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逸闻到证据(1)

只有我们付出的，才是我们拥有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

近几年，救助穷人（特别是穷困妇女）最时髦的方式之一是提供燃料消耗更低、产生烟雾更少的“清洁炉灶”。这是因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还在以木柴、煤炭或动物粪便为燃料，使用效能低、烟雾大的老式炉灶或以明火取暖、做饭。这些方式消耗大量木柴或其他燃料，妇女们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搜寻柴火，家里的女孩们有时也被迫辍学回来帮忙。寻找燃料导致滥伐森林，引起水土流失。传统的炉灶非常不稳当，坐在火上的开水壶经常打翻，烫伤炉边的孩子。我们见过太多孩子身上留着可怕的烫伤疤痕。

传统炉灶的另一大缺陷是，它们产生的浓烟对健康构成危害。2012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家庭室内空气污染[1]是印度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因素，也是非洲第二大单一健康风险因素。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每年导致400万人过早死亡。烟雾还会引发白内障，致人失明。研究认为，老式炉灶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

工程师们设计出使用简便、价格低廉的清洁炉灶，表面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清洁炉灶通常是密闭的，像美国的老式柴火炉一样，因此比明火燃烧的效率高得多，还配备了烟囱，可将烟雾排出小屋。全世界的援助组织都在竭力推广清洁炉灶。

在马拉维南部的村子里，农民威廉·马哈巴领我们走进他的棚屋，向我们展示他的双灶炉。炉子是在一个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建造的，用泥巴制成，理论上，烧火产生的浓烟会通过后墙上开的洞排到室外（事实上，屋里的烟太大，我们几乎都无法写笔记，但马哈巴一直坚持说，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很快有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妇女发展的强力倡导者，她发起了“全球清洁炉灶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这是一个公私合作联盟，合作伙伴超过600家，其中包括38个政府。“清洁炉灶，”希拉里说起这个概念，“这跟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哦，实际上，它和每件事都息息相关。”她的观念是，为妇女赋权、使她们摆脱边缘地位的举措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联盟已经计划好，仅在东非推广清洁炉灶就要投资7000万美元，以在2020年将1亿台清洁炉灶安装到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相信清洁炉灶，她决定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测量它们的影响。迪弗洛和援助组织“乡村发展”（Gram Vikas）合作，在印度奥里萨邦测量清洁炉灶对促进农民健康、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该地区的儿童每天吸入的油烟量相当于吸了七支烟。因此，迪弗洛想要测量，使用清洁炉灶后，呼吸道感染会降低多少，能够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会增加多少。迪弗洛回忆说：“我们研究了炉灶，完全相信它们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实验室测试了，效果很好。”

然而，研究却发现，至少在这次实验里，清洁炉灶彻底失败了。[2]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热爱清洁炉灶，印度的村民们却不为所动，不常使用。在现实环境下，炉灶会出故障，开裂，或者不好用，村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来越少。烟道会堵塞，清理不干净。有时，妇女们只使用一个灶眼，忘了把另一个灶眼盖住，浓烟就会从旁边的灶眼冒出来。结果是，情况并未改善，家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暴露在烟雾之下。研究也表明，木柴的消耗量没有减少。

最重要的是，迪弗洛和同事们根据肺活量和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量测试发现，“健康测试结果，比如呼吸功能、血压、婴儿死亡率和儿童体重指数，都没有改善。此外，村民的自评健康情况，比如瞌睡和感冒，也没有改变”。

研究一经发布，便如堤坝决口，关于清洁炉灶问题的实地反馈纷至沓来。其他研究者发现，清洁炉灶引入加纳一年后，仍在使用的数量只有一半。另一项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炉灶，看上去对村民毫无影响，木柴采集量仅下降了1%，而技术爱好者们之前一直为太阳能炉灶能减少柴火使用量激动不已。

这段插曲提醒我们：就连最绝妙的灵感，也并不总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谨慎实验，测试把资源投在哪里才能创造更好的世界，十分重要。从历史来看，我们在制订打击贫困的策略时，几乎总是依据直觉和臆想，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在全球历史上，每个援助组织都宣称自己的干预成本效益好，但评估时则往往像祖父母评价孙辈一样仁慈宽厚。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令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的创建者之一，她的母亲定期前往萨尔瓦多等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6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 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 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