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清静莲花，讲佛教(2)

印度古籍中所言及的六派哲学，有时也包含非正统派的哲学，因此所谓“六派”并不确定，但就印度学领域内的术语而言，则纯指成立于公元前后的六个出自婆罗门教的学派。印度传统地将这一时期中承认《吠陀》权威的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吠檀多派、弥曼差派称为正统派，把否定《吠陀》权威的顺世派、佛教、耆那教称为非正统派，即一般研究印度哲学者所说的正统六派、异宗三派。

对于正统六派，南怀瑾先生概括说，数论派的世界观即二元论，认为宇宙的根源有物质原理的自性和精神原理的神我，由此发展出大我慢、五知根、五作根、心根、五唯、五大、二十三谛等来说明群象；瑜伽派依照数论派的思想成立瑜伽哲学；胜论派立足于多元论，主张物理的世界观，用实、德、业、同异、和合、根本六句义的六种范畴来说明现实世界；正理派以胜论派思想作背景，发展因明的正理，确定认识的价值；弥曼差派继绍《净行书》的仪式；吠檀多派，继承《奥义书》的哲学，稍加修整，另换一番新面貌。

数论派是六派哲学中成立最早的学派，与瑜伽学派为姐妹学派，相传生活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迦毗罗仙人为此派初祖，主张“二元论”，亦即由纯粹精神和根本物质的相互关系来开展出现象世界。这一学派的根本经典，是由自在黑所撰写的成书于4世纪的《数论颂》。南怀瑾先生指出，数论派的哲学思想，显然由婆罗门的宗教意识脱颖而出，倾向于理性的探讨和生命的研究，要求解脱轮回而证道果。中国《大藏经》中数论派的典籍，有真谛所译的《金七十论》，可资研究。但整个思想系统和理论的条理仍然有很多缺点，不能自圆其说。

瑜伽派的哲学体系，除了对最高主宰神的看法之外，其余几乎同于数论学派的理论，但这一派对“瑜伽”的修行有极为详尽的说明。2世纪至4世纪间编纂的《瑜伽经》为其根本经典。南怀瑾先生指出，瑜伽派虽与数论派同根，但数论派的宗旨更倾向于无神论的成分；瑜伽派则建立超然一尊的神——“大自在天”。瑜伽派的哲学，与其说它是学术思想，毋宁说它是实证主义。它的理论，也由于上古以来《奥义书》的层层蜕变，尤其注重禅思与观行，用身心求证宗教哲学的真谛，所用的方法，是近于科学的。印度任何宗教与学派，求证的方法，都离不开瑜伽的禅观，佛教也不例外，只是求证所得的，有程度深浅与见地正确与否的差别。

胜论派将一切与概念对应的存在，视为实在，将其分为六个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现象。即：实（事物本身，即佛语中的“体”）、德（事物的静的特性，宇宙万有的现象，即佛语中的“相”）、业（事物的动的特性，万有的作用，即佛语中的“用”）、同（事物间相对的同的关系，又指事物的存在特性）、异（事物间相对的异的关系，也指事物的最终差别）、和合（事物所具有的自体与属性等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又承继正统婆罗门思想，重视祭祀，主张生天说。公元100年至200年编纂的《胜论经》为其根本经典。中国《大藏经》中收藏有玄奘法师译、慧月论师著的《胜宗十句义》。所谓“句义”即是指与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十句义”是在上述六个范畴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有能（与实、德、业有内在联系，并可使之共同或单独产生特定结果的句义）、无能（与实、德、业有内在联系，并可使之不共同或单独产生其他结果的句义）、俱分（相对的同和异，即把同句义限于存在性，将异句义限于最终差别性，其余相对的同与异另成一句义）、无说（事物的非存在状态）。

胜论派的句义论中包含了此派对许多哲学问题的看法，如极微论、因中无果论、量论等。南怀瑾先生指出，印度文化的传统精神，最后的宗旨都是求得人世间的超脱，因而，求得精神的解脱才是胜论派的最终目的。其对物的方面研究是为获得真知，等同于纯粹的知识论。

正理派主要是从事正确的论证与论理的探求，据说与胜论派为姐妹学派。根本经典是编纂于公元250年至350年间的《正理经》。南怀瑾先生认为正理派开创的目的在于求真知，达到智慧的解脱。其严谨的推理体系都只是正理派的一种方法，而非其大目的。

