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谁抓住了棉花糖(1)

我们最大的荣耀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我们都能爬起来。

——孔子

大脑不仅塑造了我们的智商，也塑造了我们视为性格的东西——坚韧、勇猛、正直、刚毅、乐观。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性格对打破贫困的循环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上述性格特点能让所有年轻人获益，但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孩子来说，它们尤为关键。一些学者很早就研究性格特征在人们脱离贫困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是其中之一。他研究了取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的美国年轻人，发现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水平与高中毕业生不分上下，但收入却只相当于高中辍学生。赫克曼认为，原因在于“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学业、婚姻、工作等一切事情上都半途而废”。[1]简而言之，普通教育发展让他们获得了书本知识，但没有学会坚持。[2]

虽然早期教育也许是成本收益率最高的干预途径，但童年晚期和青春期也可以成为转折点。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人们可以采取措施，帮助年轻人培养乐观精神，学会自律，改变原来的生活轨迹。起点之一就是培育坚韧不拔的勇气。

坚韧不拔的勇气是什么样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在海迪彻·威廉姆斯身上看到的那样。海迪彻是黑人女孩，在加州长大，从小无家可归，跟着妈妈和妹妹一起流浪。小时候，海迪彻从一个镇子去往又一个镇子，从一个学校转往下一个学校，从一个收容所搬进另一个收容所。她在幼儿园只念到一半，一年级整个学年和二年级半个学年没有念，就读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五年级的后半个学年和六年级整年又都辍学了。七年级时，她在几个城市之间不断搬迁，八年级只上了两周课。但是，海迪彻知道自己聪明。三年级时，她的考试成绩高过99%的同学；并且，即使被重重障碍包围，她还在读书读报，阅读能找到的所有文字。流落街头或栖身收容所的时候，她尽全力让自己保持整洁，确保身上没有异味。到了高中，她确信，为了实现抱负，她必须得到帮助。她寻求老师和辅导员的协助，也向“向上跃进”（Upward Bound）和“车轮上的学校”（School on Wheels）这类项目求助，而人们也的确竭尽所能为这个梦想上大学的聪明女孩伸出援手。“从我明白学习是改变贫困生活的长久之道那一刻起，我就像抓住救生衣一样紧紧地抓住教育，”海迪彻说，“我有了目标，有了知识结构。毫不夸张地说，教育让我得到自由。”

高一，海迪彻在洛杉矶杰弗逊高中入学，并下定决心，毕业之前不再转学。她跟妈妈和妹妹一起住在橘子郡一个由兵工厂改建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她每天凌晨4点起床，坐公车去上学，放学后参加学术竞赛、田径训练和辩论队，然后坐公车在晚上11点以前赶回收容所。她在SAT考试中获得了全年级最高分，学分积接近满分4.0。

海迪彻寻求帮助的组织之一是面向洛杉矶地区贫困学生的中南学者基金会（South Central Scholars Foundation）。这个组织缘起于《洛杉矶时报》记者迈尔斯·科温（Miles Corwin）得知一个15岁的男孩遭帮派成员杀害。遇害男孩身上唯一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是一份出自一所面向天才孩子的学校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试卷。试卷的顶端，老师写了一个大大的A。惨遭谋杀的男孩天资聪颖，却躲不过暴力的袭击，这促使科温写了一本书《我们依然站起来了》（And Still We Rise），讲述贫民区的孩子奇迹般战胜困难的故事。整形外科医生詹姆斯·T.伦敦和妻子帕特里夏读了这本书，决心帮助孩子们。他们成立了中南学者基金会，支持努力奋斗渴望上大学但受到忽视的孩子。中南学者访问了海迪彻的高中，和她建立了联系。

高三那年秋天，海迪彻正在写大学申请论文，伦敦夫妇邀请她搬到他们在派洛斯福德牧场的房子，让她有个安静的环境完成论文。在向哈佛大学生动有力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她被录取，还得到了全额奖学金。校方介绍她认识了当地人丽塔·奈瑟索尔。丽塔成了海迪彻大学期间的寄宿妈妈，是海迪彻在艰难时期可以依靠的人。

