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伴着猜疑与谴责摘掉总统光环(6)

杰伊·莱诺也掺和进来，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在一般美国人看来并不好笑，虽然莱诺的话很明显针对的是克林顿总统：“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办公室呢？他连工作都没有。难道你不应该先找份工作，然后再担心办公室的事情吗？”

拯救克林顿的人是查尔斯·兰格。兰格是一名非裔美国国会议员，他的辖区包括哈莱姆（多为黑人居住）。兰格打电话给被小说家托妮·莫里森赞扬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那个人（1998年莱温斯基性丑闻危及克林顿的总统职位时，莫里森赞扬克林顿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并建议他将办公室设在哈莱姆。

杰克·西沃特称兰格发出了“天才的一击”，此举让克林顿看到了“曙光，因此他很快就采纳了”。似乎比尔·克林顿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虽然不是他想出的主意，但是他性格里的包容和开明让他很快接受了。“他把办公室设在哈莱姆真是非常有远见，”卡耐基公司的总裁瓦坦·格里格瑞恩说，他的话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态度，“他的举动打破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界限，所以我认为他为哈莱姆做了很多……”与克林顿的支持者、芝加哥实习律师乔·帕沃尔的赞美相比，上面的话则显得苍白，帕沃尔说：“克林顿将办公室搬到哈莱姆的象征性意义是：面向未来，援助那些极端贫穷的人们……我认为他正在竭尽所能消除全球和我们国家存在的饥饿，以及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医疗保障。”

诚如克林顿的一位朋友所说：“比尔·克林顿在这件事上欠查尔斯·兰格一个很大的人情。”

一个旨在指责他挥霍公款的谣言变成了他公共关系上的财富。最终，比尔·克林顿将办公室设在了最繁华的购物大街旁的西125街55号的第14层（顶楼），他可以从这里鸟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中城（Midtown）和乔治·华盛顿桥（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他还得与希拉里的一个政治对手朱利安尼市长作战。朱利安尼的一个城市机构，即儿童服务管理局已经租下了这个地方，用以成立一个哈莱姆试验办公室。虽然朱利安尼最初对克林顿搬到那里有意见，但他同意缩小他们办公室的空间，这样克林顿就可以拥有那个顶楼。“我觉得克林顿总统待在纽约，特别是来到哈莱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在市政厅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哈莱姆目前的位置不仅对纽约人很重要，对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一样。”

与最终报道为每年81.1万美元的卡耐基大厦的租费相比，每年21万美元的租费是合适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克林顿去看这个地方时，“一大群人在街上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请到哈莱姆来！’”有一次他步行去查看，克林顿的粉丝们在后面尾随着他，他径直去了Bayou，这是附近的一家Cajun Creole饭店（译者注：Cajun，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几个民族之一，是阿卡迪亚地区的法国移民后裔；Creole，克里奥尔式美食，经含有西红柿、洋葱和胡椒的香辣调味酱烹饪而成），《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在那儿吃了一些“虾和秋葵”。“我过去曾告诉人们，他非常喜欢用精美的瓷杯来喝咖啡，但是如果端上来的是一个泡沫塑料杯，他也并不介意，”杰克·西沃特说，“他不是那种自高自大的人。”

那幢刚刚翻新过的建筑就在克林顿位于查巴克的家附近，所以他将不需要坐地铁到那个迅速中产阶级化的地区。而且，他有一辆黑色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和一位特工司机。大致来说，每星期他仅到办公室一次，他在新邻居们的赞扬中振作起来，并衷心感谢这些非裔美国人在他经过莫妮卡事件和弹劾案后仍然喜爱他，而且，在他看来，他们能看出丑闻是一群保守的白种共和党人炮制的。

将自己置于一个引人注目又积极的故事的中心，如果这还不足以授予克林顿勇气奖章，那赠给他一个“好孩子”的称号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的新办公室位于一个经济授权区，克林顿任总统时曾经通过立法来帮助开发这个区。他曾公开表示过他卸任后主要想做些什么，像《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一样，哈莱姆代表了“在我离任后很多想做的事情——为国内外那些缺乏经济机遇的人和地区提供这种机遇，并且使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背景的人们融合到一起”。

