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从逸闻到证据(2)

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通常只在丰收后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两次，每次都是大笔数额，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农民们产生了花钱而不是存钱的压力，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8]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Pascaline Dupas）在2013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9]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3%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50%。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锁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5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锁款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尼加拉瓜农村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个小额储蓄组，我们认为，这是帮助人们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1999年至2001年间，一项名为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000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随机对照实验当然也有局限。这类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往往不切实际，在肯尼亚做的实验在埃塞俄比亚就不一定成功。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测试，也不可能为了显示出缓慢的变化而把实验时间拖得太长。虽然这些实验在测试某一种特定方法时非常有效，但在评估其他领域，包括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项目时，也许就不那么管用了。更广泛的质疑是，随机对照实验只关注细小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外国援助究竟有没有效果。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桑杰·雷迪（Sanjay Reddy）就曾批评这些实验“严重限制了可以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严谨，倒不如说是僵如死尸”。[10]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在重要问题上——比如是否将上千万美元投入到现在的清洁炉灶技术——尽可能多地得到指导是很有助益的。[11]迪弗洛的随机对照实验让投入几年时间推广清洁炉灶的人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所致力的是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400万人过早死亡，而且他们也说明，现在研发出的新型炉灶已经远胜过迪弗洛测试的样本。只因为迪弗洛在某一个地区对上一代炉灶做过的一项实验，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就应该被全盘抛弃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许会观察后续的炉灶实验，但是直到被证明有效之前，应该把它限制在较小的使用范围之内。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我们该把钱投给有证据支撑的策略，而不是仅凭猜测就做决定。我们相信，清洁炉灶的新技术有朝一日会赢得印度村民的认可，带来巨大的改变，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量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对“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 Karlan）教授从研究和学术向前迈出一步，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国内领域，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经过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证明，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是能够经过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

和CARE一起卖甜甜圈

农民碧蒂·露丝·纳索尼来自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今年39岁。她戴着一顶绒线帽盖住短短的头发，温暖的笑容没有因为后缩的下巴和一口残缺不全、歪歪扭扭的牙齿而黯然失色。但是，以前她很少露出微笑，因为她和丈夫阿尔弗雷德·纳索尼一贫如洗。他们有2.5英亩土地，但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因为没钱买种子。纳索尼夫妇住在离首都利隆圭不远的马萨巴村，这里茅草为顶的泥巴墙棚屋随处可见。碧蒂·露丝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没有计划生育，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来得及送医就死了，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了他们的早夭。

“我没法带他们去医院，因为路很远，我们也没有钱，”碧蒂·露丝回忆道，说起更大的那个孩子，她难过地扶着自己的脖子，“他病得很重，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待了四天，然后他就走了。”

碧蒂·露丝给其他农民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有时，她的酬劳是一盘豆子，她就把绝大部分给孩子糊口。有时她只能得到玉米皮，这通常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的时候，也有人吃。她把玉米皮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实在走投无路，碧蒂·露丝就去捡树叶，煮熟给家人吃。贫穷似乎已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拿不出5美元的校服费，夫妇俩让念到四年级的长子退学了，去另一个村子里当放牛娃，因为牲畜的主人同意养活他。

阿尔弗雷德告诉我们，虽然他的孩子快饿死了，他还是平均每周花两美元买当地非法酿造的烈酒，花50美分买香烟。他还说，他也常常一个星期花两美元或两美元多向当地女孩买春——即便那里艾滋病肆虐。这一切令碧蒂·露丝感到愤怒和耻辱，在她眼里，懒惰的阿尔弗雷德一无是处。“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她说，同时也承认自己得理不饶人，“家里没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出门和朋友聊天。我们总是吵架，因为我怪他不关心我们……我们成宿成宿地打架。”

就这样挨到2005年，碧蒂·露丝听说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村里办起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我是结了婚的女人，必须要征得丈夫的许可。在他的允许下，我参加了。”她回忆道。她和19名妇女组成一组，每逢周二聚会，每人每次带来大约10美分。这些资金通常借给打算开始做买卖或扩大生意的组员。碧蒂·露丝在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指导下借了两美元，开始售卖一种本地化的甜甜圈，每个卖两美分。

“大家真的很喜欢我做的甜甜圈。”碧蒂·露丝自豪地说，很快她一天就能卖出100个。后来，她把甜甜圈的价格上调到每个4美分，每天能卖出250个。这时，她每天盈利已超过2美元——和只能挣到玉米皮的时候比，可谓天壤之别。碧蒂·露丝给了阿尔弗雷德7美元，让他在村里收购西红柿，然后拿到镇上的集市售卖。第一天，阿尔弗雷德就挣到不止3美元。他开始种植、销售蔬菜，展露出成为一名商人的潜质。

碧蒂·露丝一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存钱，如今她取出100美元，准备和阿尔弗雷德做些新的尝试。他们给家里的小片花生地施了肥料，花生产量从往常的一两袋一下增加到七袋。“这是我们第一次大丰收。”碧蒂·露丝说。他们更加勤劳地耕作，两英亩半的地里全部种上了东西，还向村里人租种了两英亩。

“在收获的高峰期，我得雇七到十个人来收割。”碧蒂·露丝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去时，他们刚刚破纪录地收获了64袋花生。

阿尔弗雷德也参加了一个小额储蓄小组，组里共有20个男人。男性小组不如妇女们的小组成功，部分原因是男人们不按时开会，有时借款的人还会卷款消失。不过，这个小组还是给了阿尔弗雷德一个存钱的地方，免得他把辛苦所得的钱浪费在酒精上。看到家里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阿尔弗雷德戒了烟酒，和女朋友们一刀两断。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了。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希望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大学。现在，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我们现在不吵架了。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把它当成整个家庭的事，”碧蒂·露丝说，“阿尔弗雷德和我很亲密，他做决定前都会和我商量。他看到我帮助家庭创造了收入。他看到，没有我，我们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话不假。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刚刚把茅草屋顶换成了锡皮的，还给房子加装了一扇漂亮的木门。他们盖了一间结实的小仓库，老鼠进不去了，以往每年10月一收割就得卖掉的粮食现在可以储存起来，等到来年2月再卖，价格就能上涨60%。当然，碧蒂·露丝的成功不是典型的。她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又极其精明，现在她正筹划投资购买一辆牛车，一方面能运输自家的产品到集市上卖，一方面还能租给村里人。她还想添置一台太阳能电视机，这将是村里第一台电视机。碧蒂·露丝已经想好怎么拿它来赚钱了：“我是个生意人，可不会把东西白白送给别人。如果电视上播足球赛或者别的节目，那来我家看电视的人可要付点观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