垮台中找到的另一条相关的公理一样，虽然他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从名望危险的衰落来看，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当法国聪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国内务部长孔斯坦，但不是他一人）不断寻找这位大众英雄的很多弱点时，他很快就失败了，就像他很快得势一样。布朗热害怕遭受叛国罪的审判，带着他多年的可爱情妇玛格丽特·德·邦曼逃离法国，最先去了布鲁塞尔，很快被驱逐出境后，又到了伦敦，随后是泽西，最后又回到布鲁塞尔。他在逃亡过程中依然很天真，是个乐观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些没人关注的宣言，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法国各政治群体一定再次落入了奸诈的政客手中，他已经不是可以操纵他们命运的人了。政治失败给他带来严重的打击，再加上1891年玛格丽特因结核病去世，让布朗热在两个月里悲痛欲绝，最后也躺进了安葬着玛格丽特的伊克塞勒墓地。

勒庞和他的同代人都见证了这一切，但是他对自己的所见做了思考，这一点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不同。在这出戏的过程中，他看到巴黎轻浮的民众短时间内忘记了他们的马背英雄，在1889年6月，也就是布朗热逃离法国不久，万国博览会开幕。在众多让人愉悦的事情中，埃菲尔铁塔鹤立鸡群，它那伸向天空300米的钢铁身躯，是在宣告一个新世纪就要到来，这个新世纪里，钢铁城市将把石头城市取代。在对群众的轻信和多变进行思考时，勒庞也一定从他们对那个本土英雄的报复性攻击中获得证据，说明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再存在的权威唯命是从而进行报复”（见本书第2卷第3章第3节）。勒庞很用心地观察这一切，并用概括的形式把它们写到自己的《乌合之众》一书中。哪怕布朗热插曲没能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磨房提供足够的粮食，当时的历史供给他充足的原料也是非常容易的。在布朗热主义消失后不久，雷赛布——一个能移动山岳、凿穿地峡的人——戏剧的最后一幕便上演了。他因苏伊士大获成功而负有盛名，却因丑闻而引起的巴拿马运河的失败而下台。在年届88岁时，他佩戴着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很是自豪，没想到会有五年的牢狱生活在等着自己。对于这件事，勒庞难以做到心平气和，也没能保持学术上的超然品格。于是在《乌合之众》的一些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他怒气满腹地分析了民众是怎样攻击这位“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这一系列事件的叹为观止之作，就是被那些充分理解其含义的法国人还称之为“大事件”的那件事，它也许让此书的写作进度得到了加速，对此我们也不能确定。勒庞写这本书的同一年，国内出现了起诉德累福斯上尉的事件，很快他受到秘密审判并以叛国罪定刑，然后军衔被剥夺，他的惩罚就是在魔岛上终身服刑。他是第一个被允许进入总参谋部的犹太人，同时也是个阿尔萨斯人。法国群众主要是被极度恐惧害怕下台、虽有政治头脑却又非常愚昧的总参谋部当局挑动，另一方面也被它操纵，他们的行为后来达到了顶峰，并且带来了许多次要后果，给勒庞的书提供了新的依据便是其中之一。然而，1894年对这个不是本族类的审判、定罪和撤职，却让群众不负责任的轻信态度影响到了全国，它的严重程度就是最不关心政治的法国人（但愿这不是个自相矛盾的称呼）也都会关注，更别提像勒庞这样的观察家了。

为什么说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仅是因为习惯，并不全对。这种流行的解释只是部分正确。不错，在勒庞用来证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有二十个左右讲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有几个是谈到了拿破仑。不过余下的一半左右的事件，它们都是发生在法国的事件，更重要的是都是勒庞亲眼所见。进一步说，之所以提到大革命的原因是，勒庞本人那个时代的事件起着一部分作用。和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勒庞同样被这场大革命所纠缠，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有很多个暗示表明，他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对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关事件有了提醒。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的原因，更多的是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而对历史的回顾。换句话说，他经常是在对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进行评价的伪装下，分析第三共和国的群体行为。

