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3000万个词的差距(1)

谁开启一道校门，便是关闭了一座监狱。

——维克多·雨果

两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R.里斯利（Todd R.Risley），用两年多的时间观察了42个家庭。哈特和里斯利录下了这些家庭中父母和幼儿的互动，转录成磁带，计算其中的单词数量。他们发现，婴儿开始说话的年龄和家庭收入之间没有相互联系，但孩子听到的单词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一个接受福利救济的孩子一年能听到300万个词，一个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一年大约能听到600万个词，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一年能听到1100万个词。

到了4岁，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比接受救济的孩子已经多听到3200万个词。这3000多万个词的差距对孩子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哈特和里斯利写道：“家长们对孩子说的话越多，孩子的词汇量增长越快，在3岁及之后的智商测试中得分也越高，这几乎毫无例外。”[1]他们继续追踪这些孩子，直到他们长到9岁。哈特和里斯利发现，幼儿听到的单词数量对他们的大脑发育、智商得分和学习表现似乎具有持续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发现和结论：到了入学年龄，贫困儿童往往已经严重落后，很难再追赶上来。此外，低收入家庭孩子听到的很多单词是家长责骂他们时所用的严厉词语，而专业人士则抓住每个机会表扬孩子。接受救济的孩子每听到一个鼓励的词，就要听到两个让人泄气的词，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每听到一个令人沮丧的词，会听到六个鼓励的词。

正如戴维·奥尔兹和其他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贫困家庭的父母并非不愿意和婴幼儿交谈或夸奖他们。没人渴望成为不称职的妈妈或爸爸。大体上说，各个阶层背景的父母都爱孩子，都希望孩子成功，都乐于帮助他们茁壮成长。问题在于，那些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单亲妈妈紧张而忙碌，没有意识到和宝贝说话的重要性，也更习惯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有些母亲认为把孩子放在电视机前面可以替代对话。哈特和里斯利从数据中发现，真正起作用的是和孩子说话的人，电视机对词汇和认知发展毫无影响。位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学习与脑科学研究所，斥资400万美元建成全球唯一一间专为婴儿设立的脑磁图扫描室。研究所检查孩子们的脑部时，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婴儿听真人说话时，将其当作一种社交互动，并且会处理听到的信息，而面对电视屏幕时，大脑会把听到的单词当成随机噪声。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改善长远结果、有助于打破贫困循环的早期疗育，研究也已指出帮助孩子在整个幼儿园阶段持续发展读写和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读书的孩子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没有比给予孩子阅读的快乐更有助于他们为学校做好准备的方法了。俄克拉何马、佐治亚和西弗吉尼亚等州已经通过早期儿童项目表明，哪些方法在创造更广阔的机会方面是奏效的。其中一些项目为我们每个人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途径。

19岁的单身妈妈罗莎·欧拉多尔和16个月的儿子卡尔文住在波士顿。她是个活泼健谈的姑娘，从小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吃饭，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居住，高中怀了孕，毕业当天生下孩子，此后一直靠着微薄收入勉强维持温饱。罗莎没钱给孩子买书，但可以从“伸出手，一起读”组织接受图书，并获得给孩子读书的指导。“伸出手，一起读”是一个致力于弥补儿童语言能力差距的新型慈善机构，于1989年在波士顿医疗中心成立。当时，一群儿科大夫和教育工作者看到，医生几乎把全部时间花在治疗儿童感冒和咳嗽上，却忽视孩子的精神发展。他们备感不安，由此创办了这个组织。“伸出手，一起读”建立起一个全国儿童医生网络，将向低收入父母分发童书作为常规检查和医疗访问的一部分，利用童书提高家长对儿童阅读的重视。