弥曼差派的主要意图是把《吠陀》中记载的祭仪作论理的解释，并依此进行实践。其根本思想是：《吠陀》文献非人类或神所造，而是在久远的过去世界就已经存在，是圣者依据神秘的力量所感应得到的。《吠陀》圣典的权威性是绝对的，完全没有矛盾或重复无用的语言。此派的根本经典是编纂于公元100年左右的《弥曼差经》。南怀瑾先生指出，弥曼差学派发挥阐扬《吠陀》的祭祀和教法的正统解释，思维考察《净行书》的内义，因此创立“声常住论”，认为《吠陀》经典的文字语言，除了“语意”以外，它的文字“语性”还是永恒、共同、常存不变的。《吠陀》的文字，就是天启的经典，不容否认就是真理，连字声都有极神秘的力量。《吠陀》为最高无上的原理，所以梵文字声，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哲学的基础，启后期佛教——密教咒语的理论根据，非常有力。

吠檀多派和弥曼差学派为姐妹学派，主要以研究《吠陀》文献中的《奥义书》为主。依该派所述，宇宙的根本只有“梵”，而人我的生命本体，实际上就是“梵”。若依据圣典而了知此一真理，即得解脱。现今所见的《梵经》，约编纂于公元400年至450年间，是其根本经典。

这六派的学说虽呈多样性，但任何一派都承认《奥义书》中的业与轮回的思想，而以从轮回解脱为其究竟目的。由于各派皆以自派所说为正确，因此彼此之间屡有论难，与佛教诸派及耆那教之间也常生论争。大乘佛教中观派、瑜伽行派论的书中，可见到佛家对各派的批判。

顺世派为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支派，主张随顺世俗，倡导唯物论的乐主义。这一派主张地、水、火、风等四元素合成人的身心，人若命终，四大亦随之离散，五官的能力也还归虚空，所以人死后一切归无，灵魂也不复存在。这一派否认轮回、业，也否认祭祀、供仪、布施的意义；在认识论上主张感觉论；在实践生活上主张快乐论，并反对婆罗门所主张的祭祀万能主义，而倾向于诡辩的思想。

除了“吾人身心系由四大和合而成”的主张，这一派认为世间一切生物、非生物都是由四大构成；四大可分析“极微”（即物质的最小单位），而于极微之外，世间无任何余物。并进而论定：人虽有精神作用，然而这一作用不过是物质的结合所产生的状态，所以，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快乐。

当释迦牟尼在传教时，这一学派的影响力也十分强大。对此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一派及时行乐的思想迎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凡在动荡的社会、悲凉的时代，或文化历史趋向下坡路时，不产生积极奋发的作为，便走向消极而沉醉于现实的享受。这种思想和主张，即便没有形成学派，也自然存在于人们普遍的意识中，而一经人提倡，言之成理，见之于行事之间，便自会形成一派力量。

耆那派在佛典中又称尼乾外道、裸形外道、无渐外道等。其创始人是被该教信徒称为“大雄”的尼乾陀若提子，原名伐弹摩那。据南怀瑾先生介绍，这一人物和释迦牟尼同一时代，出生在吠舍离近郊的刹帝利族，二十八岁出家求道，修行十二年，自认为已大彻大悟，而得“耆那”（胜者）的称号。在他后半生的二三十年间，组织沙门群众，游化于摩揭陀、吠舍离两国间，最后死在摩揭陀的波婆村。死后不久，他的弟子们分为两大派，白衣派和裸形派（天体派），或称为空衣派。佛经中称他为尼乾子。当摩揭陀国有大饥馑，僧统婆陀罗率领他的一派，移往南印度。其余留在摩揭陀的一派，结集经典。但另一派，不承认这一结集，而且认为南方主张裸形（天体）派的才是正行。摩揭陀派穿白衣，因此种种就造成了白衣派和裸形派的分裂运动，到了公元1世纪时，两派实际分裂，后来又分出许多支派，时至今日，南印度一些修道的人，还是如此。

耆那派认为宇宙由“命”与“非命”组成，命有动与不动两种。动的命是被束缚的众生，轮回于世间，普遍存在于一切存在之中，其种类可分六种：单根（身），如植物；二根（舌、身），如虫；三根（鼻、舌、身），如蚁；四根（眼、鼻、舌、身），如蜂；五根（眼、耳、鼻、舌、身），如兽；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如人。不动的命存在于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之中。非命分为定形与不定形两种。定形的非命为最小而不可分的原子所组成，具有色、香、味、触的属性。不定形的非命为时间、空间、法、非法。时间为一切存在的持续、变化、运动提供可能性。空间是一切存在和运动的场所。法是运动的条件，如水能帮助鱼游动。非法是静止的条件，如树荫为旅客休息提供了方便。