很多人在阅读勒庞作品时，常常会认为他本人见证过法国大革命，很不幸，他的希望被第二帝国出卖，又因第三共和国而最终破灭。事实不是这样的。他只活了90岁，这本使他威名远扬的书在他55岁那年就已经问世。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对法国群体行为的观察，完全可以为他的社会心理学奠定基础。勒庞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对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他会重新解读，向他的同代人说：“诸位如果需要我这些想法的证明，看看你们四周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不但不是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的唯一材料，更不是主要的经验证据。人们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原因是，对于把历史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十分矛盾。这本书里，对于作为当时复杂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结果之真实记录的史学，可以更确切地说是历史记载，他发现可以忽略。在这一点上，虽然没有一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则，他持的是“历史全是胡说八道”的观点，（据说）这句话后来由亨利·福特说出才广为流传。如果福特确实说过这句妙语，他可能只是简单提了一句，而且是因为无知，勒庞说的却很多，并且不像是因为无知。怀着这样的心情，勒庞相信“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被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也掺杂其中。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时光。”（见第1卷第2章第2节）为了得出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勒庞首先认为历史记载有两种噩运是不能避免的：第一，这是因为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已经消失或很零散；第二，对很多可以利用的文献在选择时会有倾向性，他认为这是史学家定会遇到的事情。

后来他转换了下心情，这种心情延续的时间很长，以致使他消耗很多精力写了好几本所谓的历史著作。他发现，不以历史为依托，根本无法对群体行为（或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进行研究。1912年，当勒庞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Larevolution franc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evolution）时，他只是将自己的做法改变了，但是看法却没有改变，也就是认为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这和同矛盾心理做斗争的大多数人一样，勒庞也有一种妥协的理论提了出来。这使他不但可以和历史生活在一起，而且能够否认与它同居的事实。这个合理化的理论简单明了：不错，“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有一句的记录是真实的吗？”勒庞又说，这些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将群体心灵打动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见第四卷第2章第2节）对于这种看起来是在真正的历史和作为有效神话的历史之间采取妥协的做法，我们可以质疑它，但是，对于勒庞在这种看待历史的矛盾心情中面对两种对立倾向的困境摇摆时，我们却需要给予同情。他触碰到了一个后来得到更严格更令人信服的阐述的观点：在决定人们的历史地位上有着巨大的作用，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而是后来者对他们的认识和感受。在真实性（在创作者本人看来也许天衣无缝）与表象两者之间，不需要全部吻合，虽然有时能够吻合。在和自己这种对待历史的复杂感情进行搏斗时，勒庞让自己能靠近一个可以称为托马斯定理（这个名称来自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托马斯）的观点：“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根据其结果那么它们就是真。”这句话和后来人们才知道的见解很接近，那就是人的“公开形象”和该形象在影响接受它的“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勒庞对对待历史处于的极度的矛盾非常要想找出一个究竟，这使他几乎要得出一种正确的见解：作为神话的历史在形成后对社会现实的历史发挥作用。虽然这种见解还稍欠火候。

勒庞虽然将他的全部智力全部展现出来（这一点必须重视），比较而言他还是没能取得对那些学者的胜利，他们以路人皆知的模糊的最终分析为据，将历史为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的基本材料给予否定。勒庞和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但是可悲的是，也和他的许多后来者一样，认为历史是一种表象，而历史文献记录的是一些绝无仅有的事件。如果严格地说就是这样，如果历史材料不能为用一种让人觉得模棱两可的很模糊的语言，探寻人类行为发展及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础，那么勒庞的确是在浪费他自己和我们的时间。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错误观点，也只有那些享受着一劳永逸的先人遗产的人才会轻视它：这仅仅是事后的聪明。就在《乌合之众》出版6年后，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仍在就历史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的原因进行解释，它们和能够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发现的相同因素是不同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对在研究普遍规律的，或概括性的学科与研究独特，或称单独的现象的学科之间所做的错误划分给予否认，例如，柏拉图的观点：“‘历史绝不会重复’与‘相应的历史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要的方面，总是重复’，同样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