当他谈论起他的过去时，有点儿让人怀疑。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他已是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获得者，那时他常常到纽约来。他说：“每一次我都乘公共交通到西边的125大街——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从东边——我会沿着125大街一直向西走……人们——我是说当时生活在60年代的人们——走到我身边，问我在这儿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这样，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毫不奇怪的是，希拉里·克林顿，这位纽约参议员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他们的公共关系状况前所未有地令人感到惬意。

然而，也有报道说，希拉里有点儿生气，因为她第一次在参议院作一个关于医疗卫生的演讲时，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抢了她的镜头。

弗农·乔丹是一名非裔美国公民权利领导人，后来成了一名投资银行家。乔丹住在林荫大道的丽晶酒店，喜欢拿克林顿开涮——“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会以哈莱姆结束，而我却在林荫大道”。

“我必须忘记，”克林顿对乔纳森·阿尔特说，“愤怒或怨恨完全于事无补。”克林顿喜欢讲述这件事，即在1998年访问南非时——他以自己是第一个访问南非的美国在任总统为荣——他和纳尔逊·曼德拉一起参观了那个位于罗本岛上，囚禁了曼德拉27年的监狱。克林顿问曼德拉，当他离开监狱获得自由时，他是否憎恨那些把他投入监狱的人。曼德拉说是的，但后来他认识到，如果不将这些仇恨释放，那么那些狱卒“仍将关押着我。我希望获得自由，因此我消除了心中对他们的仇恨”。

（曼德拉后来还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并在政府任职。）克林顿似乎已将他在政治上的遭遇，即被肯·斯塔尔穷追猛打，和曼德拉与种族隔离所进行的战斗画上了等号。“当我内心升起愤怒和怨恨的时候，我就想起曼德拉的话，并按着他说的那样做。如果我们都能那样做，我们每个人也都将变得更快乐。”

他也在着手制订一个计划。“你失去了你的权力，但却没有失去你的影响力，”他对《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詹姆斯·法洛斯说，“但是必须将精力集中到几个小领域上。”

回忆录很重要，但写作时的艰辛和孤独却让人难以忍受。杰克·西沃特说，克林顿将这个工程看成是“他的工作，就是他需要做的事情”。但他还没有准备好，因此推迟与出版商见面。他和他的华盛顿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律师都在等待那些负面报道趋于平静。

高额房租费的传闻将赦免事件从报纸头版上替换下来仅一段时间，赦免所引起的争议又回来了，并且有人要求进行调查，还有人推测说克林顿可能做了一些不合法的勾当。

他需要一个绝好的机会，以使他能够重返世界舞台。他在一次地震中找到了这个机会。2001年1月26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地震，据称此次地震是印度50年一遇的大地震，震级为里氏7.9级，有900多个村庄化为废墟，大约1.9万人死亡，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0万。

克林顿在印度本来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这次，他计划4月去那里访问，并力争募集到几百万美元的救济款，这些钱大多从印裔美国人社区募来，确保他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印度确实是他的最好选项，”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理查德·费舍姆说，“克林顿当总统时的一些做法很受印度人的欢迎，因此他在印度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美国乐施会是总部位于波士顿、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的组织。该组织的主席小雷蒙德·奥芬海瑟当时正在孟买，他看到“路两旁人山人海，挤着争看克林顿通过。他在印度旅行的整整一周内，成了印度各大报纸的主要新闻”。而在美国，克林顿的募捐筹备工作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占据着大标题的仍是赦免问题，《时代》封面故事是“名声大损的前总统：如果你永远都不离去，我们怎么会想念你？卑鄙的赦免、昂贵的礼物、奢华的办公室——难道这就是一名前总统的所作所为吗？”但在印度情况却不是这样。“你感到的是热烈的欢迎气氛。”奥芬海瑟说。