罗莎定期带卡尔文去见儿科医生加布里埃尔·穆斯科洛。穆斯科洛医生加入“伸出手，一起读”，分发童书已有将近17年的时间，她估计，自己已向数千名新妈妈提出了给婴儿大声朗读的建议。她还将图书引入了体检。观察婴儿拿书的方式，可以评估他们的运动技能，也便于就孩子参与阅读和对话的问题与父母加深讨论。她说，很多家长起初认为花费这么多精力给孩子读书是件荒唐事，因为他们还有更多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很多人会想‘我连晚饭都还没着落’，或是‘我自己还没从虐待里逃出来’，她干吗跟我说读书的事？”穆斯科洛医生说。她告诉这些父母，婴儿有很多种需要，而阻断贫穷传给下一代的关键在于，赋予宝贝一个强壮的大脑结构。“那么，你该怎么做呢？”她自问自答道，“想要在学校获得成功，你就要学会阅读。”实际上，“伸出手，一起读”的医生们几乎把阅读当成一剂药方开给家长。

“伸出手，一起读”的医疗主任佩里·克拉斯说，很多低收入父母没有听过别人念书给自己听[2]，也不了解阅读的重要性，直到儿科医生向他们强调这一点。“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要理解自己得做一件小时候家长没有为你做过的事，这是困难的，”克拉斯医生说，“对很多父母来说，给甚至还不会说话的半岁孩子念书，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很多家庭中，唯一一本书是束之高阁的《圣经》，取下来之前你还要洗洗手，当然不会把它递给一个婴儿。”

发动医生分发图书，把朗读当成药方开给病人，是一种极其简单而便宜的干预途径，但具有惊人的效果。罗得岛州进行过一项随机对照实验[3]，从205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随机挑选一半参加“伸出手，一起读”的项目。这些受试者得到了《宝贝》《晚安，月亮》《哞，咩，啦啦啦！》《小兔子睡觉》和《三只小鸡》，他们的父母也得到一页材料（写得非常简单，只有三年级的阅读难度），说明为孩子读书的益处，上面建议将睡前讲故事作为每天晚上的例行功课。孩子们长到18个月，平均经过3.4次健康检查之后，效果显著。被分入读书项目组的家长更容易把读书列为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其中78%的人每周给孩子读书三次或以上，而对照组只有46%的家长这样做。追踪观察发现，两组孩子长到大约两岁时，“伸出手，一起读”项目组的孩子词汇量远远高于对照组的。正如《儿科》（Pediatrics）杂志所称：“这种作为儿童保健组成部分的干预方法简单便宜，改变了父母对和婴幼儿一起读书的重视程度。”

另一项严谨的实验则以低收入的拉美裔儿童为对象。[4]随机分入“伸出手，一起读”项目的孩子和家长得到了双语图书和说明材料。最开始，64%的家庭称，家中一本儿童图书都没有；两组中每周为孩子至少读书三次的家长都不到四分之一。十个月后，对照组中为孩子读书的父母人数依然不足四分之一。而在“伸出手，一起读”组里，三分之二的家庭每周为孩子读书三次或以上，将读书列为孩子最爱的父母人数，是对照组的三倍。

因为医生参与项目没有酬劳，而且学乐集团（Scholastic）捐赠了几百万册图书，“伸出手，一起读”项目一年花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开销只有20美元。这是一个符合成本效益、采用实证帮助处于关键发展阶段儿童的绝佳案例项目。[5]已有超过28000名医生接受“伸出手，一起读”的培训，三分之一的美国贫困儿童已登记参加。考虑到低廉的成本，这个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几乎不合情理。“制约我们的是资金，”克拉斯医生说，“如果有资金，我们帮到的孩子将会多得多。我们需要图书和经费，也花了大量时间请求人们捐款。”“伸出手，一起读”不仅需要支票，也在寻找图书、书柜，以及在医生接待室里读故事书时要用的“阅读地毯”。他们的网站也招募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在医生接待室为候诊的低收入家庭孩子朗读。