“你面前有一架梯子，你知道爬到顶就是成功。但是有的梯子长，有的梯子是坏的，”海迪彻说，“梯子坏了，你就爬不上去。你需要别人的支撑和搀扶。支撑我的就是我的老师，还有陌生人。我想特别提到伦敦夫妇和我的寄宿妈妈丽塔，他们是对我尤其重要的人。”

2013年，海迪彻从哈佛毕业时，因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奥普拉·温弗瑞对她的声援而广为人知。显然，海迪彻具有极高的天赋、非凡的勇气和自律精神，但她的胜利同样归功于很多帮助她的人。

海迪彻说：“最重要的就是迈出第一步。人们真的低估了自己改变他人生活的能量。丽塔和伦敦夫妇，他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站了出来，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有太多需要支持的学生还没有得到帮助，也有太多有意愿、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以为自己不是合适的人，或处在不合适的立场。事实是，他们就是对的人，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把顾虑抛在一边，只要去做，就可以了。”

当然，海迪彻属于特例。她不仅有梦想，而且很小就认识到教育的价值，有实现目标的决心和动力，也找到了在经济和精神上为她申请大学提供支持的导师们。根据沃尔特·米舍尔（Walter Mischel）1960年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著名实验“棉花糖测试”（marshmallow tests）来看，这种不懈的坚持似乎在孩子小时候就发展起来了。米舍尔在特立尼达岛进行了该领域的首次研究。他让孩子们选择，是当场立刻得到一粒1美分大小的糖果，还是等上一周，得到一粒10美分大小、美味得多的糖果。他考察了使孩子们更愿意延迟享受糖果的因素，发现最重要的一项是孩子来自完整家庭。后来，米舍尔在斯坦福对自我控制做了进一步研究[3]，最终在1968年至1974年期间，测试了653名年龄在3岁半到6岁之间的孩子，他们都来自斯坦福附近的宾氏幼儿园。受试儿童被抱到一个放有一颗棉花糖（有时是一块奥利奥饼干）的桌上，并被告知只要不吃这颗，等待15分钟就能再得到一颗。

有些孩子立刻就把棉花糖吃了，但大部分孩子都努力坚持，想得到第二颗。他们苦苦挣扎，把脸扭向别处，抓头发，闭眼睛，或者寻找其他办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地坚持了15分钟。很多年后，研究人员考察这些孩子的生活情况，认为他们面对棉花糖时的自制力不可思议地预测出了他们未来生活的成功。延迟吃棉花糖的孩子后来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色得多，SAT得分显著高于那些一开始就放弃等待，大嚼棉花糖的孩子；等足15分钟的孩子比头30秒就放弃的孩子，得分高出210分。

宾夕法尼亚大学年轻有为的心理学教授安吉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也做了针对自我控制和目标设定的追踪实验。达克沃思是华裔美国人，吸收了儒家尊师重教、勤奋刻苦的思想。她在一项自我评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相比智商，自律程度能更加准确地预测出八年级学生上高中后的学分积。这恰好符合儒家思想对成功的理解。调查显示，美国孩子认为得到A的学生是最有头脑的“聪明人”，而中国和日本的孩子则认为，成绩最好的是最刻苦的学生。达克沃思把这种难以捉摸的获得成功的动力称为“毅力”，即她所谓实现长远目标的热情和不懈坚持。这看起来是对的。她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来测量一个人的毅力，发现它比SAT分数更能预测一个人在大学的成功。