他还打算去拜访南非的朋友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到尼日利亚近距离地观察艾滋病危机。曼德拉可以使克林顿快乐，能够提醒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吹毛求疵外，还有一个令人感觉美好的世界。在1998年的弹劾案时，曼德拉曾到白宫来——在东厅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真不能理解你们对这位伟大的总统都在做些什么。”梅兰妮·维微尔当时也在场，她回忆道，曼德拉“谈到比尔·克林顿对他自己、对美国和对世界都代表了什么，这对于正在人生低谷的比尔·克林顿来说显得很亲切，也让他很受鼓舞”。

维微尔是1998年到非洲出访的众多随行人员之一，她说，克林顿坚持认为这次访问不应是很好的晚宴和吐司，而是他到农村地区的一次冒险，并与“当地人民真正地融合在一起”。她记得那次在塞内加尔的停留，“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在肮脏的道路旁向总统挥手，这时，克林顿命令车队停下，跳出汽车去与那个人拥抱。“在尼日利亚人们仍然在谈论那件事，”她说，“想想美国总统……报纸上都是关于这件事的照片。”在克林顿卸任后，他想再去那个贫穷的村庄一趟。

到印度的赈灾之行让克林顿很振奋，他到国外旅行感到很快乐，很快他就知道外国东道主们其实很乐于邀请他。

1990年，当比尔·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时，他的年薪是50个州长中最低的，只有35000美元，而当时纽约州长马里奥·库莫的年薪是13万美元。

克林顿当总统时情况好了很多，他的年薪是20万美元，还有5万美元的花销支出，并且不需承担生活费用，但是，当他离开白宫时，在有损总统形象的丑闻案中欠下为他打官司的律师们约1200万美元。在任职最后阶段面对独立检察官时，他不得不作出承诺，他不会挪用政府资金来偿还他欠下的律师费用。

在克林顿夫妇和他们任职时生活的故事中，人们忽略了希拉里曾经是阿肯色州最有名的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离任后挣很多钱。就在希拉里获得美国参议员这个新职位前，她为她的回忆录签了一份800万美元的合约。因为在美国，成为参议员后这样的收入将是不合法的；比尔觉得当他签下他的回忆录时，他的报酬可能更高。他在离任后的生活费用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在他还没有卸任时，幕僚们就已经让他和哈里·沃克经纪公司签约了，这个公司正在忙着预订演讲，每场至少10万美元。以这个价格，如果每年他作90次演讲，可以挣900万美元，因此，毫无疑问，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但是朋友们说，他的潜在能力并不能让他放心，只有他手里有钱的时候，他对家庭未来的感觉才会好些。1999年8月底，他和特里·麦克奥利弗正在高尔夫球场，当他听说银行将不允许他通过抵押贷款来买房时（希拉里在纽约竞选参议员需要有房），他变得勃然大怒，这反映了他资金方面的恐惧。麦克奥利弗记得克林顿生气地骂道：“我们将失去这该死的房子。”麦克奥利弗以少有的坦率说，克林顿不敢告诉希拉里银行因为克林顿欠下大笔与丑闻有关的律师费用而拒绝了他们。麦克奥利弗答应借给克林顿135万美元，这件事情才算结束。（麦克奥利弗借钱给克林顿的新闻一旦传出去，银行就允许克林顿夫妇进行传统抵押，这样麦克奥利弗很快就又拿回了他的钱。他称这是“有史以来期限最短的135万美元贷款”。）对克林顿来说，他在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是个亮点。巴德·约金说，他的遗产“对他特别重要”。当约金和妻子一起到哈莱姆克林顿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总是会让我们看模型——‘看这个。就在这儿，人们可以看我曾经写过的每一封信。’”

一个“不是那么亮的亮点”是他还有一摞账单要付，读大学的女儿还计划要读研究生，另外还有两处昂贵的房子要继续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