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3000万个词的差距(3)

当然，还有一个可以参与的领域——倡议。你可以加入“结果”组织，学习如何协助在全国扩大幼儿教育。站在早期干预倡议前线的另一个组织是“头五年基金会”（First Five Years Foundation）。你和你所在的教会或公民团体，可以督促市议会协助在本地公立学校开设阅读项目。你也可以鼓励所在选区的医院支持早期教育计划，或写信给编辑，力促将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引入你的城市。这也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你手里也握有重要的东西：有效的证据。

有些人走得更远。包括宝洁公司前总裁白波（John Pepper）、前梅西百货董事长詹姆斯·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在内的300名商界领袖，成立了一个名为“国家，做好准备”（Ready Nation）的组织，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儿童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商界人士支持为早期教育增加资金，”齐默尔曼说，“为什么？因为给早期儿童教育投资，可以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目前，超过90%的教育资金花在5岁以上的孩子身上，而大脑核心结构在5岁之前就发展成形了。这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但与做出明智的商业决策密切相关。”更多的商业领袖、民间领袖和公民也可以站出来，这样做。[16]

给孩子们一个夏天的跳板

2009年，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亚历杭德罗·加克-阿蒂加斯（Alejandro Gac-Artigas）加入“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组织，在费城一所面向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校教一年级。10月份，他让全班做测验，本来希望看到学生们的巨大进步，证明他具备做老师的才能，却沮丧地发现，孩子们的表现比6月份上一学年结束时大大退步了。他们出现了“暑假滑坡”。

“暑假滑坡”影响的几乎都是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中产家庭的孩子在父母的敦促下，在暑假里提高成绩或至少保持稳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则往往会退步，因为家里没有图书，家庭中的对话也单调没营养。一些研究表明，到了八年级，不断积累的“暑假滑坡”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落后两年。换句话说，低收入家庭孩子和中产家庭孩子之间的成绩差距里，有三分之二源于累积的“暑假滑坡”。[17]

直到感恩节，也就是开学83天以后，加克-阿蒂加斯班里学生的阅读能力（拼字等）才恢复到上一年春天的水平。“这让我感到愤怒，”加克-阿蒂加斯说，“就像是我的学生们已经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在学校提高成绩，而来自资源丰富群体的孩子，虽然也有三个月不上学，却不会经历这么严重的滑坡，这是不对的。”他决心做点什么，改变现状。

加克-阿蒂加斯的父亲是智利剧作家，也曾是饱受折磨的政治犯，妈妈是波多黎各人，是家里12个子女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亚历杭德罗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他，改善生活的关键在于教育。身为一个在南方长大的贫穷拉美裔小孩，他遭遇过偏见。父母搬家到新泽西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哟，亚历杭德罗》讲述自己的移民经历，那年他刚12岁。这本书让他第一次站上了附近几所学校的演讲台，然后是全州的学校，最终前往全国各地演讲。

教书一年后，加克-阿蒂加斯在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希望在这里深入了解如何运作一个组织，甚至为“暑假滑坡”找到解决之道。“所以，我星期五上完课，星期一就去麦肯锡上班了，”他回忆道，“然后在一个星期五结束麦肯锡的工作，星期一回到学校教书。”

继“为美国而教”之后，麦肯锡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薪资很有诱惑力，能帮他支持捉襟见肘的家人。但他热爱教育。在麦肯锡工作时，还利用午休时间追着费城的教育官员讨论。所以，他拒绝了麦肯锡，成立了一个名为“跳板合作”（Springboard Collaborative）的非营利组织，致力消除“暑假滑坡”问题。他从支持社会企业家改变世界的“绿色回声”（Echoing Green）组织获得一份基金，创办了一个为期五周的夏令营，教孩子阅读，并和家长合作增强孩子在家中的阅读。项目在低收入家庭孩子中进行试点，覆盖费城从幼儿园到三年级八所学校的学生——这是费城学区近年来第一次给处于起始阶段的项目提供这样的机会。除了暑期补习班的课程，父母和学生们每周还要参加一个讨论会，练习家庭阅读。老师们要进行家访，他们的奖金和家访次数挂钩。白天在学校上课时，学生们都制订了每日和每周目标。目标完成，他们就能得到学习用品和书籍。如果超额完成目标，还能得到笔记本电脑。