毅力或许也最充分地解释了现代美国历史上三个特别成功的群体——犹太人、亚裔及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认为，这三个群体都强调正确的“培养”会带来成果。[4]他指出，在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所有美国人中，犹太人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哈佛和其他常青藤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六分之一是亚裔。像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这样的西印度群岛黑人，他们的根在加勒比海，尽管移民到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他们当中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比其他黑人多出三分之一，收入高出三分之一。尼斯比特教授认为，这三个群体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在于他们具有先天的智力优势。他引用一项研究说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追踪了在智商测试中成绩略低于同龄白人儿童的华裔孩子。结果，从上小学开始，华裔小孩的表现就超过了同学，原因显然在于对教育的重视促使他们更加努力。成年后，这些华裔美国人中55%从事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而白人进入这类行业的只有30%。要在专业上取得成功或当上经理，白人平均需要达到的智商是100分，而华裔只需要93分。简言之，华裔美国人可以凭借相同的智力水平获得更大的成功。

这三个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文化都强调勤奋或教育，也都具备移民特有的动力。犹太人和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尤其强烈。据说早在1700年前，犹太成年男性的识字率就超过其他任何群体，率先达到100%，以便更好地读懂律法。在中国，类似的推动力来自儒学及其对教育的尊崇。而在西印度群岛移民看来，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勤奋努力的传统以及完整的家庭，它们带来的是更高的家庭收入，而父亲也会对抚养孩子更投入。

毅力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幼儿时期就成形的大脑结构。研究者对经过棉花糖测试的孩子进行脑部扫描，发现孩子们的前额叶皮层（与冲动控制相关）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达克沃思一直试图开发向孩子传授毅力的方法。她和“力量计划”（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me，简称KIPP）合作，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力量计划是一个公立特许学校网络，在问题学区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效。这项训练侧重于性格特点的培养，包括对乐观和自制力的培养，在学习成绩单外还引入了“性格成绩单”。

达克沃思实施了一项研究项目[5]，在三节长达一小时的课上向五年级学生讲授怎样制订目标，建立“如果-那么”行动计划、辨别障碍并确定克服障碍的办法，以及努力上进。研究人员发现，和仅仅学习了“积极正面思考”的对照组学生相比，实验组的学生在学分积、出勤率和行为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更出色。

毅力与在完整家庭长大也有关系，这和米舍尔早前在特立尼达岛的发现相符。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双亲家庭长大的贫困儿童，后来的生活过得更好（这并不一定适用于中产阶层的孩子，他们从父亲或母亲一方就能得到充分的支持）。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概率，比双亲家庭的孩子高出三倍。研究者尚未阐明稳固的家庭和毅力之间的联系，但有可能这种家庭更适合培养和传递自律、合作等特质，这些特质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包括成年后自己组建家庭时）具有重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工人阶层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破裂，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困。1965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一种“病态的混乱局面”正影响着黑人家庭，导致了他们的贫困。《莫伊尼汉报告》发表半个世纪以来，非婚生黑人儿童的数量翻了三倍，而今天非婚生白人儿童的数量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这一现象和社会经济地位也有关系。在只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白人妇女中，非婚生育的比例从1970年的6%增长到今天的44%。正如城市研究所所言：“人口统计趋势令人震惊……传统家庭的衰落跨越了种族群体，这说明导致衰落的因素不仅存在于黑人社群，也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之中。”[6]

健全家庭的贫困儿童可能成长得更好，有很多原因。健全家庭对孩子的监督指导可能更多，有祖父母的帮衬，孩子也更少面对一个疲惫不堪、忍无可忍、大发脾气的家长。近年来，已有证据显示，家庭中有父亲充当榜样的男孩尤其出色，部分原因可能是，母亲和年幼的女儿交谈更多，而父亲和儿子交谈更多。有继父或继母的重组家庭，或是母亲的男朋友长时间待在家里的家庭，儿童遭受肢体虐待和性虐待的危险要高得多。有些继父继母或母亲的男友不像亲生父母对待孩子那么有耐心，除了性虐待，孩子可能还将面临掌掴或其他肢体虐待。我们难以判断这类肢体虐待或性虐待的频率，但是我们感到，尽管通常没有被报道披露，但这种令人痛苦的现象是很常见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