耆那派还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类本性是清净圆满的，但为业所系缚。业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其流入命并附着于命上，称做漏入。业有八类：智业障覆命的智慧；见业障覆正确的直觉；受业障覆命的幸福，滋生苦乐；痴业障覆正信，产生情欲；寿业决定生命长短；名业决定身体的特质；种业决定种性、国籍；遮业决定性力。若要获得解脱，必须制御八业。其制御方法是持五戒，修三宝。

五戒是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淫欲、不蓄私财。三宝是正智、正信、正行。耆那派实行各种苦行，认为只有苦行才能排除旧业，使新业不生，达至寂静，使命呈现原有的光辉，脱离轮回苦，获得解脱。耆那派禁止祭祀，戒除杀生，这些精神都与佛教相同。

依据印度固有文化以及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前后时期的印度宗教和哲学的大致情况，南怀瑾先生认为，凡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他们所积累的文化思想都不简单。印度上古时期的学术思想，虽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因缺乏一个大一统的时期，文化思想的流派也就变得庞杂不清。而我们要想了解佛教的渊源，就需从印度固有文化哲学着手去了解研究，以免误入其他各派哲学思想的范畴里去。

释迦牟尼，一切义成就者

一个宗教的成长，必然有它的文化背景，但开创这个宗教的教主，以他个人的历史，与所建立的宗教，关系更为密切。所以研究一个宗教之先，必须要了解教主的生平，这是不可忽略的事。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不管是哪一种宗教，在言及教主的生平时，或多或少都要加上一层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传说，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衬托教主的崇高和伟大。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传统观念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当今时代的标准下予以新的仲裁，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也在所难免。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南怀瑾先生认为，与其紧抱着神奇传说不放而不能被普遍意识所接受，不如从人本主义的思想出发，潜心研究教主的生平，以明了如何发现宇宙人生的真谛，如何由人格的升华而至超凡入圣，如此反而易于被人接受和信赖，并且对宗教本身的地位也不会有所贬抑，对教主生平的认识也较为客观平实。众所周知，佛教创始于释迦牟尼。“释迦”是他的姓氏，汉文意思是“能仁”，“牟尼”是他的名号，意思是“寂默”。他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约前650—前611），父名净饭王，母名摩耶夫人。因为目睹世间的生老病死及无常诸苦，于是下定决心寻找解脱苦难的道路。他在一个深夜毅然出了城，剃去须发，去寻找永恒的寂乐。国王无可奈何，只好派了五人随从他。苦行者乔达摩和侍者们在恒河流域行脚六年，参访了许多宗教界的名师，研习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修炼最严格的苦行。但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决定自己寻求真正的解脱之道。他独自坐在尼连禅河边苦行六年，在菩提迦耶遇牧羊女供羊乳，发大誓愿，在一棵毕钵罗树下静坐，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战胜了种种烦恼魔障，度过最后一个繁星缀空的夜晚，终于在黎明时睹启明星而豁然开朗，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本来他不想传此圣道，后来怜悯众生之苦，动了大善之念，于是决定普度众生。他先为五个跟随他苦修的侍者说苦集灭道四谛，从此就有了由佛、法、僧组成的佛教。之后在四十余年中不停地为各阶层的人们说法。最后大行大愿圆满，示寂于拘尸那罗。

南怀瑾先生指出，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约相当于中国春秋前期，关于他住世的准确时间，古今中外的学者还未有统一的结论。从世界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历史的演变都是一片混乱，但却哲人辈出。中国有老子、孔子等人；印度有释迦牟尼的哲人僧团；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都是影响后世文化垂范数千年之久的人物。在那样一个时期，中国的历史固然是各路诸侯纷纷自立地方王国，可毕竟还有中央的周天子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相较之下，印度则无一个一统局面的帝王，数百个小国争权分立。释迦牟尼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位国王，并不是统一全印度的共主或皇帝。释迦牟尼的种族地位，属于掌握军政的“刹帝利”阶级，拥有世统的贵族权威。