美国的贫困问题带有强烈的种族动因，但美国的成绩落差问题不只关乎种族——种族差距实际上正在缩小；反倒是贫富阶层之间的成绩落差在扩大，而这并不仅仅是天赋上的差异造成的。斯坦福大学的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发现，最富的10%和最穷的10%之间的成绩落差，几乎是黑人白人成绩落差的两倍。[6]而在半个世纪以前，黑人白人之间的成绩差距还是收入鸿沟的两倍。里尔登说，2001年出生的孩子所面临贫富阶层间的成绩落差，比1970年出生的孩子高出三分之一。从统计上看，出生在今天的美国，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比上一代小得多。

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是，父母为孩子投资的模式不断发生改变。过去，富有和贫穷的父母都不太管孩子。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前半叶，流行杂志上的绝大部分育儿指南关注的都是医疗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文章的焦点转向了如何增强孩子的脑力。富裕的家长陪孩子的时间变长，富家子弟中参加顶尖学前班的人数飙升。富有的爸爸妈妈们拖着儿女从小提琴课赶往象棋课再转战足球场，在路上孩子还要在iPad上玩益智游戏；贫穷家庭的父母往往依然对孩子放手不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富有的那20%家庭花在培养孩子上的时间就已经是最贫困的那20%家庭的四倍[7]；现在，这个数字几乎是七倍。同样，最近几十年来，富裕家庭孩子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也超过贫困家庭。

这一切都意味着，幼儿园确实为已经起步的中产阶层孩子们带来了益处，但对那些处在经济阶梯底层的儿童来说，它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佩里学前教育方案”（Perry Preschool Project）是受到最广泛研究的反贫困干预之一。[8]这项随机对照实验始于1962年，主要面向密歇根州伊斯兰提镇三四岁的贫困非裔儿童。在当地学区接受了学前教育和家访的孩子，高中毕业率最终达到65%，对照组则为45%。参加“佩里方案”的女孩，未成年怀孕的概率只有对照组的一半。受试儿童未来入狱服刑的可能性比对照组低46%。到他们40岁时，曾参加“佩里方案”的受试者收入比对照组高42%，拥有自己住房的概率是对照组的三倍，而接受福利救济或其他政府援助的比例比对照组低26%。为学前儿童投资，节省了政府的支出。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佩里学前教育方案”是一个小型试点项目，其执行随机选择的方法存在技术问题，当这类方案的实施规模扩大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此外，在1962年，“佩里方案”是唯一的选择，那时还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今却可能有各种替代选择，因此项目的收效可能更小。早期干预的批评者有时会把矛头指向“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称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这么说不完全对。[9]“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通过家访和学前教育帮助新生儿体重偏低的家庭，它的确没有对个头最小的孩子（出生时可能因为并发症体重少于4.4磅）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出生时体重在4.4磅至5.5磅的孩子们，获得了持久、显见的益处，他们18岁时参与危险行为的概率更低，在数学和语言测验中表现也更出色。

最大的早期儿童项目“开端计划”，显然不如“佩里方案”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儿童保育的质量往往比较低。批评者们注意到，在几年之内，“开端计划”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似乎并不比其他学生更出色。2012年开始的随机对照实验“开端计划影响研究”发现，到了三年级，随机分入“开端计划”组的孩子获得的收效就已消退。计划失败的说法就此传开。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如此为报告作结：“政府学前教育完全失败。”《时代》杂志的乔·克莱恩（Joe Klein）则撰文称：“‘开端计划’根本毫无成效……这是犯罪，如同为石油公司减税一样令人愤怒——甚至更可恶，我们谈论的可是孩子的人生啊。”[10]

教育成果的消退令人感到失望，在这一点上，克莱恩等批评者说的并没有错。但是，“开端计划影响研究”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第一，大部分没有参加“开端计划”的孩子都参加了其他学前教育项，还有一些孩子在4岁以后也加入了“开端计划”。因此，研究测量的基本上是“开端计划”和其他早期儿童项目之间的差异。第二，研究到孩子三年级时就停止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尽管“开端计划”没有带来持久的认知成果或教育成果，但它的确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远期生活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