加克-阿蒂加斯起初打算和已有的暑期补习班项目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干，因为他坚持要让家长参与。他说：“夏季学习损失只是深层次问题的表象，实质问题是，低收入社区的孩子在家里或在学校都不学习。我们着重训练家长和老师在暑假期间合作，特别是培训家长成为孩子们在家里的阅读老师。”运行第一年，“跳板合作”的340名学生用2.8个月弥补了3个月的阅读损失。第二年，学生们的阅读恢复达到了3.3个月，每人只花费850美元。因为有对等筹款，每个捐赠人只需提供300美元，就可供一个孩子在整个暑期参加项目。

现在，“跳板合作”已经发展到幼儿园，对象是像5岁的碧雅塔这样还不认识字母的孩子。“她以前基本上没有拿起过书本，”加克-阿蒂加斯介绍，“她不知道哪边是封面，不知道怎么拿书，不认识书上的第一个词。”

碧雅塔因家庭问题遭受创伤，曾受到肢体虐待和性虐待，亲生母亲把她交给一位伯祖母，后者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伯祖母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帮助她抚养碧雅塔。暑假参加“跳板合作”期间，女孩学会了字母，在其他方面也有进步。“跳板合作”的大部分孩子年龄更大，比如10岁的五年级学生小戴维·威廉姆斯和他8岁的弟弟、三年级学生达奎因。在夏令营期间，戴维的学习往前推进了五个月，达奎因则前进了十二个月，巨大的进步让他们的单身父亲备感骄傲。作为奖励，两个孩子都得到了笔记本电脑。他们住在费城北部贫困街区一个狭小的房子里，父亲戴维·威廉姆斯依靠当家庭护理工的微薄时薪抚养两个儿子。在孩子们参加跳板夏令营以前，他也尽力每周给孩子读书三四次，但是过程很紧张，两个儿子很抗拒，他为此感到沮丧。

“我发现了很多秘密，”威廉姆斯说，“整个过程不光包括怎么挑选出一本书，还涉及怎么挑选一本水平适合的书。在读书之前该干什么，读完之后该干什么，了解这些对我很有帮助。”

作为黑人，威廉姆斯知道孩子们在内城贫民区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他自己就曾因毒品犯罪入狱六个月。出狱后，他交了12000美元学习电工课程，直到他感觉不堪重负，半途而废。现在，威廉姆斯正努力赚钱偿还交学费欠的债，希望有朝一日重返课堂。七年前，因为孩子的母亲无力料理家务，他取得了儿子的监护权。

每天，威廉姆斯运用他在跳板讨论会上学到的技巧，分别和戴维及达奎因一起读书大约20分钟。开始念书之前，他和儿子会先预习标题，看图画，预测这本书要讲什么；然后在阅读期间概括大意，调整他们的预测；最后，在阅读结束时，威廉姆斯会问儿子他们都读到了什么。他说，这些做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情况是，他们会说‘啊，我不想读书’，我就说‘赶快读，必须读’！”威廉姆斯说，“现在是，我说‘你们该去读书了’，他们会觉得‘太好了，真酷’！”

为困难的父母提供指导，他们通常都会接受，因为他们渴望为孩子尽全力。威廉姆斯就是这样，他对“跳板合作”充满感激，因为孩子从中获得了在学校突飞猛进的机会。“老实说，我还在努力适应单亲父亲的角色，我就是希望看到孩子们得到最好的发展。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尝试，试试这招，再用用那招，现在，我终于看到了一些真正的进步，我爱这个项目，”他说，并就学校的重要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读书，就好像被困在牢笼里。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